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中国已有的针对社区变迁的研究多集中于某些特定条件下(例如商品化、全球化、个人主义、都市化进程、现代化和旅游经济等)传统社区所遭受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变革,且通常在农村或城市/农村二元语境下展开讨论;而本课题将致力于厘清社区史(居民有关变迁的记忆)与上海城市社区规划和设计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上海不同社区的发展和变迁路径,乃至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相关案例;同时,希望寻找和发掘若干具有可比性(comparable)的社区个案,并从这些案例的相似和互异之处中找出某种有关变迁的观念和实践逻辑,以期对未来的社区规划和空间研究起到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在已有的人类学对社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和资料搜集,从时间—空间相结合的角度来诠释上海传统社区的变迁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人类学经典的比较研究方法,尝试解释不同发展语境下的社区变迁案例。
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常常局限于对单个、封闭社区的案例研究——不论这一社区具体指村庄、岛屿、城市、地区,甚至是民族国家。从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人类学家意识到过度强调单个社区的自治性(autonomy)和独立性的研究思路忽略了历史向度的社区发展和文化变迁,逐渐把目光投向社区研究的其他可能面向,其中包含两个重要视角:第一是针对社区变迁及这种变迁所寓含的文化和社会意义的探讨;第二是对不同社区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以及跨时空的社区比较研究。当代人类学更强调跳出单个社区的研究框架,进而分析相邻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民族国家政权和全球化趋势之下,底层社区受到(自上而下)或带来(自下而上)的影响。这些新的研究手法的引入,大大丰富和加深了研究者与公众对社区的理解。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化的过程当中,相应地,描写底层社区的社会学、人类学作品层出不穷。已有的针对社区变迁的研究则多集中于某些特定条件下(例如商品化、全球化、个人主义、都市化进程、现代化和旅游经济等)传统社区所遭受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变革,且通常在农村或城市/农村二元语境下展开讨论。
人类学对社区变迁的研究手法之一,是针对该社区所形成的集体记忆及其涵盖的具体个人记忆进行搜集和研究,从而形成某种“社区历史”。这种社区史常以口述的形式传承,但我们同样可以依借挖掘档案和史料的方式,对之进行深入了解和阐释。
传统社区研究的另一局限在于,学者们往往过分强调研究个案的独特性,从而忽略了彼此之间的固有和可能的联系,以及未对这些联系进行反思。但事实上,比较、综合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个案研究,追求从中得出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从来就是人类学学科的重要关怀之一。在城市社会学领域,早有学者将发达国家的都市化进程进行比照研究,从中推断出某些共同模式的例子。除此之外,城市、农村以及不同程度上的融合社区(如城中村)对比的社区研究也富有意义。
在《福音书圣地的传奇地形学》(La Topograhie légendaire des évangiles en Terre sainte)中,哈布瓦克就记忆社会学提出了一个原创性的重要思想:“场所”(lieux)在记忆的形成和维系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场所为记忆提供了某种“空间框架”——正如耶鲁撒冷虽然经过多次的毁灭和重建,但是通过基督徒的回忆(具体表现为福音书和教会神父的持续努力),仍然驻留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某种“典型的圣城、一座永恒之城”,以及“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一种神圣的象征,一个悬浮于天堂和凡世之间的避难所”;另一方面,记忆也对场所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表现为人们对特定场所的朝圣、情感维系以及自发性的纪念行为,伴随着这些行为的往往是场所本身的改变、修复甚至是消失。
如果把记忆分成个体、社会和历史等三个不同层面,在每一个层面上,都能明显地观察到场所对记忆的影响:个体的记忆往往围绕着某些特定的场所而展开,正如在社会层面,场所的缺失毫无疑问地对集体的回忆造成困难;历史事件的发生——不论其意义针对哪一个社会群体或个人——始终无法摆脱其发生地点的影响,毋论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同样地,如果把场所所蕴含的空间、环境和建筑等因素一一分拆,我们也能毫无困难地意识到,记忆在各个方面起到的作用:通过仪式,人们可以改变空间、环境和建筑外观;在高度媒体化的社会,场所的某些特定特征(例如独特的建筑风格,或自然环境)被人们记忆、固化并且一再召唤,即便这些特征在一开始并不重要。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从本研究涉及的顾村、七宝、苏州河、烟纸店等案例中可以知道,和场所有关的记忆以及和记忆有关的场所,在社区居民的身份认同过程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不同的社区语境下,它们所起到的具体作用也不尽相同。
社区认同是对“记忆——场所”理论的延伸。它直接反映了社会学研究中的某些基础性的问题。涂尔干曾经提出,理解社会的关键在于理解“共识”(consensus)形成的过程。在他的理论框架下,宗教和道德构成了人类社会共同的基石,因为正是由于宗教信仰、仪式和道德律令的存在,人们得以形成某种超越个体的“集体力”。在哈布瓦克那里,这一集体力似乎更加明晰,他认为,之所以个体之间能够克服差异,无非是通过集体记忆这一工具。群体对历史事件的回忆,不但巩固了个体心中对于自我、他人和集体的意识,更加保证了在当下和未来,这一超越性的力量不会消失。场所维度的加入进一步地丰富了这一论述。
通过记忆—场所理论,研究者得以理解个体记忆、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形成过程;对于从空间角度来探索其社会意义而言,我们也有了更加精细的视角——场所在记忆的影响下,逐渐脱离其物质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变迁修正、消失或产生。这种关系让我们意识到,或许社区认同就是场所基础上的记忆形成过程。通过场所,记忆找到了一个空间框架,人们得以将某些时间和空间固定于特定的场景之下;透过记忆,场所超越了其物质性,它所蕴含的空间、环境和建筑等因素无不一一打上了人的烙印。正是在这种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个体脱离了自我而将目光转向他所属的群体,他同这个群体的其他个体分享着同样的记忆,也分享着同样的场所,这也意味着他认同了这个社区。
课题负责人:陈晋
课题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