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信息:McFarlane, C., 2011. Assemblage and critical urbanism. City, 15(2), 204-224.
拼合,既指代一种城市实践(assemble),也表明其行动过程(assemblage),是近几年来西方城市研究颇有趣味的一个概念,亚洲学者亦就此展开了一系列文化城市建设的个案研究 (Wang et al., 2016)。拼合概念“源自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瓜塔里(Félix Guattari),法文是 agencement,可译为组合、安排、配置、安装等。但是,agencement 并非静态的词语,不是指安排或组织本身,而是安排、组织、组装的那个过程”(王志弘,2014,页110) 。
McFarlane这篇论文追溯了“拼合”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从批判性城市理论的视点出发,尝试从三个方面探讨“拼合”思想将如何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城市。在Routlege公司出版的《城市》(City) 杂志上,还有数篇由McFarlane撰写的相关主题文章,可供深入阅读与钻研。
面对定义上的困难,McFarlane 把他沿用的“拼合”思想上溯到Gilles Deleuze,提出“拼合”一般是指城市多种构成要素“拼合的关系性”;不过,“拼合思想”聚焦的并不是城市的空间结果,城市的生成过程和多种可能样态才是其旨趣所在。
“拼合”思想的核心在于把城市看作一种关系性的空间构造(relational space/spatiality)。观察当今城市中各种建筑、饮食、艺术、种族、文化、生活方式的多元近距离“并置”,是理解“拼合”概念较为直接的路径。

图1:并置与拼合——纽约时代广场
目前,在批判性城市研究中,有两种主流路径可为我们展示“拼合”思想的具体意涵。其一、“拼合”被一些学者用来描述城市的社会和物质性转型(sociomaterial transformation)。其二、还有一些学者从城市形态的关系性出发,用“拼合”来描述城市政策的传播、流动及其地方化的演绎。例如,作为“城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的典型策略,国内外很多城市都热衷于通过“大事件”(如奥运会、世界博览会、跨国文化事件等)来推进城市建设,营造城市形象,提升地方知名度。作为城市发展或复兴的重要手段,“大事件”的做法广为传播,具备高度的政策流动性,并通过地方化的“拼合”移植,改变了不同城市的(局部)空间结构,促成了新的城市形态。

图2: 广州亚运城——“大事件”策略的“拼合”与移植 (图片来源:新华网) 
图3:南京奥体中心和河西新城 (图片来源:新浪网)
McFarlane认为,拼合思想能有助于我们从三个方面进一步理解城市:
第一、拼合思想着眼于对城市状态(urbanism)进行描述 (酷似人类学的“深描”/ thick description),以“掌握过度结构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所忽略的复杂而动态的都市生活,并从中发现新的政治可能性” (王志弘,2014,页110) 。例如,一些城市理论研究者常从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角度,宏观分析叙述当今西方发达世界的城市状况。采用“拼合”立场的研究者们则认为,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作为一种“流动性的管治技术”,应通过具体城市场址(urban sites)的实践来揭示。例如,如果一个城市的旧区大多聚集的是低收入居民,并在区位上被主流的政经力量边缘化,那么,这个旧区的现状、居民的生产生活,及其与所在城市内外部政治经济权力的关系,就应能通过城市人类学式的深度描述和解析,以小见大地揭示其现有状态的来龙去脉。

图4:曼谷的一个旧区 (远处是象征这座城市政治经济权力的高楼天际线)
第二、“拼合”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入解析物质本身在形成城市样态中的主体性(agency)。虽没有明确针对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的“商品拜物教”,但McFarlane 亦引证说明:从豪斯曼改造巴黎时建造的城市基础设施,到二战后美国的郊区化和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因追求利润和资本增值而过量产出的物质产品被吸纳入城市化的历史性进程。社会(人及群体)与物质(商品、技术、资源等)的“拼合”使人与物相互作用,产生了城市的多元形态。
第三、“拼合”作为一种意象,也为城市的国际化(cosmopolitanism)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伦敦就经常是国际城市的范例(Jones, 2009):位处跨国/区域政治经济流动的要冲,多元种族、性别、语言、宗教、文化及社会阶级/阶层于此聚居杂处,恐怕是“拼合”状态最直观的空间表达。当然,若要实现进步的城市形态,各种“拼合”的要素不仅要“在一起”(being together),还要实现融合(becoming together),在流动的交互状态中走向“天下大同”(‘one-worldlism’)。
如McFarlane所言,“拼合”强调“城市形态的生成方式,它将呈现为一系列不均衡的[权力]实践;这些实践有的开放,有的闭合,但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状态,而是总有别样的可能”。
引申McFarlane在文中的论据来举个例子,如果一个问题丛生的城市社区面临改造,居民的现实需要和利益诉求肯定非常多元,其中交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关系也必然复杂。这时候,与其采取对抗式批判,或还不如“集合”众人之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寻找与积累共同接受的可能性(the possible commons),集思广益,共创“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城市生产和生活状态。而上述过程,就是“拼合”城市的可能所在,也是我们实现建设性批判的可行路径。
其它参考文献:
1. 王志弘 (2011) '拼装都市论与都市政治经济学之辩', 地理研究(台北), 62, pp. 109-122.
2. Brenner, N., Madden, D.J. and Wachsmuth, D. (2011) 'Assemblage urbanism and the challenges of critical urban theory', City, 15(2), pp. 225-240.
3. Jones, M. (2009) 'Phase space: geography, relational thinking, and beyond',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3(4), pp. 487-506.
4. McFarlane, C. (2011) 'The city as assemblage: dwelling and urban sp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9(4), pp. 649-671.
5. Wang, J., Oakes, T. and Yang, Y (2016) Making cultural cities in Asia: mobility, assemblage, and the politics of aspirational urba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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