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本文为2013年深双策展人、学术总监李翔宁访谈节选,全文刊载于深双十年研究出版物——《看(不)见的城市》中,可在UABB官方微店购买。
▲李翔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副院长。哈佛大学客座教授。2013 年“深双”学术总监、策展人。2015 年“深双”学委会委员。
▼以下为访谈内容的整理

我作为第五届策展人,回过头来再想当时发生的很多事,当时觉得特别痛苦的一些事,现在回想起来却是很有意思的经历,对我自己也是很好的体验,丰富了我对城市和在城市里面做事的认识。
2013 那届一是我跟奥雷 · 伯曼(Ole Bouman)作为两个不同的team(团队)来做策展方案比选。当然还有其他的 team(团队),但后来大家觉得这两个提案正好可以互补,而且考虑到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这一届要把双年展放在两个展场,出于这个情况,就有了创造性的结果:两个策展人,一个中国策展人、一个国际策展人一起工作,也开创了深圳双年展的先例。当然其实在国外很多双年展,包括广州三年展,也有好几个策展人一起工作的情况。
当时比选的过程,跟一般的双年展不同,深圳双年展要求学术委员会先出一个题目,策展人来进行解题,而一般的双年展都由策展人自己提出展览题目,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每个人的研究、兴趣,自己的领域都不太同,给定了一个题目有一定局限性。对我们来说,试图应对和解答这个题目也像一个考试,竞争的过程还是很紧张的。最后这个成果,对我自己来说可以打 80 分。深圳市政府和市民那边也觉得这一届双年展的成果还是挺丰富的,至少大家一方面觉得文献部分的内容特别多;另一方面,Ole 也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把工厂的改造本身作为城市边缘的案例,它既是双年展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对这个主题进行解读,给你一个范例,这种方法以前是没有的。
回顾 2013 年的双年展,首先我觉得文献部分的空间还是不够,显得展场稍微局促了一点。一方面我们当时设想,邀请很多参展人和艺术家、建筑师,他们的提案非常丰富,最后给人的感觉文献展的部分有一点点过于密集了。如果有更大的空间,给我们 1.5 倍甚至 2 倍的空间,应该能够更充分地呈现,这是空间上的遗憾。

|B馆文献仓库开幕
另外一个,我觉得“城市边缘”的题目会有各种各样的解读角度,可以说是一个物理上的边界、社会学的边界、经济或国界的边界、香港和深圳地理上的边界,也可能是谈论人们心理上的边界。同时谈到边缘,还有主流和边缘的关系。边缘似乎又可以变成一个形容词,是非主流的,比较被主流所排挤或排斥的异质性的社会空间或形态。当然我们在双年展里面也探讨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由于这个题目的多义性和复杂性,也给策展带来了一些困难。我们试图比较全面地呈现,既有物质性的呈现,也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呈现,还有乡村的板块,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
如果今天再反思,再给我更多的时间,当然我可以把各种角度整合得更好,有一个更清晰的呈现。另外可能更多的是聚集对边缘现象现状的观察,由于各种各样问题本身的复杂度和难度,从策展的角度很难给出对未来的导向,或者非常清晰的 statement(宣言) 。这是我今天回过头来看,作为策展工作中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的。最后似乎没有给出一个答案,但未必有一个答案一定是好事,我们也在尝试做这样的工作,但没有答案,有时候能给人一个开放的结果,让人们去思索,因为这个问题本身不是简单的答案能够回答的。
|文献仓库&接驳车
现在看,从两个场所和两个空间的配置上,我觉得在大体上还是非常成功的,也给大家增加了惊喜和双重解读的角度。由于这两个空间隔得稍微有一点点远,地方本身也比较偏远,交通上包括公交,包括我们一开始设想的 Shuttle Bus(接驳车) ,可能运行得没有那么顺畅,这也是“城市边缘”这个命题所带来的问题。
我们如何跨越边缘,包括生理上、物质上,以及心理上的边缘?老百姓愿不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其实一开始我们还是很担心的。最后,从老百姓讨论的,大众媒体上的报道和后来的(参观)数量,我个人觉得基本达到了效果。后来我也看了有方组织的评论 workshop(工作坊) ,对双年展各方面提出了非常中肯的评价,包括哪些部分做得比较好的,以及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给了我启发。这一届双年展我觉得还值得提高的地方,一个是刚才我讲到的对结构梳理的呈现不够清晰,另外就是建筑物的表壳和内容之间的关系,还揭示得不够充分,因为我们这边的厂房属于基本没有进行改造,只是单纯使用的状态。而奥雷 · 伯曼负责的厂房花了很多钱进行了改造,可惜里面的内容不够充分。如果当时能有时间更好地磨合,两部分的渗透更好一点,我这边的展览内容再放到那个空间里面去一些,我们这边疏松一点,比如刘珩设计的空间里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内容,让房子本身和展览内容更好的配合。还可以做得更好。

