【规划月度大讲堂简介】
诞生于2015年8月。
“中规院业务交流会”的“姐妹花”活动。
一个下午,一个主题,一组项目。
热点、新类型……
有深度、有内容
单向交流、双向互动
总工室与党办、人事处、各业务所室……
倾力合作、共同呈现
海绵城市、多规合一、城市设计、城市安全、城市更新……
欢迎“点播”,欢迎“登台”


2016年6月23日下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6年第三期“规划月度大讲堂”在院主楼开讲,本期主题为“更新不止于空间”,内容包括主旨报告、案例解读、互动对话三大版块,参与交流的专家和同仁以自己的实践经历深入探讨了城市更新的问题,本号将逐一推送,欢迎分享。

城市更新是当前规划工作的重点之一。中规院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在组织层面有两个标志,一是在2015年院内部的重大机构调整中第一次成立了以“城市更新”为名称的所——城市更新所;二是在院里开展了跨所、跨部门的重大的城市更新工作——三亚双修,这项工作以城市更新所为基础,水院、交通院、风景院以及相关部门共同参加。
我不是城市更新方面的专家,但作为一名职业规划师对城市更新的现象和规划有一种天然的兴趣。最早是1991年,我在英国短期学习期间,有两处参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至今。一个是伦敦的东区——道克兰码头区,看到一个已经衰败的码头区正在进行的更新工作,后来多次去看,大家知道现在已经成为欧洲最繁华的金融中心了;另一处是Covent Garden(考文特花园)——英国战后第一个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城市更新项目,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和我们今天一样也是一片拆声,从1970年代初开始,学界、社会界、舆论界反复对这件事情进行批判,终于在1978年大伦敦地方政府才通过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以保留和更新为主的Covent Garden改造规划,至此伦敦中心地区留下了一个活力四射、有趣的多元化地区。
这次的报告讲稿是今年3月17日在伦敦UCL举办的城市更新的国际论坛上的演讲,下面结合今天会议主题谈谈一些观点。
报告的题目是“城市更新:经济转型的规划响应”,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在欧洲、北美在二次大战以后和我们今天一样,出现过一个现代建筑、现代城市运动的时期。在那个时期就像今天拆城中村一样,拆了很多贫民窟。在历史街区修立交桥、宽马路,与我们今天的情形很类似。欧洲从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经济转型,整个建设方式、规划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看待历史要有历史唯物主义观,不能对过去30年做简单的否定,任何空间上的变化都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城市更新作为今天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和我们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是紧密相关的。
过去30年我们城市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增长,简单地讲就是在用地上的倍增,我们做过一个统计,从1981年到2014年,城市建成区面积由0.7万平方公里增加到4.9万平方公里,是原来的7倍。各类工业区、新区规划面积达到7万多平方公里,实际建成2.8万平方公里,是建成区面积的60%。

新区空间分布格局(按已建设面积)
资料来源:住建部城乡规划司专项报告2015.
城市用地蔓延和空间结构调整是主旋律

以深圳为例,1982年、1996年的两版总规典型地反映出我国城市空间的扩展和结构性变化。这种空间上的倍增局面,西方人很难理解的,其实这种发展是和中国处在弥补工业化短板和城市发展短板的历史时期紧密相关的,深圳无非是一个典型代表,北京、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城市基本上都是这样。

深圳市总体规划图1982

深圳市总体规划图(1996-2010)
城市更新在我国1990年代逐步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内容是渐进推进、梯度发展的。这和当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我自己在1990年代写硕士论文时,曾经做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在国家图书馆查过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化设施数量的建设和GDP的关系资料,结论是有紧密的相关性。
城市更新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城市更新最早从发达地区和发达城市开始,以上海、北京、广州一线城市为代表,上海的新天地、北京的“798”、后来是苏州的平江路、前门大街改造、上海1933老的屠宰场,包括广州、温州等等城市一系列的改造,可以看出这个过程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以及结构性调整的要求出现的一种规划现象。

分析可以看出,从1990年代初开始,差不多10年一个周期,1990年、2000年,2010年,是一个逐步递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规划的理论和方法有了很大的变化。

城市更新的方法:从单一到多元

从更新的方法论方面可以看到从最早的物质性规划逐步过渡到有文化复兴的内容;从单一的功能逐步转向到多功能;从市场导向转入市场和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从单一项目逐步过渡到历史层面的综合判断。
这其中有很多经典案例。我们可以带着欣赏的眼光,也可以带着批判的眼光回过头来看。新天地当时一片叫好,现在看属于比较绅士化的发展历程,不那么市民化,和城市的文脉以及城市生活有一定割裂,但对城市风貌的保护起到了一定作用。


后来的田子坊就更加多元化、自下而上,一些艺术家自发形成了工作室,政府通过一定的公共服务形成了一个多元化、市民化的空间。

再后来就是成都的宽窄巷,更加商业化和文化性,提供了非常丰富多元的城市生活。


到了苏州平江路改造,和老百姓的生活结合得就更加紧密,一些日常的基础性设施的改造不是那么高大上,而是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在风貌上并没有像“798”或者上海的新天地那么豪华,而是很实用。


三亚“双修”:政府主导、多力并举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三亚。三亚双修项目是政府力推的,不是自下而上,目前是部里的一项重点工作。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多力并举会是一个什么效果,今年九、十月份会有比较完整的展示。



城市更新在当下作为一个规划主题,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国家经济转型带来的规划响应。为什么这么讲?我们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是出口导向、投资导向,没有真正使消费驱动发展,无论是搞新区、开发区、工业区都能顺理成章地发展下去,但是进入消费驱动的发展时期,所谓的经济供给侧改革对城市的建设内容、城市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今年业务交流讲崇明岛的“生态+”问题,比如讲长沙2050战略以文化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如何提供更多的城市生活以及以文化为核心的城市内容改造的问题。



我一直讲乌镇比较有代表性,乌镇之所以成为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总书记亲自参加开幕式,我理解不能仅仅看做是互联网的事件,而要看到是对中国未来城市空间怎么看的问题,以及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我理解这其中有着丰富的内涵,我对乌镇的理解就是:中国的空间+世界的经济。如果能够这样交相融合,所谓的现代化、地方化就是一件事情。

前30年中国城市空间的蔓延和结构调整,在世界范围里面是具有普遍性的。二次大战以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一过程,但在不同时期随着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规划的理论、法规和技术方法的被动应对还是主动响应效果大不相同。
城市的功能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会随时转变,消费驱动发展时期,历史文化资源富足的地区和城市会成为新的发展热点,保持高品质是挑战。
规划的根本目标是城市生活的更美好,但城市空间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平衡,是规划的永久挑战。地区的文化价值能不能保留下去,很大的一方面不是我们在象牙塔里面只想着保,而是要对它的经济价值有充分的认识,这是一个规划师客观判断历史文化街区能不能有序发展,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否则“梁陈方案”的现代版也许会永远上演。
同样一个问题、同样一个事件、同样一个地区、同样一栋建筑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认识。我们总是会后悔拆掉的那些东西,被拆掉的过程就是“梁陈方案”的现代版。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更新永远在路上。
注:本文根据演讲视频整理,已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