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鱼》影片中曾多次出现人人鱼研究实验室、声纳实验室和全景玻璃会议室等地。这些炫酷的电影镜头都来自一个拍摄场地——蛇口价值工厂。
︳人鱼标本实验室取景于价值工厂机械大厅
|价值工厂筒仓实景
|声纳实验室取景于价值工厂筒仓
价值工厂是2013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主展场,由策展人奥雷·伯曼(Ole Bouman)设计和改造。他说自己花了一个春天构思,一个夏天说服25个国际机构来使用它,秋天改造,冬天来临的时候一切都很生动了。
Ole Bouman, 深圳蛇口设计博物馆馆长。荷兰建筑学会前总监(2007-2013),2013 年“深双”创意总监、价值工厂总策展人,2015 年深双学术委员。
▼以下为访谈内容的整理
我在 2013 年参与遴选总策展人,并为此递交了方案。一方面,我是依赖着自己以前的经验,但同时我很快地就明白到“深双”将会面临新的转变 —— 他们打算把场地从华侨城创意园挪到蛇口。最先,我为此建议了一些独立的展览,根据比较传统的双年展形式来展开。但我后来觉悟到,如果能为整个蛇口区域 —— 而不只是单单为“深双”—— 提出策展方案,其实会更加有意义,这也意味着要为整个城市提出建议。第一届双年展时产生的理念,就是“通过城市发展来策展,并通过策展来发展城市”—— 这在 2013 年要再来一次。
深圳蛇口浮法玻璃厂
那是一个巨大的工厂,以前是蛇口的一家玻璃厂。我们把它改装成“价值工厂”—— 一个在双年展的时候能充分展现它发展潜力的、具有创意的场所。所以我说,“我们策划了一个新文化场所的默认环境”。它承载了一座工业建筑当要重新规划或更新各种功能时的可能性,包括了教育、创意公园、游戏公园、舞台、会展厅、学校、咖啡馆或媒体中心。所以展馆本身就陈列了工业遗产更新的各种可能性,其中一个很棒的经验,就是我们不但是以开发城市的手法策划了一个双年展,我们还展现了工业遗产的实力。这直接导致他们立意保护这座玻璃厂。
玻璃厂存留下来,并依靠着参与“深双”所累积下来的经验设想未来发展。尽管双年展是一个持续了三个月的集中性活动,但也为长远发展提供了一个探索、反思的机会,而且不只是单纯的反思,也把反思转化为行动。我觉得那是双年展的一个奇妙的特征,也是我专业生涯中最好的经验之一。当然要有这样的收获,要经过漫长的过程。
理所当然的,刚开始大家只是期待做一个展览,而且经费并不多,所以那时候我先探讨着用这个旧工厂作为展览“布景板”的可能,更像一个静态的展览,并邀请参展人来这个浪漫的环境里表现、展出 ——“浪漫”指的是老旧的遗迹,一个工业遗迹,提醒着人们蛇口工业区过往光辉的历史,或者深圳作为工业生产城市,一个大量生产的城市,不过,只是作为“布景板”而已。不过在短短几个月内,有几个重大的创造性的时刻改变了最终的结果。
第一,就是甲方的参与,也是场地业主,他很支持我们不单把建筑物当成背景,而是把转化过程当做双年展的关键信息。
第二,我们在 5 月的时候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15 个建筑师,所以在我开工后短短的几个月,就有 15个来自不同领域、年龄、背景、教育的国际建筑师参与这个项目,他们是特别有意思的一帮人,加起来足够应付翻新过程里的各种挑战,包括景观、保护、空间规划、艺术介入、新的建筑体等等。所以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给我们展现了各种方案,在很紧凑的两个星期内,我们合力推进了玻璃厂的改造构思。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邀请艺术家或建筑师展现他们的作品。其实,我是不感兴趣那种展现其他建筑师在别的地方建造的东西的那种双年展,我更想制作一个以表演、行为为导向的双年展。这可以通过邀请他们到场创造作品而发生 —— 我称之为“配对周”—— 然后以一个很紧凑的工作坊形式,他们为玻璃厂改造提出了很大胆的建议。当然之后的一件大事就是,当他们离开这里回家以后,谁会确保这些想法在中国深圳这儿真的会落成?所以来自国内的团队就可以帮忙执行,保证这些想法可以变成现实。从 5月底到7月底,短短的八个星期里,国内团队跟我确保了国际团队所有的那些头脑风暴,很棒的想法,都转化成真实的设计。
在 2013 年 7 月底,离开幕典礼只剩五个月,其中一个关键契机出现了:招商局发觉这些很丰富的想法能够被实现实在很棒,所以他们愿意支持玻璃厂改造的过程作为展览。
所以,邀请到来自世界各地的 15个人,确保国内团队会不离不弃地实现这个项目,然后确保双年展的赞助商同时是这座新工厂的开发商 …… 这些关键元素都如期发挥了作用,漂亮地解决了这个方案。
改造后的筒仓
之后,项目里一个很重要的增添,就是我们不只要重新设计玻璃厂,还要邀请 25 个国际合作伙伴来在新工厂里面做东西。就是说,我们花了一个春天来为改造构思、设计,然后花了一个夏天来说服 25个国际合作伙伴来使用这栋建筑。
我们就是这样请到像 MoMA、MIT和贝尔拉格学院等,还有更多伙伴过来占领玻璃厂,把它当做工作空间。所以这不单是一个关于改造的问题,这也是找寻使用者来活化建筑的问题。
但是还需要第三个层面来完整这个双年展的整体策略,就是不只是通过寻找使用者使用建筑,还要确保它里面不断有公共活动、公共事件在发生,与公众产生碰撞。所以在 2013 年底,我们策划了一系列的节目,以确定它差不多每天都有活动在发生。三个月里面,每天都有事件在发生,不论是学校的课堂、导览、表演,还是大秀、派对、游行、艺术表演,每天都有事情能做。