“深双”有个与其他双年展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没有永久的展场,试图通过展览激活一个接一个的区域。事实上,国际上大部分双年展都有固定的场地,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三年展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点,包括卡塞尔(文献展)也一样。变换场地是我们的创新,我个人觉得这在前几届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首先打造了华侨城(创意文化园) ,让它已经成为一个改造样板,然后又到蛇口,对蛇口地区发展也有很好的辐射作用。通过改造来说服城市决策者和普罗大众,让他们觉得双年展花这么多钱来做,并不是小部分人的自娱自乐,而是会给城市更新、边界外扩带来更好的辐射效应,从这个意义上双年展做得非常成功。
未来,这种做法是不是一直延续下去,或者慢慢有固定的展场,还是根据深圳未来城市的发展,甚至博物馆布局的设置考虑,都值得讨论。在一开始像游击队打了一阵以后取得胜利,占据一定的地盘,后期可以变成主流的展览。当然,这既有好的方面,也会失去一些特别有意义的方面。从总体上看,未来“深双”要想做成特别高品质的双年展,固定展场带来的好处就是设施建设比较充分。我们每次都换,换了以后大部分资金、人力和物力,包括策展人的思想、讨论、研讨,很多精力都花在怎么对付新的场地上。每年的场地都不太一样,就会带来这样的问题:我们要花很多的精力去想这个场地怎么转换为展览用地,甚至要留出半年的时间来改造这个场地,这是对策展人最大的挑战。如果未来有一个固定的场地,比较合适的场地,这部分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少花很多,可以更专注,把问题聚焦于展览本身。一个东西在雏形,或者在它发展的初期,是可以不断变化的,未来要给大家一个稳定的品质和继续提高的空间,还是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场地。另外,我觉得未来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些沙龙,可以更激烈地讨论双年展的缺陷,或者更好、更大胆地批评双年展的不足,这可能是我们以后做双年展的时候需要做的。
谈到双年展的学术性和批判性,我个人觉得现在还是可以保证的。基本上,我们这几届的策展人都不是纯粹的建筑师,也不是纯粹的艺术策展人,而是研究者,或者对城市的问题有很多思考的人 —— 我们自己都是在学校里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也没有考虑商业性的运作。重要的一点,是双年展在学术讨论的过程中是不是过于温和?还是可以更有批判性的东西呈现?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建筑师的批判性,肯定有实践行业的局限性,不是学者那样可以做文献式的批判性。我们讲建筑师跟艺术家、文学家和纯粹的研究者是不同的角度,就是他的东西必须实现,不管做城市研究也好,设计一个房子也好,最后要能够造成,有一个非常大的制约。毕竟要别人来决策,别人来造,是为别人服务的行业。
有一些非常有思想的建筑师可能会做纸上的建筑,同时很多艺术家, 像 1960 年 代 的 Archizoom、Superstudio 这些艺术家和建筑师的组合,他们不是受别人委托来做一个项目,而是完全打破现有的资本主义的制度或资本运作的制度来做提案,很多提案被称为 architectural vision,也就是一种建筑视野,或者提供了一种不同见解的设计。这种设计当然是乌托邦式的纸上设计,可以作为一个作品来做的研究。这些东西作为对既有的城市和建筑的现状的挑战,也是提出了一种不同思路,作为一种抵抗和批判。这是我们在双年展当中可以呈现出来和表现出来的东西,是建筑师能够做的工作,我认为是比较适合而且比较胜任的。建筑师经常喜欢做装置,可是我觉得建筑师倒不需要去和艺术家比着做装置,不管从装置呈现的手法还是对空间的掌握,建筑师都跟艺术家没法比。建筑师要做展览,主要还是得靠内容,内容是什么呢?在这个内容里可以呈现批判性的东西,可以利用双年展的平台呈现平时的研究,或被委托的设计项目当中没法实现的想法。包括彻底颠覆现有的规划、规章、规范,提出全新的城市见解,这种批判性目前我们呈现得还不够。尤其在中国做一个双年展,谈到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也不适合特别尖锐的批评,我觉得如果以一种设计,与现在的既有状况不同的设计呈现,我觉得把设计作为一种宣言,或者作为一种批判,可能作为建筑师的呈现是更合适的。不是进行社会调查,拍一些录像来呈现社会的真实面貌,这和媒体人或者社会学研究的人所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像 Superstudio 做的“无止境城市” 、“绵延的纪念物”等等,我觉得是 1960、1970 年代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达到一个高峰时,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批判城市现实的比较好的一种状态。我们今天如何再进入这样的状态?

