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工匠精神是指工作者对自己的物质或精神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一种理念。同样,中国出版业也有《辞海》百年成一书的美谈。然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让一切工作需要提速,那么传统出版业固守的工匠精神该如何发展延续呢?且看3位资深出版人的论断。
工匠精神乃务本之道
核心观点:出版人的工匠精神,首要一条是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实现社会效益要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核心一条是认真把每一本书做好,坚持不懈地追求完美和极致,让每一个产品都具有高品质;不可缺少的一条是不断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聂震宁
今年全国两会,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让我们感觉耳目一新。两会期间,尤其是两会之后,经济界、企业界乃至社会各界,都在热议工匠精神。从中国工匠传统到德国工匠精神,从把握新发展理念到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工匠精神已然成为社会热词。至于什么是工匠精神,也有许多专家学者出来诠释,诸多诠释大体都集中在认真执着的精神和精益求精、追求卓越、持续创新、永无止境的态度上,同时也都有与各种行业紧密相关的具体诠释。那么,作为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出版业,如何来认识我们所需要的工匠精神,应当予以认真思考并切实践行。
出版人的工匠精神首要一条是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这是一切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使命感的出版人必备的精神。早在20世纪初,中华书局陆费逵即在他《书业商之修养》一文中指出:“书商的人格是最高尚最宝贵的……如出的书有价值,使人读了获益匪浅,能贡献于社会,书业商的人格即高尚。”正因为如此,陆费逵才称得上现代教育出版的第一人。20世纪40年代,生活书店原总经理邹韬奋在他《事业性和商业性问题》一文里强调:“如果因为顾到商业性而对于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杀政策,事业必然一天天衰落,商业也就随之衰落,所谓两败俱伤。”也正因为始终坚持出版业的事业性,妥善处理事业性和商业性的关系,邹韬奋才被誉为“出版事业的楷模”。
出版人的工匠精神核心一条是认真把每一本书做好,坚持不懈地追求完美和极致,让每一个产品都具有高品质。首先是决不放松内容质量,要做到字斟句酌、如琢如磨。大编辑家叶圣陶指出:“加工之事,良非易为,必反复讽诵,熟谙作者之思路,深味作者之意旨,然后能辨其所长所短,然后能就其所长所短而加工焉。”而且,“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能放过”。除内容之外,出版人对校对、设计、印装质量也要做到一丝不苟。当年邹韬奋曾发誓,第一不能容忍错字,第二不能容忍脱期。为此,他经常蹲在印刷所和工人一起排版、改错字以致通宵达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范用说过这样感人的话:“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别人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纵观出版历史,大凡优秀的编辑出版人,无不是既会联系作者,又会设计选题,善于谈稿组稿,长于编辑加工,严于校对整理,精于版式封面乃至认真回复读者来信、到书库打大包……有老编辑家称:出版是个手工活。诚哉斯言!大凡工匠总是从精于手工做起的。
出版人的工匠精神不可缺少的一条是不断创新。用中国古人提倡“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要求出版创新最为恰当不过。出版机构总要不断地出版新书,从理想的境界来看,每一本新书都应当有其新意所在,否则便可能是低水平重复出版。商务印书馆原董事长张元济在100多年前就说过:“平生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所以才有了20世纪初叶商务印书馆的《新字典》《世界文库》等创举面世。邹韬奋主办“生活”系列周刊和生活书店,最为主张“要有创造的精神”,这才有《生活》周刊每周必有新意,全面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好书成阵,门庭若市。也正因为出版人坚持创新,才有了鲁迅提携萧红,郁达夫寻找沈从文,巴金发现曹禺,中国青年出版社扶持《红岩》写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扶持《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乃至力推《白鹿原》等不绝如缕的创新故事。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业和出版人的工匠精神正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特别是近10多年来,不少出版企业进入产业化发展,在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行业环境和从业者的职业心态也在发生变化。