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愁经济学堂首站丽水市莲都区于2016年1月8-9日开讲,特邀夏铸九、王军龙、董筱丹、欧宁、石嫣、刘昭吟、赵燕菁、刘宇扬、孙君、林德福、潘陶共11位专家,从各自不同领域出发、多元思想相互碰撞,共同探讨“以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之主题。《乡愁经济》特将讲师授课内容整理成文,以供更广大读者分享。


历史上有这样一句话,“人类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一片沙漠”。世界上有五大文明,其中四大文明都是人类走过之后留下一片沙漠,唯独东方的农耕文明是人类走过以后留下了春天。但是近几十年来,农耕文明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的,由于我们对农业文明无知,对农民不尊重,导致这种古文明在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在下滑。

经历了3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曾经美好的乡村已经成为时代的奢侈品。清新洁净没有任何污染的空气,你再有钱也买不到;清澈鲜活的水,你再有钱,也不可能单独为你铺一根自来水管;你再有钱也不一定天天吃得到安全放心优质的蔬菜和粮食;你再有钱也不敢让自己的父母儿女自由自在地走在中国城市的马路上……这些我们可望不可及的东西难道不比几个包包、几件衣服、几根皮带、几块手表更奢侈吗?
田人合一:
在最好的时代做乡建
我们这个时代是做乡建最好的时代。没有战争,没有瘟疫,老百姓安居乐业。虽然乡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站在100年的时间维度来看,今天是太平盛世。三农虽有问题,可是农民的生活与收入已大大提高,政府对三农问题也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政府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想让农村更美丽,想让农民更安居乐业。但是,方法却一直有错。错在我们太不了解中国,错在我们太不了解农民。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在文中我坚持几个反对:第一,我反对把农村建设成城市;第二,我反对在中国农村推行乡村基础民主选举;第三,我反对用"以人为本"的概念建设农村,农村应该是"以自然为本"。
中国几千年来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其实是指的天人合一,以自然为本,所以东方文明才能走得最长远。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在农村就是“田人合一”。“天人合一”和“田人合一”的区别就是城与乡的区别。
让年轻人回来,
让鸟回来,让民俗回来
这些年来,我陆陆续续做了大概有20多个乡村项目,成功的大概有6、7个,大部分都是不成功的。一般我做一个项目用三年时间完成,然后再留三年临床试验时间,最后三年做评估,每一个项目要去现场40次左右。一个项目是不是成功,基本上要用9年时间才能最后予以鉴定。做一个项目对我来说,前三年时间花费的精力并不多,后面六年则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多,因为我一直试图在项目完成后找到一种规律。
新农村建设,可以概括成三句非常简单的话,就是“让年轻人回来,让鸟回来,让民俗回来”。我们在制定一个标准的时候,一定要让农民听得懂,让城市人听得懂,让执行者也听得懂。
乡村建设和美丽乡村的本质是什么?是种田。我的项目,做得最多的就是让农民回来种田,让年轻人回家。中国农村不稳,城市就不安;农村没有自留地,城市人的柴米油盐就一定出问题,农民不养猪,中国的农耕文明就会断裂……
一百多年前,农村都是农民自己建的。一百年前中国没有规划设计师,农民建村庄本来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今天却建得不简单了,为什么?因为不是农民建农村,是城市人建农村,把一个原本非常简单的事情弄得极其复杂。所以近30年来,中国农村都建得不像农村,这就是在破坏。只要坚持田人合一,村落就会延伸,只要把自治的权利还给村干部,乡建根本不用我们操心。中国几千年来权不下县,都是村民自治、自己治理、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底线的农耕文明。
村庄主要有哪些内容呢?有村民自治、村规民约、保护村民、和风护水,这就是中国农村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在今天城乡规划法的农村规划中很少提到。我们回头看看老祖宗们留下来的村庄,每一个村庄都很漂亮,都有自己的特色。
乡建的三个体系:
感性生活、理性生活、精神生活
乡村建设分三个体系:感性生活、理性生活、精神生活。
感性生活就是农田、人、家、房、村庄、生活、生产,这些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主要表现为农民房子、庭院经济、熟人社会、公共空间。农民是这里的主体,以生活与生产为基本形态,以家为单位。农民只要离开了农田,就不再是农民。农民不住在田边,那就不是村庄。农民不养猪,我们就没有家园。中国人的“家”,就是上面一个房子,下面一头猪。