|2013UABB学堂
还有一个问题,是目前我们邀请的大部分参展建筑师都比较忙,尤其是前两年,大家接受参展任务时觉得是挺好的机会,一开始都有很好的愿望,对主题有很大的热情,后来事务性的工作挤压以后,真正用于展览和项目调研的时间比较少 —— 我们一开始委托他做,或者邀请他来参加的初衷会发生一些偏离。最近我观察到这两年,尤其是今年(2015)春季以后半年的时间里,由于整个设计市场不景气,每个周末在全国各地都有很多的论坛、沙龙、展览、研讨会同时在举办,在同一天有十几个。我觉得这可能是和欧洲、美国曾经经历过的建筑文化非常繁荣的时期(相似) ,艺术圈子里 1980年代艺术、人文的热情,我觉得能够重新呈现。这是经济下行和行业不好的发展所带来的,反而是对文化有利的因素。老库(库哈斯)曾经做过一个研究,研究建筑理论和思想史与欧洲经济发展的系,发现在经济下行,甚至到低谷的时候,往往是建筑文化的讨论最繁盛的时候。也许未来大家在具体的实际性的设计工作没那么繁忙的时候,可以更多地从事务虚的讨论,从这里面可以迸发出很多的思想火花,甚至拿一个题目大家来做异想天开的设计。
我们认为双年展不要太执着于“双年展”这个名字,如果不是一个传统的双年展体制,深圳双年展和国内其他和国际的双年展比较,更多是一个活动,或一个事件,能够激活城市文化,比如在马清运那一届,还有欧宁那一届,草根性和意志性的呈现,都比较有意思。我们经常讨论,建筑双年展应该更多地呈现能量,还是更应该体现展览的品质?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状态下,双年展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的存在,我觉得更多、更重要的是要能够体现能量。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多事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里面,从历史角度来看只是一个过渡,或者是某些早期的尝试或探索。这种探索能够把非常强大的能量传播、延续下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不是为我们没有达到尽善尽美找借口,未来几届双年展肯定可以更多往品质上发展。在前面十年基础上怎么往前走一步?这是我对我那一届双年展的认识,以及对未来双年展带来的启示。
谈到双年展和城市的关系,它对深圳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双年展的定位,今天我们可以再思考一番,应该也会有更精准的定位。双年展我认为无非有两类,一类是结合当地主题的,比如深圳双年展、北京双年展、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等等,有很大的板块比重是结合当代中国自己的问题;另一类呢,就是我也听说新的一届双年展里面由于国际策展人参加得比较多,他们更倾向于用更多国际建筑师和规划师。
我个人觉得中国的双年展当然可以更多地引入国际思考的力量,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呈现本土的思考,毕竟一个城市问题可以是非常中立的,甚至是全球化的议题,大家都能够共通的。说到地域性的特征,还有很多中国非常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复杂的文脉,有些东西的确是纯粹的老外未必能够理解,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应该强调本土对自身问题的考虑,与国际的视野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我还是赞成在双年展里面能够保持中国建筑师和中国艺术家、规划师、研究者在里面的比例,不能完全变成像国际化的双年展所倡导的那样。
当然,像威尼斯双年展,或者卡塞尔文献展,没有一个特殊的议题,也不一定要讨论威尼斯或者一定要讨论卡塞尔的问题。卡塞尔(文献展)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国家发生,都会达到同样的目的,威尼斯(双年展)也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双年展对于中国城市的意义,不只是让深圳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在全世界讨论大家共通的城市问题,还有一个是要解决深圳的命题,上海办双年展要解决上海的命题,我觉得这对未来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另外,也借双年展的机会把深圳,把中国的城市和建筑发展的议题拿出来,既有中国建筑师对它的理解,也有西方、国际上的建筑师和研究者对它的理解,并置在一块儿,在这个时候不仅中间有一系列研讨活动,还有他们的作品并列呈现,我觉得都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不同的比较性研究的视野,这对研究城市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也是双年展所起到的主导性的作用。从双年展对于深圳本身城市空间的引导作用来说,它像“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可以不断地在深圳新的地区开展,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然也会带来快速的、迅速的变化,会不会对于某一些问题的研究没有那么沉淀和思考?既要不断地变,也要有一定的延续性。在这一次的场地和上一次场地之间有一定的连续性和关联,会使得双年展的探讨也在连续的文脉和语境当中进行,使得讨论更有针对性,更有历史上的延续性。这是对未来的双年展提出的一个建议。

|2015墨尔本大学推广会
还有一点,双年展在未来,包括组织架构、运作方式、国际上宣传的力度和形式,我觉得可以有更好的策划。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到大的双年展里面去,比如说在威尼斯双年展,或者全世界重要的城市能够路演、宣传。同时路演和宣传最好能够跟一些更有学术价值和学术内容相结合。我们可以在某个地方办一个小型展览,或者有一个 workshop,可能会比我们目前只是到那里做一个论坛更深入一点。同时也会把双年展不光作为一个展览来讨论,而是把双年展所关注的议题展开,比如到澳大利亚做路演的时候,可以组织几天的 workshop,就“城市边缘”或“城市再生”等各种各样的题目,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 workshop 来讨论。这样,让大家不是只关注双年展本身,使双年展有很好的宣传效果,使得我们讨论的题目也更多地被别人关注,被别人理解和参与,这是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一点。
时间: 2015. 07. 05
地点: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访谈:史建
团队:何柳 、諸荔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