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城人口迁移是推动人口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制度政策因素对其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根据城乡人口迁移状态将我国城乡关系演变历程划分为“二元”分割城乡关系的形成、“二元”分割城乡关系的松动、“浮动”的城乡关系,最后针对向“和谐”城乡关系转型的实践需求,从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本期内容分享上篇,主要介绍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城乡人口迁移系统分析和城乡户籍制度梳理分析。
文/王伟,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 副教授
1980年代以来,从不同学科研究我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成果迅速涌现。作为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型条件下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城镇化以及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的迁移和流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多方面正在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由此也决定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问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
进入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加入到人口移动大军之中,春运大潮成为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道独特的景观。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
今天,在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两大发展战略的重要时期,研究与我国稳定、发展问题密切相关的城乡人口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重塑我国新型城乡关系的历史背景下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研究为城市研究者提供了广泛丰富的研究空间。
人口迁移泛指人们离开自己的居住地,跨越某一地区界限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空间位移现象。按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两大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移动方向不同,可将人口移动划分为四种类型:① 由农村到农村的人口移动;② 由农村到城市的人口移动;③ 由城市到城市人口移动;④ 由城市到农村的人口移动。
人口城镇化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不断由农村向城镇地区集中的过程,最主要的表现为城镇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增长,而这种增长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城市内部的自然增长;二是农村-城镇人口迁移所造成的机械增长;三是城镇划分标准的变更。
人口学家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y)1971年在他的《流动转移的前提》一文中提出人口迁移转变论。它证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人口迁移形式。一般趋势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起步阶段,人口自然增长是城镇化的主要来源,而随着城乡出生率差别的拉大,特别是城市镇出生率的下降,城镇人口主要依靠机械增长或城乡划分标准的变更。
人口的城镇化和非农化是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在上述四种城乡人口移动类型中,由农村到城市的人口移动是发达国家历史上和发展中国家当前人口移动的主要类型,也是当前我国人口移动的主要方向(见表1)。
表1 1988-2002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和移民人数(单位:万人)

引自:文军.从分治到融合:近50年来我国劳动力移民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城市研究简讯(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内部资料),2004年第13期,3~7.
建国后,从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来看,城镇化进程大致可分为4个时期(见图1):①1949年—1957年:城镇化正常发展时期;②1958年—1965年:城镇化剧烈波动时期,包括1958至1961年的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1962到1965年,建国以来第一次逆城镇化阶段;③1966年—1978年:城镇化停滞时期;④1979年至2015:城镇化加速时期。30多年间,城镇化水平由1980年的18.39%提高到2015年的56.10%。

图1 1949-2015年我国城镇化水平
中国城乡人口的自然变动以1964年为界,在这一年之前城市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高于乡村,从这一年开始,乡村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高于城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它表明,在此之前的人口城镇化城市内部自然增长有很大作用,在此之后自然增长形成负作用,城镇化应以乡村人口进入城镇的机械变动为主要动力,是应符合一定规律性的。
那我国这种人口城镇化忽快忽慢,1960的波动与1970年代的停滞,80年代中后期又快速发展的现象又如何解释呢?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选择乡城人口迁移为切入点,探寻我国城镇化非规律发展的成因。
迁移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过程。这些因素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每一个因素的变动都可能引起其他因素的变动以及整个迁移过程的变化。1970年,马波昆杰(Mabogunje)在《关于由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的系统论研究》一文中,对人口迁移的系统论观点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认为一个系统(见图2)包括其环境(Environment)、基本要素(Element)、能量(Energy)和信息反馈(Information Feedback)等方面。

图2 城乡人口迁移系统图
(1)环境:工资、物价、社会福利、消费偏好、商品化水平、工业发展水平等。
(2)人口迁移系统包括如下三个基本要素:
① 潜在的迁移者(potential migrant):他们受到环境激励因素的刺激而要求离开乡村。
② 各种制度(institutions),或称为控制子系统(control subsystem):这些控制子系统监控整个系统的运行并决定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增加或减少系统的流量。在由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系统中,最重要的两个控制子系统是乡村控制子系统和城市控制子系统。乡村控制子系统包括家庭、土地规模、土地继承办法,以及村庄社区和社区凝聚力;另一方面,城市控制子系统作为控制过程的另一端来影响迁移过程,它通过调节就业和居住机会来影响城市对迁移者的吸收。
③ 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或称为调节机制(adjustment mechanism)。在乡村,迁移使家庭和社区不仅失去了一个成员,而且失去了一个劳动力,需要通过调整那些仍停留在乡村的人的职能和行为加以补偿;而在城市,迁移者则进入了一个更有利于实现其追求的新环境,在协助前者有效进入城市生产和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工会、同乡会及教会组织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3)人口迁移系统的能量:由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系统中,这种启动能量就是促使乡村居民迁移的激励因素,既包括对这种激励的认识了解程度也包括对这种激励所做出的不同反应。马波昆杰指出:这种激励因素与下列几方面有关:农村经济在整个国家中的融合程度,农村居民对农村以外各种机遇的认知程度和农村居民的社会经济期望。在系统语言里,这种激励因素叫做潜能,而一旦它进入运动状态,则称为动能。在实际的迁移过程中,还会遇到迁移的成本和妨碍迁移的因素等问题,因为它们将影响前一渠道及迁移模式。
(4)人口迁移系统中的信息反馈:
一个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以后,他在迁移系统中的作用并未结束。他通过向故乡的村庄反馈信息而可能起到对整个系统行为的修正作用。迁移系统中信息的存在,可以减少熵的水平,提高人口迁移的有序化程度。
在早期的移民问题研究上,许多学者认为影响移民的主要动因在于经济因素。比如: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The neo-classical economic equilibrium theory)和著名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都强调“个人最大效用原则”在移民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是引发移民热潮的主要原因,只要两个地区存在着经济发展上的势差,就一定会引发移民浪潮,直到两地间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平衡为止。但在当代移民问题上,无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制度、政策、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至少已经成为移民动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性因素,对应的就是上文城乡人口迁移系统分析框架中的各种制度构成的城市-农村控制系统。
户籍制度是我国人口迁移流动政策的核心。对建国后我国重要户籍政策进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经历了从按居住地登记户口,迁徙自由(1951—1957),到控制农民向城市迁移的城乡分割户口管理制度(1958—1983),到允许农民入集镇落户,放宽农转非条件(1984—1996),再到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1997年),以及适当放宽农民进城条件,逐步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差异,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登记管理制度(1998年后)等“松—紧—松”的户籍管理制度变迁轨迹,形成了目前以户籍人口管理为对象,以“事前迁移”的行政审批制为手段,以单纯的数量控制和限制人口迁移为目标的一种封闭式人口管理方式。
从2000年开始,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移民的就业政策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这些变化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突出强调城乡统筹就业;二是积极推进劳动力移民在就业、保障、户籍、教育、住房、卫生等多个方面的配套改革。2006年3月28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颁发则是中央切实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的又一重大举措。2014年《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出台,是对户籍藩篱的一次重大突破。
通过历史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国内移民的制度设置,可以看出我国在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改革尝试的同时,一些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特殊利益”正在被逐渐剥离,如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福利社保等,这意味着乡城人口流动的迁移成本开始降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力开始减小,从而加快了乡城人口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表2 建国后我国重要户籍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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