第二是理性生活。理性生活是乡村建设中的灵魂。孝道,亲情,民俗,村规民约,乡贤核心人物,伦理道德,这些是美丽乡村的核心。村干部与精英人群是这里的主体。有一次我在郝堂村,正好中央电话台来拍纪录片,一群记者坐在村里面,我们当时特别感慨。感慨什么呢?郝堂村80%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孩子也回来了,老人、孩子都在我们周围转。我们紧接着去了另外一个城市的养老院拍一个话题,一群老人傻乎乎呆在那个地方,晒太阳。你会突然感觉到养鸡、养鸭才叫做养,人又不是鸡鸭,养老养什么呢?给了钱就行了吗?不是!自古以来,全世界只有东方文明把天人,即人性和天性结合得最好。中国农村从来没有养老这个概念,而是叫做孝道。中国农村从来没有上岗和下岗这个词,也从来就没有退休这个概念。中国农民永远和生产在一起。
第三,精神生活。是家谱,祖坟,祠堂,庙宇,鬼神,宗教,儒释道等等。主要表现是庙宇建筑、集市、庙会、婚丧嫁娶、家族文化、教育与乡绅。从前乡绅在农村很重要。原来做官的人,致仕以后回到村里了,家里还有几分田,干嘛呢?做三件事,一是弘扬孝道,二是为乡贤,三是做教育。现在中国农村有两个信仰,一是共产主义信仰,另一部分是农民的信仰,农民信观音,信土地庙,信如来佛,那是他的信仰自由。 
回到常规农业,
才是农村的希望
乡建要做的事情是哪几件事情?第一,在村委会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这个非常重要。一个村有的也就一两个姓,大多都一个姓,是家族式的,所以村干部就是家长。乡建的顺序是知情、明理、参与、得力,要建立一个在村集体经济下的家庭经营模式。
第二,常态下的农业经济应该是以家庭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经济。我做乡建,不做旅游,不做招商引资,也不做什么特色农业,该种什么种什么,这就是常态农业。种了几千年地的农民,只要还在土地上就有自信,只要在种田就有自尊。经常说农民要直接面对市场,他怎么面对市场?他会报关吗?有周转资金吗?会储存吗?能解决运输问题吗?能解决市场对接问题吗?能知道市场需要多少粮食吗?农民都不知道。农民就是种田。农民与市场消费之间一定要有企业和公司来跨两头。农民他不讲契约,也不讲合同的,农民这一方讲道德关系,市场这一方讲法律关系。
农家乐、民俗、大棚经济、规模农业一定是补充经济,占中国农业不能超过15%,要适可而止。回到常规农业,这才是中国的希望。城乡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到底有哪些差异呢?城市人信神,农村人信鬼;城市人为钱忙,农村人为情忙;城市以人为本,农村以自然为本;城市是法治社会,农村是自治社会;城市钱是推动力,农村儿子是生产力;城市法重于情,农村情重于法;城市靠福利养老,农村靠儿子养老;城市人喜欢四季如春,农村需要四季分明;城市是阳历,农村是阴历;城市是人围着狗转,农村是狗围着人转;城市文化是表演,农村文化是生活;城市是西医的管理模式,农村是中医的管理模式;城市生活在铁笼中,农村人生活在天地间;城市是动态的,农村是静态的;城市是男人,农村是女人……城乡之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社会体系。如果完全错误地理解了这两个体系,怎么可能把农村建得美丽呢?所以一建就乱,一建就错。我们太不了解中国乡村了。
我做乡建的“孙九条”
我做乡建有一个“孙九条”。
第一条:不找三次不去。第一次找你是一时激动,因为看了媒体的报道,千万别去,那是拍脑袋的。第二次找你,可能是想了一通,认为这家伙肯定能做,来试试吧,但这不是买卖,千万别去。第三次他来找你,估计是他想明白了,再去。
第二,我的项目不允许做专家评审,我设计的东西,不允许改图纸,因为我不信任他们。
第三,所有项目在建设过程当中,不允许大领导来参观。大领导来参观,讲一句话,不敢不听,因为你官职比他小;听我又不愿意,因为他不是专业人。
第四,项目不能还价。为什么呢?因为好项目就要好投入,好项目一定有好团队,好项目一定要落地。
第五,主要领导如果已经任职满两年半以上,坚决不合作。
第六,对农民没有利的我坚决不做。我做过这么多年的项目,没有挖过一次农民的祖坟,没有拆过一次祠堂,没有把村庄里的农民搬迁走。
第七,项目重复做过的坚决不做,规划不能很快落地的也不做。
第八,两年之内不准宣传报道,只要一宣传报道,就会招来很多麻烦。现在的媒体报道常常是很片面的。
还有一条就是所有项目不允许招投标,因为招投标招来的人根本不是你要的干活的人。招投标招来的那个老板,可能还会把这个标再去卖两次、三次,中途要有少到25%、多到40%-50%的费用,这些钱白白的在招投标中被招掉了。所以我现在做的所有项目,都是由我来指定施工队,我指定做施工图,我指定建筑工程队,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能做成什么样子。
“孙九条”,已经逐渐变成我们行业内的很多人都开始执行的九条规制,规制的目的是什么?对甲方负责任,想给甲方一个好作品。
三方合作的五山模式:
湖北堰河村的乡建实践
2003年我做了湖北堰河村,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几年,基本上可以鉴定成效了。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这个村依然稳定在发展,村干部驾驭村庄的能力比以前更强了,年轻人也回来了,村民只要勤劳,老少都会有收入。村民平均每年会增长200元左右,村庄没有上访与打架,村里有了“堰河香”农民的品牌,村集体经济逐步完善。
最初做的时候,就和村、镇和县里面的领导说,希望我们做的这个村庄不要大富大贵,村民每年能增长200块钱就很好了。不能用北京、上海的收入来和他们强比。农村的穷富,和周边的村庄相比就可以了。这个项目在做到中途时,得到了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支持,他认为我这个项目的很多做法、提法都是和中央不在一条线上的,但是他说:“你这样做的是对的,因为你把农民放在第一位,因为你尊重基层干部,因为你实事求是,所以我力挺你”,因为得到了俞正声书记的支持和理解,项目就一直在顺利地往前推动。
这个项目名字叫“走进五山,三方合作,开启民智”,什么叫三方合作呢?就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加农民三方建成一个乡村共同体。当时我们组建了一个非常综合的团队,人员背景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生态学,自然学,社区学等等。2003年12月17日我们开始了对五山地区的考察。我们发现,乡村不仅仅是生活贫穷,精神上更贫穷。当时堰河村基本上树全砍完了。大家看到最多的现象是打麻将。当地的农妇吊着盐水瓶,发烧39度,还在打麻将。家门口的垃圾堆得都下不了脚,用一个跳板,进到家里,就那样还在打麻将。村子里到处是垃圾,污染,污水,还有标语口号。我去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村里所有标语全部铲除,不需要,实实在在做事就好。



