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漂”到“北漂”的历史反思?阅读请戳
孙哲:十分感谢唐老师做了精彩的破题。唐老师提供了一个思想和历史的想象空间。接下来金承志老师将会讲“连结的”可能性,我们欢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金团长”的发言。
金承志:大家好!其实我是唐老师说的波希米亚人。我在听唐老师讲话的时候很感慨,很多内容都是跟我发生切实关系:我也属于“海漂”一类,好玩的是我是从“北漂”到“海漂”。我18岁到北京读大学,在北京待了三年,因为偶然机会来到了上海。在北京我体会到的是孤独感,唐老师说的孤独感完全印证了我的内心。我在北京切身感受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过密的压迫感。我的主题是“自由地连结”:连结本身如何能做到自由?必须得是互相不打扰。我在北京的时候学习不认真,当然这不是北京的问题,而是我自身的问题。我是一个特别叛逆的人,谁让我“干什么”我就“不干什么”,谁不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到了上海发现没有人叫我“干什么”,因为没有人在乎,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你不要打扰我,你让我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从大二以后我开始组建合唱团,一开始构成很简单,由八个指挥系的学生组成。看似非常牢固的联盟实则非常虚弱。举一个例子,假设在座都是音乐系指挥,我现在给你们排练。然后你们所有人都会举手说,我觉得刚才那个不对,也就是说每个指挥者对音乐有自己的理念。当他们作为合唱队员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老老实实歌唱,我们每次排练都在吵架、咒骂。所以在我们排练完以后,我一直想一个问题,我如何让大家喜欢上音乐。因为我们本身是音乐从业者或是即将变成以后靠音乐吃饭的人。我们在大学时代由于组成太过于简单,全都是指挥系的人,大家对音乐的追求各有动机。有的同学过来只是想蹭一下这个排练,蹭完可以走出去说我参加过一个合唱团,这个合唱团给我带来什么。然而,合唱团的目的是让更多喜欢音乐的人在一起。所以大三时我有一个大胆决定,引入系外的人。这像拆了一堵墙面,迎来更多涌进来的人群。当时内部反对声音特别大,说如果把系外的人拉进来我就退团。我还是把外系的人拉进来了,有作曲系同学等等。他们进来以后我们的音乐质量有所提升,比如音乐教育系或是声乐系进来,他们的特长是演唱,指挥系的特长是排练,我需要的是大家一起能够合作。
还有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被人称之为“团长”?因为本来一个指挥应该干指挥的事情。但是,每个学期演出之前负都会出现一些杂事差错:责印节目单的同学告诉我他忘了,或是负责卖票的同学说这学期我没卖——离演出前一周你的票没有卖出去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学会做PS、节目单、推销票的业务。我开始得学会做所有事情,于是我莫名其妙地变成“团长”。我在彩虹合唱团的时候更多的身份是管家,而不是一个指挥。彩虹真正迎来春天是在2014年下半年,我突然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引入大规模校外的人。这时候音乐学院的这堵墙仿佛完全被推垮了。音乐学院的人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他觉得为什么引入没有音乐基础的人到团里面来?但本身这件事情很可笑,因为我始终认为古典音乐消费群体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从业者不可以是知识分子?但是因为音乐学院的学生有一点很致命,当我们一天都做跟音乐相关事情的时候,晚上多半不愿意接触音乐。而没有音乐的人晚上就极度想接触音乐,这两者的需求决定了音乐学院的学生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爱音乐。于是我们开始引入复旦大学的学生、华师大学生、交大学生,各种各样大学毕业学生涌进我们团。当大家咒骂这些外校的人,我们团突然出勤率高了,大家不请假了。原来越看似松散的结构越能维持一个兴趣小组,持续性地往前发展。
