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2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控人居遗产研究院院长张杰先生在2016清华同衡第四届学术周“遗产与城乡”专场,带来了一场以“新时期城市遗产保护发展的趋势与任务”为主题的精彩报告。张杰教授在发言中结合国内相关的政策形势介绍了近几年在城市遗产方面所做的工作,并提出了国家保护遗产、利用遗产和对遗产的思辨性讨论。
本篇内容分享张杰教授在学术周上的学术演讲,以飨读者。
中国现在经济将从过去的高速回归到中高速,第三产业会成为以后国家经济、城市、甚至带动农村发展的重要动力。众所周知,三产的范围很广,从街边小吃摊到办公楼里的高科技公司都在其列。国家现在提倡以“创新驱动”带动经济发展,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可能都要在这方面发力。这一动力与城市功能的变化和空间资源的再利用以及保护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另一个问题是城市化。城市化不只是人从农业经济活动转到城市经济范畴,实际上也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方式。现在的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是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根据很多国家的经验数据,如果人均GDP从3000美元提升到5000美元,大众消费、文化消费以及相关的活动会在经济领域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今天我们看到,新型城市化增长的模式、老城区或者我国独特的保护类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已经成为很多城市发展的战略,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长期以来这一领域被城市政府视为包袱,在发展战略中不予以重视,导致旧城或古城只有一些房地产经商或小型私人资本在经营,问题很多。今天房地产的发展已经和以前的大形势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变化就是,老城区会成为城市发展战略非常重要的一环,将成为最主要的领域之一。
近年来,大城市的保护跟城市的发展战略相对接。比如广州,2014年政府将北京路纳入了广州市战略性的重点发展区域。以前城市都是在外延上进行扩张的,但今天外延难以再扩张,加上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老城区就再次成为决策者和经济发展关注的重要领域。
同样,武汉也面临类似的战略再思考。众所周知,武昌区是老武汉蛇山北边的地区。武汉市政府提出了旧城区功能转变的思路,而文化产业将成为其中主要内容,也是城市发展的四大支柱之一。
济南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城市。最近,市政府为响应和落实中央对于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明确把济南过去明、清两代形成的古城以及清末和近代形成的商务区,提升到一个城市层面的战略。
以传统陶瓷产业为主的景德镇市,最近几年也明确提出,要通过老区产业的更新带动整个城市周边或更大区域的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问题更复杂、更综合。2014年中央对北京的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重点就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北京和全国的情况是一脉相承的,但具有更大的示范作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城市更新成为当前特别热的话题。相关会议也都提出了关于延续文脉、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对地区文化差异的关注等内容。
我个人认为,如果城市更新仅仅作为一个狭义的专业领域来讨论,理论的内容都已非常陈旧。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更新在西方就是一个基本话题,而现在延续下来的理论,很多在六十年代中都已经讨论过;八十年代时,国内对城市更新的探讨仅仅是从城市改造的角度来谈的。因此,如果不从今天大的时代背景来思考,城市更新作为一个专业领域,其实没有更多新的内容。
与城市发展战略的背景相平行,我们讨论我国城市在转型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接触到后工业化的概念。从国外后工业城市或社会发展的基本观念看,首先后工业的产业主要是由多层次、庞大的第三产业组成的,其中包括金融、信息、厂商服务等。这样的产业不再存在于冒烟的工厂,也不再依赖于大型的基础设施,它们可以立足于很多灵活的空间场所中,功能在这里可以高度混合。
显然,在工业化时期,一个化工厂不能与居住区相毗邻,但在后工业时代,白领就业的高科技产业的小公司就可以在住宅楼里就创造出可观的产值,而不对居民功能造成太大的影响,甚至和平共处,乃至带动整个混合社区的良性发展。所以,对于后工业产业带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空间要求的包容性非常强,所以说后工业是一个柔性空间的时代。
像很多后工业的欧洲国家一样,我国的主要城市现在也面临外围可开发土地越来越少的局面,所以郊区化会放缓,有的地方接近于停止,比如北京新一轮总体规划就宣布已经不再增加新的建设用地。我们可以看到,旧城局部复兴将是一种必然。
新的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就是文化。在当今世界,文化已成为城市竞争乃至国家竞争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一特点已在现阶段的城市发展战略中有很多具体的表现。

当广州提出把北京路和历史文化名城最核心的古城作为战略发展地区时,如何挖掘文化、保护遗产就成了人们必须关注的问题。我们在广州的工作中,通过与政府、地方的专家沟通、市民的参与等方式,基本上形成了广州古城越秀区以文化、三产服务业为的发展策略,归纳提炼出了古城遗产资源保护利用的框架。