当时我们选择这个村是有标准的,第一是这个村没有资源,第二个村路途遥远,第三没有太好的环境或者是产业,为什么要这样选呢?就是要选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因为只有这样的村,才具有推广和复制价值。
乡村建设中的几类人
乡村建设当中,特别重要的是对村庄人群的层次分析。在中国做乡建,必须要搞清楚几类人。第一类人是村庄的核心人物,一般来说,他的祖上是大户,或者父母就是村干部,一定是品德好口碑好的人,这类人在村庄是举足轻重的人。
第二类人,是乡村的精英分子,有文化的;或者是做过生意,外面闯过事,会一点手艺的,这个人群是村庄的发动机,他可以激活村庄,但是这个人群和核心人群往往不对光,经常有矛盾,要做产业做经济必须要找到这个人群。
第三个人群是普通老百姓,这个人群量很大,75%以上,他们是不确定的,会两面跑。这些人群你不要做他工作的,找到核心人群,或者精英人群就可以了。
第四个人群,就是贫穷人群,这一部分成因特别复杂。这个人群分三个类型,30%是天灾人祸的,30%是天生智障的,生下来就有缺陷,还有40%是好吃懒做的,能说会道的。在中国农村,只要是干净勤劳的农民,大部分都能过好日子。你到农村看,那个好吃懒做的人家,家里搞的很脏很乱的,连猪都养不大。 
在做项目当中,县上的一把手非常重要;然后到乡镇,镇是承上启下的;第三到村,村长和主任。你把这三波人搞明白了,只告诉他怎么做,把能做的不能做的都甩给他都没事。
我在堰河村村里生活了两个多月,项目做不下去。后来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有一天老书记大清早把我喊到他家,他说我请你吃饭。这个人在村里是核心人物中的核心,他儿子是现任村书记。他盛了两碗粥,他一碗我一碗,粥上全是苍蝇爬在上面,他端起粥喝掉了,把苍蝇赶一赶,我一看,这意思明摆着,你喝不喝?喝了留下来,不喝就回北京。我也一句话没讲,就喝了。他说,小伙子,这个事做成了,不用你操心了。你要做的梦,我帮你做。