我们现在有50多个人,有从事法律工作、有流浪歌手、有医生、有做投行的,有人类学博士、化学博士、哲学博士等等,什么样的人都有。当主要群体变了的时候,突然之间群体变稳定了。我就问他们到底为什么喜欢合唱?他们说觉得这件事情有意思,而且合唱不仅仅是音乐。作为一种爱好,很多团员在排练中对自己要求很高,对我这个指挥要求也很高。
前段时间,因为一些很奇怪的作品被大家认知,我们收到很多“奇怪”的邀约。全国各地音乐厅希望我们演出,甚至在某省演出公司给我们开出了惊天的价格。结果我不去,对方觉得很痛苦,问为什么你们不去。我说你们看似这个团好像是会因为演出机会变得特别开心,实在不然。举一个例子,我们演出一场假设净收入3万,假设我们有30个团员,假设我那天大发慈悲,每个人都发,每个人能拿到多少钱?最富有的大哥才只有1000块。我们当中做投行的哥们是某个市项目的经理,他的年薪就是几百万,他们怎么会为了一千块钱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浪费一个周末?不会。假设你很喜欢美甲,他很喜欢打篮球,每周可以打一次篮球或美甲。由于自身对自己的要求,把美甲的事情做到极致,要把打球打的跟职业球员一样好,那很好。可是假设让你24小时全在打球,你肯定不愿意,我们团也是这样。
▲彩虹合唱团的两首著名的“奇怪”作品
每当音乐厅发给我们邀约的时候,他们并不了解,以为你想红,这点我特别痛苦。他们总是这么打电话给我:“喂,金老师,现在有个活儿你要来干吗?”我说我们没时间,对方说这样好的机会不把握一下。我拒了所有娱乐节目邀约,尤其是某卫视。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如果参加任何综艺节目,我的团员势必要被消费。假设你们都是我的团员,今天我参加中国好歌曲,已经算很高档的节目了。你们在台上唱一曲,下面评委点评,然后说你不错。这时候受到夸赞的人是“小金”以及这个合唱团,对每个参加的各位没有益处,没有太大关系,也不会从中获得什么。上娱乐节目只是一种消费,我最怕碰到。当我们跟娱乐节目、音乐厅邀约、电影、电视剧的邀约,我每次都告诉他们对不起我不是发脾气,不是这样的邀约越多越好,我们不一定会接受,我们的团员也是。他们非常渴望在音乐厅演出,但又非常渴望一年只演一两次,两三次,这样难伺候的“主儿”特别难得的。
经常有人问我,你这个团以后怎么办?我说彩虹合唱团是以后一直会做的,一定是持续亏钱的团。哪一天它开始挣钱了、开始职业化,这样的结构就分崩离析了。什么叫做自由的结合?就是一群人完全不同身份、完全不同兴趣爱好,完全不同成长环境、学历,只为一个事情我喜欢唱歌,聚在一起。假设把这个动机给变了,有职业化方式训练他们,每周都让他们保证他们在这个团体里面,他们一定会流失的,这些流失掉的人恰恰又是我们团最核心的成员。
前几天有一个纪录片的导演,想要引我说一点不健康的话题,他说你怎么看待当下的生活?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说你怎么看待现在整个政治背景对你生活的影响?他很希望我在镜头面前突然烧了,还好我忍住了。他说为什么在你身上看不到愤怒,即使你的作品被禁演。我说每个人对生活的解读不一样,表达对生活的解读可以是善意的,音乐作品没有必要扮演冲在这条线上最直接、最刺激的角色。我现在想要做的是先让大家喜欢上音乐,我现在想做的是让人们对古典音乐有兴趣,对合唱有兴趣,所以我们的团员也是这样认为。我们不是不唱政治性相关的作品,不是不表达我们对现实的看法,而是我们眼前看到的现实就是我们当下唱的作品。从《丢钥匙》开始,到《五环》、《泽雅集》,到以后还会唱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切切实实、真真正正发生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事情。这些就是我们自己的表达,我们团员很喜欢这样的表达。我们不是刻意喷薄什么东西,而是我们用歌声记录这个城市,这也是为什么从全国各地过来的,所谓自由地连结。有从南京坐高铁过来排练,有从苏州过来排练,有从安徽坐高铁过来排练,有从福州坐飞机过来排练。这些人在全国各地每个地方,他们会每周像拿到一个“圣火令”一样,从这个国家四面八方飞到上海来排练。这个可能就是除了城市本身对他的吸引,还有就是单纯的目的。不给你发钱,你也别给我钱,我们就唱歌。倘若有人给我们钱,很好我们拿了,倘若把演出机会增多,增多到让我们厌烦,对不起我们不去。这种很奇怪的心理以及相互不打扰,跟这个城市给予我们的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