“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在人们更多关注规模、增速和利润的时候,对于秉承工匠精神专心做书自然就关注不够,许多经济效益不明显但颇具文化价值的出版物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投入和重视。产业加速发展最便捷的路子当然是资本运作和规模扩张,这时候犹如在股市上炒股,再去谈什么工匠精神,当然搞笑。可是,出版业毕竟是出版业,即便是产业化发展,其立身之本也必须是出版物生产,是做书做刊,为此,需要始终如一地提倡出版人的工匠精神,确保全行业健康地行进在务本之道上。
当编书匠其实不简单
核心观点:出版人需要怎样的工匠精神?我想至少应包括:敬畏文字的精神、继承和创新的精神以及甘于平凡的奉献精神。
□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陈鹏鸣
过去的编辑常自谦为编书匠。随着工匠精神的流行,做一名具有工匠精神的编书匠其实很不简单。
历史上有不少知名编辑,他们以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地追求完美。战国末年吕不韦主持编纂完成《吕氏春秋》后,以一字千金的高价悬赏纠错;西汉刘向等人在编辑古籍时,创造出“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的古籍校雠方法;明朝毛晋延请知名学者,在汲古阁精心校刊古籍,毛刻本行销全国。近现代以来,许多出版人以工匠精神推陈出新,“点校本二十四史”、《辞源》、《辞海》、《大百科全书》等一大批精品力作相继出版。但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的图书出版市场有“高原”、缺“高峰”,原因固然很多,而工匠精神的缺失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出版人需要怎样的工匠精神?我想至少应包括以下3点:
一要有敬畏文字的精神。出版是与文字打交道的职业,古人一向敬畏文字,传说仓颉造字鬼夜泣。即便到了今天,许多偏远地区,还保留有敬惜字纸的习俗。出版人要以敬畏之心对待文字,坚守出版的质量门槛,努力挑出书稿中的所有差错,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都要斟酌再三,绝不放过任何差错,力争出版之后不留下任何遗憾。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过程中,“校对王”白以坦以及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校对们将工匠精神发挥到极致,四卷本《毛泽东选集》至今未发现一个差错,真正做到了“百万无一失、万万无一失”。与此相反的是,个别出版单位盲目追求经济效益,不重视编校质量,编辑素质不高,甚至不设专职校对人员,将书稿的编校工作完全交给“黑马”等软件来处理,以至于“无错不成书”这样的咄咄怪事屡见不鲜,出版物质量严重下滑。
二要有继承和创新的精神。出版人的继承体现在对传统的尊重上,过去工匠学技能,要入门拜师,没有师傅的引领很难入门,更难登堂入室。现代社会虽然可以通过教育培训来传授入门知识,但师傅言传身教的作用难以完全取代,关键之处,师傅的一句指导,有时比起书本上、教室里的几节课更有效。现在一些出版单位,依然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对于新入职员工,除了业务培训之外,还选派严谨的老编辑、老校对担任他们的师傅,以老带新,两三年后,新员工方能独立工作。出版人的创新体现在出版的各个环节,特别是选题策划时的独具匠心上。作为出版风尚的引领者,独具匠心的出版人须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够从茫茫人海中发现有价值的作者,能够从只言片语中发现优秀作品。早年的陈忠实寂寂无名,编辑何启治在读过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后,就约请其写长篇,20年后,《白鹿原》惊艳问世。与此相反,缺失了创新能力的出版人,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风。以至于当一种“奶酪”或“好妈妈”畅销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几十甚至上百种“奶酪”或“好妈妈”,这样的跟风只会让读者反感。
三要有甘于平凡的奉献精神。编辑为人作嫁衣,默默地在幕后帮助作者完善书稿,他们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改正书稿里的错别字、标点符号等硬伤,而且有时还要审查语句的规范性、表达的严谨性、知识的准确性、资料的真实性,以至于谋篇布局的合理性、逻辑思维的严密性等。此外,出版人还要考虑装帧设计、印刷工艺、纸张用料等细节。图书出版之后,虽然在某一不起眼处,署有编辑、校对的姓名,但读者关注的只是作品,很少有人会注意到编辑、校对的姓名,更不会知道他们的无私奉献。作为出版人,对此要有一颗平常心。有人或许以为,自媒体时代不再需要编辑了。其实,未经编辑审读加工过的海量信息,良莠不齐,真伪难辨,有时只能微微一信,甚至是全不可信,这从反面说明了编辑工作的重要性。