关键时候得到核心人物的认可,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乡村做项目当中,都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对农民了解的过程,你想了解中国,就要走进乡村;你想做好农村,就要走近村干部,这是至理名言。
经济解决今天的问题,科技解决明天的问题,教育解决后天的问题

堰河村因为砍树破坏了生态,每年都会遭遇洪水爆发,大桥、路全部给冲掉。有一天晚上,我把村民全部召集在一起,给他们看照片,说“你们看这两块黑石头没有被大水冲掉,知道什么原因吗?”大家看半天,看明白了,因为上面有两棵树。我说对,因为有树,它就会固土,有树就会蓄水,有树就不会有山洪爆发。从那天开始,村里制定了村规民约,约什么呢?第一,不允许任何人砍树,不允许任何人上山挖树。第二,生男孩栽16棵树,留3棵树给村集体,生女孩种12棵树,留3棵树给村集体。
我又把这个村从1949年到现在的老干部召集在一起,让他们想一想村庄应该什么样?他们说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变成这个样子是谁的责任?一定是你们的责任。摆在眼前有两条路,第一条路,等温家宝给钱做农村建设,他们说可能性不大。第二条路,发扬中国农民勤劳勇敢的志愿者精神,用义工想办法建设自己的村庄。你们带头了,村民就跟进了。这个村3年总共每个人出了263个义务工,在没钱的状态下,靠村民的义工,完成了新农村建设。
我跟村民讲,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四件事。种田,田人合一,所有的村庄建设,房子不能离开田,这是原则,传宗接代,建房筑祠就是你们要做的事。政府要完成的是硬件,你不要插播软件,软件自治交给村委会,企业家带进来以后,帮助他们共建而不是在企业家的牵制下建设。修复土壤,推动有机农业,要让妇女、老人与儿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2004年3月12号我离开堰河村回北京,堰河村的村民和村干部送我到桥头,他们说孙老师,你还回来吗?我说回不回来看你们啊,你们欢迎我回来我就回来,他们说我们当然欢迎你。我说:“你们这个村庄脏成这个程度我怎么回来?你请客还把家里收拾收拾。”他们说:“孙老师,你一个月回来,我们给你一个惊喜。”
村书记在3月14日上午召开村民会议,开始在村里进行垃圾分类。我们不参加是不想介入得太多,事要他们自己做,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和思想。在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出入是正常的,这个过程少不了,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4月12号我回来的时候,整个村庄干净到连一个烟头都找不到。从那天起我又给他们做了规定,每一户住房前50米,后20米,左20米,右20米,全是你管的事情。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女人搞卫生。第二件事弄中堂,中堂是中国人最干净的地方,最神圣的地方,每一家都要把中堂搞好。村里没有钱,我找到县委书记,借了5000块钱,他说你借5000块钱干嘛?“我要在村里搞卫生。”他问怎么搞?我让村干部组织,说村里搞卫生比赛,大家来评分评奖。第一名奖一个电视机,第二名奖一个水瓶,第三名奖牙膏。村民们都开始大搞卫生,整治自家周边环境,5000块钱,让村庄焕然一新,这个变化让所有家庭感到亲切,也让在外上学回家的大学生,来串门的客人,都十分惊奇,说一个村庄这么干净,万万想不到。
村子变得这么干净,政府想给他们买垃圾筒。我说不要买。农民家搞卫生,自己找的垃圾筒,就会特别爱惜,政府配的他就不爱惜,所以政府最好不要参与。每家人家的垃圾桶不一样,卫生做完他还洗垃圾桶,为什么,因为这是他家的。
在村庄建设的过程中,我要求村民做到“垃圾不出村,污水不入河”,不能你们致富了,就影响下游。村里的垃圾从源头就开始处理,进行分类。村里有个小孩扔东西,不注意扔到外面去了,他母亲就很生气,她说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跟城里人一样,到处乱扔。一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他不相信这个村垃圾分类做得好,他去村里采访,嫌自己写的稿子不好,撕了就扔,往桶里扔,因为风大就吹到外面去了,他没当回事就走了,刚一离开一个老太太从农田走过来把他的纸捡起来放进了垃圾桶,当时这个记者就特别感动,说:“什么叫文明?这就叫文明;什么叫文化?这就叫文化。”