在这个结构下,还有结合发展策略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项目可以实施。这一工作的重点就是,把历史要素重新梳理清楚,使这些内容在未来能得到彰显,同时融入到城市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另外,我们在规划上跟相关部门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推出更新单元的方式、人口的疏解以及进入政策等等。
在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批复后,地方政府还做了大量的社会宣传工作。同时,广州规划部门非常及时地推出了老城和新区不同的规划标准,这个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北京市政府也准备召开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政府会会,通过一些政策措施,探讨北京的老城和周边山水之间的城市特色彰显,如何推进城市整体保护的问题。
在新形势下,武昌也有类似的举措,但又有自身的特点。武昌古城区在过去一、二十年武汉整体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是被遗忘的地区,也是持续衰退的地区。外围的发展使原有的城市中心从大的经济格局中脱离出来,给古城带来很多发展的压力,而保护面临的挑战也显而易见。

今天社会认识到,古城它不应该再衰退下去,它应在新的经济格局中起到应起到的作用。我们结合城市发展的总体框架定位武昌古城未来的功能,对武昌区的历史、人文资源进行结构梳理。武昌古城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除了具有丰富的历史资源,还有艺术院校,教育的资源很多。所以,将武昌古城将艺术与文化旅游结合,带动创新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将成为武昌古城今后的重要战略。


黄鹤楼下的片区有很多私搭乱建和违章建设,本来是列为改造、类似棚改的项目。我们介入之后,跟地方政府多次沟通,把这个地区提出了整治和改造的设想。在方案中,能不拆的房子尽量不拆,赋予它新的功能。

济南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国务院最早批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城市。最近市政府把它作为一个市级战略来推动,在这个战略中,包括古城与商埠区在内的老城区和济南CBD处于相辅相成的地位。考虑到济南古城的功能和资源,一些不合适的单位和功能需要迁出,同时推进文化创意和旅游,改善居住条件。



景德镇是一个因传统陶瓷产业而繁荣的历史城市,也是一个现代陶瓷业城市。到1990年代随着国企改革老工业开始衰,很多人下岗,在老城中剩下了大量的旧厂区和地段,导致城市中出现很多功能黑洞。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如何利用原来的空间、资产等使整个城市再上一个台阶?显然,遗产保护、文化继承等就成为极为重要的契机。

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是针对14个老厂区进行系统的研究,将老厂区的更新、改造及保护纳入整个城市的发展。其核心就是我很多年前提出的、现已被业内广泛接受的“织补城市”概念。最近在国家文件中称之为“修补”,织补不光是空间环境的织补,还是综合的社会各方面的织补,比如城市功能、社区设施的织补等。




北京旧城的主要问题是人口疏解,使之有一个合理的人口密度,使居住条件和功能有一个合理安排。人口疏散是北京旧城的顽疾,最近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北京要进行老城里的文物腾退。这就将带来一个问题:人怎么迁?腾退后的后房子应该装什么样的内容?最近北京探索了有很多招数来应对这一问题,实施模式的探索对于历史城市的功能变化和更新变得迫在眉睫。
在北京大栅栏、杨竹梅斜街等地段,人们正在摸索着不同的模式,如院落人口的平移,力求对街区实施休克式疗法,而是逐步实现产业的替换,但这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为后盾,是否可持续,有待观察。近期,我们在济南与相关部门探讨另外一种模式,就是信托的方式。在济南古城的保护区内很多老房子破旧不堪,房主也不愿意修。如何把老房子修起来,使老百姓受益、投资方也受益,同时鼓励合理的用途,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考虑的重点。
另外,大量的人住在拥挤的老城区,如何解决居住贫困的问题?最近在四川三台,我们和地方政府交流,考虑能不能把国家用于棚改的巨大资金用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上?这个工作得到了一定的推进,但是由于涉及一家一户的具体问题,矛盾也非常多,工作比较缓慢。尽管如此,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努力。简单说就是拿棚改的钱修去老房子,老百姓能在里面住就在里面住,能在里面开店就在里面开店,我们希望这个区域不再是拆旧建新的状态。

总的来看在新的形势下,历史城市保护与发展将面临四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第一,产业如何转型?转到什么样的状况?
第二,功能与环境如何织补,使过去几十年被遗忘或碎片化的历史城市得以复兴。
第三,如何使民生真正得到改善?
第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结合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探索社会广泛参与的不同模式。
本内容由清华同衡 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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