出版人是文化知识的传递者,要发扬工匠精神,干良心活儿,从思想深处认识到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于泰山,自觉地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断推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为繁荣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知行合一”: 出版人的DNA
核心观点:时下各行各业热议的工匠精神,其核心的DNA,从思想史上来溯源,我认为说的还是“知行合一”。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傅伟中
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催生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关键词。比如我们言犹在耳的“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现在热议的是工匠精神,大众的解读不外乎是持之以恒,精益求精,专注极致,追求卓越。而财经学者吴晓波说得更为形象,所谓工匠精神,就是做电饭煲的,能让煮出来的米饭粒粒晶莹不粘锅;做吹风机的,能让头发吹得干爽柔滑;做菜刀的,能让每一个主妇手起刀落,轻松省力;做保温杯的,能让每一个出行者在雪地中喝到一口热水;做马桶盖的,能让所有的人都洁净似玉,如沐春风……
微信上有很多广为流传的故事,似乎都在为工匠精神背书。很多人乐于转发,其实未必真正了悟工匠精神的真谛。其中流传甚广的一例说的是全世界年纪最大的三星主厨,年已86岁的日本人小野二郎,他是师傅中的师傅、达人中的达人,在日本享有很高的地位,而“寿司第一人”的美称更是名满东瀛。他的一生中有超过55年的时间在做寿司,他对每一味食材、每一道工序都有明确的标准和流程并且绝不含糊,一名学徒在他的店里甚至可能需要花上10年的时间才能拿捏好拧毛巾的力度与分寸,因此他对寿司所注入的精神,以及技巧堪称世界第一。
小野二郎孜孜不倦地造物是为人们带来美味的寿司,而对出版而言,我们造物的宗旨是为人们带来精神食粮。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出版人工匠精神的DNA和小野二郎做寿司有什么异同?
从日本禅宗的渊源和中国心学的融摄来说,工匠精神形而上的解读其实就是“知行合一”。所谓“知行合一”,就是绝不违背自己内心的标准,并且加以身体力行。江西历史上有一位思想家很了不起,他就是王阳明。自2009年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王阳明及其“知行合一”思想。王阳明“心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最终发展成与程朱理学大相径庭的“王学”,并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过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起初也是程朱学派的虔诚信徒。他曾经多方寻找朱熹的著作研读,并且拜访求教当时程朱学派的大师级人物。但他对程朱理学思想的膜拜因一件事情而彻底改变了。据说,当时他按照程朱理学所强调的“格物致知”,面对窗外的竹子静静地“格”了好些天,光是注重内心的修为而不加以实践,结果不但没有“格”出“知”来,反而病倒了。由此,王阳明开始转向其他的研究方向,最终形成了“心学”思想。他认为,事物之理都在人们的心中,只要人们发现“本心”,自然而然就能够依照伦理道德标准行事,更加注重人们内心的修养,并且付之于实践。因此,时下各行各业热议的工匠精神,其核心的DNA,从思想史上来溯源,我认为说的还是“知行合一”。
出版虽说是“为他人作嫁衣”,但从来就是既可藏之名山,又可传之后世的经世致用的哲学。有些人把出版作为毕生的事业,有的人作为谋生的职业,有的人可能把它作为副业,这其中的差别也就决定了不是任谁都能够成为好出版人的。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很多作家、学者都曾兼职做过编辑,并且颇有建树。邹韬奋、鲁迅、茅盾、巴金、林语堂、叶圣陶、顾颉刚、吴宓等,本身著述甚丰,身怀长技,同时又操弄报刊影响社会,另有夏丏尊、孙伏园、靳以、储安平、李小峰、胡愈之、范用等人,其作为编辑的身份和业绩都十分响亮,称之为“家”,咸所认同。“编辑家”这个词,很难给出完整的定义,但起码应具备一些特质,比如,家国情怀,对社会的关注和人民的热爱;专业素养,专业知识精深,视野宽泛博大;是一个出版社、一份报刊或者一个栏目的精神核心,且该出版社、该报刊或者该栏目在读者中有一定影响;人格魅力,周围团结了一批可以形成影响的作者,且与作者有着良好的互动,具有相当的人格魅力,即使离开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作者和读者也都会跟着走,风格能够延续不变。这其实和小野二郎55年持之以恒做寿司有着相同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做寿司还是做书,“知行合一”始终应该是工匠精神不可或缺的特质。
此外,出版人工匠精神的DNA,从微言层面来说,不仅仅是对造物的持之以恒,精益求精,专注极致,追求卓越,还应该是对文化的温情与眷恋,对文字的礼敬与尊崇,对知识的沉潜与创新;从道义层面来说,则应该是坚持中国视野,找准出版站位,紧扣时代主题,不忘人民中心,始终葆有对传统的坚持与守望,对思想的建设与创新,对变革的承担与分享。
作者:聂震宁等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