我们在农村做项目过程当中,也在不停地受到感染。我在中国农村做项目,都要建好学校,在我做的乡村学校都比村委会建得漂亮。中国农民是最尊重文化的。天地君宗师,老师就是教育,中国农民把文化把教育是摆在中堂上面去的,是作为信仰来供着的。经济是解决今天的问题,科技是解决明天的问题,教育是解决后天的问题。

在农村做项目当中,最难的就是与农民在理念上的冲突。房子对中国农民来说,就是一个教育体系。比如在中国农村建房子的大门就很讲究,要门不对门,门不对窗,门不对角,门不对亭,门不对坟,门不对山头,门不对树,门不对路,拐弯的也不对,光大门不能对的就有20多种。这些禁忌,有的属于治安的考量,有的属于心理学,有的属于信仰方面,非常复杂。还有,农村建房也是按照血缘关系,按照宗族关系排列出来的。农村建筑的边界及其严格,我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叫《乡村边界》,谈在乡村,什么叫边界,分得非常细。在乡村建设过程当中,这些个讲究,农民已经不太懂了,规划设计院更不懂,政府也不懂,但是有一个人群懂,就是算命先生和老人。在中国的乡村,有一拨人是中国乡村文化和乡村文明的守护神,那就是风水先生。

在农村盖房子花钱跟城里盖房子不是一个概念。农民建房,一个造价接近30万的房子5万块钱就能建了。我原来一直不理解,我在城市买房,少一块钱开发商也不会卖给我。后来我明白了,原来农民用钱和我们用钱的概念不一样,他们有一个信用机制。卖砖头的,我欠你的砖钱,可以等明年收了稻子还你钱;卖沙子的,我现在没钱,后年再给你钱,可以赊账。我说你打条吗?不打条的,到时候就会把钱给他的,我们不会忘记的,忘掉了多丢人。
农耕文明中有农村和农民所依赖的生产方法和生活方式,在乡村建设过程当中,每到一处建设都会和政府有巨大的冲突,但只要本着实事求是、尊重民族文化、让农民安居乐业的原则,就不会错。我们说留住乡愁,却谁也不去住农村有乡愁的房子,凭什么让农民住呢?只要站在农民的角度和他的生活环境来考虑农民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好农村。
五山茶坛的诞生:
信仰与自治才是乡村建设的方向标
堰河村项目中做了一个五山茶坛。堰河村紧挨着武当山,当地有茶园。茶坛花了3万多块钱,取东南西北中五座山中的水土,找一个吉时(12点28分),准点把五方之土和五方之水撒在茶坛下面。取土非常讲究,是村里选出来最有影响力的人去取土,去装水,覆土则是由村书记完成的,然后全镇的茶楼和每户农民都写上自己的愿望,你想干嘛,我的愿望是什么,叠成纸条条,埋在这个茶坛下面,用瓶子装好封好。

我们有意无意让信仰在村民的心中逐步在完善。只有村书记才能动这个土,很神圣。当时很多人说孙老师你这样搞太迷信了,将来会有麻烦。我找县委书记来,县委书记来了带头,一拜天二拜地三拜雨露。拜茶坛现在变成地方上一年一度的盛事了。每年春茶上市的时候,这个文化仪式就被激活了,它不再是一个形式,而具有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意义。这件事只花了几万块钱,但激活了一方的信仰。

村里没有钱,但一直想建个大会堂。我让每一户农民到河里摸一块石头,放在树下面,就在树下面搞一个“大会堂”。不下雨就可以开会,一开会,每一家就到自己那块石头那儿,因为是自己从河里摸的石头,哪一家哪一家很清楚。

后来俞正声到这里来开会,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中国真正的人民大会堂”。没有钱办没有钱的事,有钱办有钱的事,新农村建设千万别把所有的目标定在钱上。财力有限,民力无限,这就是堰河村人的农民精神。

没有农民的参与,乡村不可能美丽。堰河村乡建过程当中聚了志愿者精神、公民精神,所以改变是从内到外生发的。从2003年到现在,没有一户上访,村民们也从不打架,从2009年到现在没有发生过一次偷盗事件,农民家平时都开着门,这就是安居乐业。现在年轻人也回来了。山还是原来的山,水还是原来的水,人还是原来的人,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因为思想变化了,农民找回了自信,幸福感大增,茶叶也能卖到好价位了。
我们刚去堰河村时,那里茶叶只能卖到五六十块钱一斤,很便宜,还不好卖。这里是湖北地区第一个有机农业茶园,这在2003年、2004年还是很罕见的。当时政府找我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我帮忙卖茶叶。我说要想把茶叶卖出去,就千万不要再做茶叶的事情,而是要做茶叶之外的事情,做人的事情,做环境,做村规民约,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茶叶什么的都好卖。后来这个村有了一个品牌叫“堰河香”。2007年当地的“金剑”茶卖到1980元一斤,2008年拍卖到2000元一斤。
村民自治是美丽乡村的标准
在空间营造过程中,我的原则是,城市有的元素不能要,景区有的元素不能要,公园有的东西都不能要,就是农村,你越像农村越有价值。中国农村几千年留下来的空间营造,就非常美。保护老房子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建筑本身包涵文化与历史,同时也统一表现出这个地域的特点。堰河村的新建筑吸收了本地的火柴盒建筑特色,终止了欧式建筑,村里所有建筑都随着这种本地特点的建筑而变化。农民很聪明,他看这个房子盖出来非常漂亮,就从此不再贴瓷砖。但厨房厕所根据实际生活需要还是要贴瓷砖。农民和我沟通慢慢就没有障碍了,后来这个地方成立了很多施工队。

在整个乡建项目推进过程中,这个村庄没有大拆大建,只是平平和和地在建。我们在当地做得更多的工作就是让农民学会洗抹布、洗鞋垫、弄卫生、做菜、清理厕所、叠被子、擦窗户,全是小事,都是他们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事,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
我给我的定位是画家、是村长助理,为什么?因为我做项目都是依托村委会为主体,他们出主意我们来完善。我认为,一个村的村主任必须要具备两种功能,第一要善良,第二要野蛮。在堰河村时,因为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村民有打架闹事,闹得蛮厉害的,紧接着是基层民主选举,要重新选村长。当时我就紧张了,这个村书记肯定选不上了,跟无数人吵架,跟无数人打架,还拆很多人家违规建的房子,拆猪圈,那些猪圈都是建在路上的违规建筑。没想到这个村书记全票当选了!全村人包括刚刚跟他打过架的人,都投了他一票!选举结果给我带来巨大震动,我哭了,我对农民的信任和感情加重了。我突然明白,农民心中自有一秆称,他们真的不是那种小恨小爱,不是站在个人的利益上,而是站在全村的利益上来进行选举的。中国农民表面上看是一盘散沙,实际上是一颗心的很团结,这件事打动了我,也让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了。
这个项目得到了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镇党委书记和村书记的协助,确保了在12年以后依然稳定地在往前走,我把它界定为我成功的项目之一。堰河村经过了9年之后依然稳定,有高度的村民自治,有非常好的生态平衡关系,河塘里面随时看得到鱼和虾,有60%年轻人回来,老人不需要进养老院,可以在家里四代同堂。这个村完全进入了一个自治体系,村民自治是美丽乡村的标准。
现在的堰河村,可以感受到很清晰的春夏秋冬,农村也像农村,老房子也不拆能住就行,倒了再建,整个村庄充满着一种生机勃勃的乡村景象。没有做旅游,也没有去做工业,而是回到种田,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农村。

找到懂乡建的人,找到对乡村有感情的人,
乡村建设就有希望。
这些年我也一边做农村一边在总结,所以写过很多书,比如《农道》、《把农村建设更像农村》等等,其中《农道》这本书销售量非常大,也算是美丽乡村和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性书籍之一。中国正处在一个从现代化往更现代化的路途上,什么叫更现代化,我认为就要回归到农耕文明。

2008年,我们做了四川汶川灾后重建的秦家坎,三年建设两年完成,其实一年就完成了重建,做得很快。

2010年到2011年,做了湖北枝江市关庙山村,这个两年的项目7个月完成,是我所有项目中做得最快的。项目做得非常好,政府只要下决心了,方向对了,速度是政府项目的优势。

2011-2013年做河南信阳郝堂村项目,这里已经成为乡建的又一个范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都有大篇幅的报道。

2013年则有四川雅安灾后重建的两个村子,雪山村和戴维村。雅安的灾后重建是很重要的一次跨越,实现了室内室外的建设同步完成。


2013年还有一个村庄激活项目是湖北广水市的桃源村,我们在那里要激活的不仅仅是好看的房子,更多的是想激活灵魂深处的那部分东西。

2014年是湖北荆门市的京山太子小镇。这个镇的党委书记找了我三年我都没做。我说每次去你那边,政府官员都在打麻将斗地主,要是把打麻将和赌博全部从镇上消除了,我就一定帮你做。结果他们回去开会,真把打麻将赌博彻底消灭了。他按照我的方法做了,也圆了我一个做中国小镇的梦。

之前有五家单位帮这个镇子做规划,投资规模都在30个亿到50个亿,一个小镇!我就问他,你到底有多少钱,一投就是30个亿50个亿?他说只有2000万。我说那你给我1800万,我帮你做。把这1800万花好以后钱就来了。我们就认认真真地就把这1800万花好。结果呢?1800万还没花完,后面的4000万到了,再后面8000万到了,招商引资都来了。
做乡建就是要务实,别花里胡哨来虚的。没有钱,周边不是在拆么?我们全部拉回来,拉回来以后中间找一点红砖铺一铺,就变得很有感觉了,周边城市拆什么我要什么,灯不要了拉回来,砖头不要了拉回来,门窗不要了拉回来,拉回来的都是艺术品。
我做的每一个项目都要进行评估。项目好或不好,失败和成功都要去评估,要从中寻找方法,用方法总结成理论,用理论指导中国的乡村建设,中国的乡村建设一定要从感性建设进入到理性阶段,这才是中国乡村建设的希望。
注:本文所有图片均来源于孙君老师演讲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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