无论什么时候,市民都有至少两个原因来访问玻璃厂,一个是来看它的改造结果,二就是来参与行动。可以享受建筑和它的力量,也可以通过节目活动享受与建筑之间的互动。整个方案的实现来自于建筑空间的完美。这不单与建筑主体的介入有关,也关系到活动与空间的策划,才让它成为生活的舞台。这三者是有递进关系的:首先是主体设计,然后就是找使用者,最后就是举办活动;这三个步骤贯穿了 2013 年,刚好赶得上在 12 月 6 日的开幕敲钟仪式。
那也是一次美好的体验。因为我们在各方面都尝试创新,所以对我来说,开幕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开幕仪式”,它目的并不是为了给这座建筑揭幕。当我们每天都在这里举办活动,那我们就不只要为场所揭幕,因为这不只关乎场地空间,也是关于“时间”,要把时间标记为体验的元素,最终成为回忆的一部分。空间是只是一个要去的地方,但契机是策展人精心策划的,让参与其中的人在以后可以记得。我们这些活动给访客创造了有意思的体验,所以成就也就加倍了。这是一个具体的成就,同时也是一个存在于参与者回忆里的成就。我很荣幸有这么多观众愿意到访,我留意到不同的圈子就这些活动产生了很多的对话,这些对话也激发了策展的灵感。
那次经历对我来说,就是建筑的意义;是主体的设计,也是空间策划,是为了给参与者创造有意思的碰撞,以及一些能深思、享受、回忆的经验,而我觉得这三个步骤正是创作的过程,这也是我个人冒险的旅程。因为在最初的时候,我根本没有预料到这一系列的步骤最后会实行出来,但是深圳证明了一切在这里是都是可能的。我非常感激深圳这些人,比如“深双”组委会,最初愿意相信我去做这样的项目。其他两位负责另外的展场的策展人(这届双年展有两个展区, “价值工厂”和码头,它们有一种互补的关系,也让我可以把所有的精力全程投入在玻璃厂改造上)约翰和李翔宁,他们两位专注于码头的展场策展。对访客来讲,他们得到了一个完整的看展体验。在码头他们可以看到各类展品、阅读说明、跟踪活动,去学习和开阔视野,然后他们能前往“价值工厂”去体验不同的事物。所以这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互补的“套餐”——这也是我必须感恩的。
我也对得到的支援心存感激。比如,深圳市市长在双年展的尾声,大概闭幕前几星期访问了双年展,有效带动了人气。因为他的出现,有很多从来没有到过蛇口的人,长途跋涉来到这个本来被废弃的工业区,看这个老玻璃工厂了。因为他能看到这个玻璃厂其实就象征着深圳的未来,他跟其他人分享了这个信息,吸引了更多人前来观展。所以在展览的尾声,观展人数大增,就是源于这种文化、政治之间的碰撞,这也是值得感恩的。再说,深圳这个城市没多少年历史,三十五年前它还是一个渔村,这是一般人经常会阅读到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历史并不简单。这三十五年来,它获得不少成就,从而建立了自己一套传统 —— 有思想上的也有物质上的,这些都可以放到未来重新定位。这个玻璃厂就是一个好例子,因为它是一个玻璃厂,一个破旧工厂,已经被遗忘了,没有人在它身上看到任何价值了;但通过重新设想这个地方,突然它就重拾了价值。所以这个城市不只对新的价值保持开发的态度,也愿意在貌似破旧的事物里发觉它潜在的、传统的价值。第三点,就是我为何喜欢这个城市。我们在玻璃厂的顶楼搭建了一个全景的观景台,从那里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的整段历史发展。可以看到远方的山岭 —— 很多山还是维持着原貌,上面没有建任何房子 —— 还有上面的森林。眼帘之间,看着山岭,可以看到古时中国的面貌,可以看到海平线,可以看到跟水的关系。整个地形都可以从观景台观赏到。可是同时,地形上所有的其他层次也都能被看到,比方说,工业厂区、海港、货柜码头,还有工厂,可以看到这几十年建立的硬件,还有从货柜码头输出的那些硬件。
从观景台望出去,远方可以看到深圳的天际线,往前靠近,可以看到深圳不同的发展阶段逐渐迈进蛇口,到现在,夹在中间的农村消失了,城市逐渐饱和了。曾经,城市化的地块有罗湖,还有福田,再来就是蛇口,但南山还没有被开发。可现在,这个城市,可以说是完全被发展了。水平线上的都是城市,但还是可以从天际线看到一路过来不同的阶段。在另外一边,还能看到香港。所以,香港、老中国、新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 这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的画面。还有就是边界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的能量成就了今天的中国,而这画面讲述了那背后的故事。我其实最近也在想 —— 虽然这可能是作为一个老外来到中国的陈词滥调 —— 北方有长城,但在南方这里的珠江三角洲,那就是一道大门,是不是?所以,一切都开始清晰了。我们也努力地超越“深双”组委会给蛇口的定义。因为组委会给双年展的主题是“城市边缘” ,但我反而觉得在双年展结尾的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到这是个中心。而且我本人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我还在!因为这里在不久的将来真的会变成一个中心 —— 就是这个名副其实的“设计中心”(蛇口设计博物馆)—— 我寄望两年后开幕时,可以对世界证明这一点。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场很美好的冒险,一段很好的经验,而且这不只是我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里特别与众不同的经验,而是跟很多能量还有中国本身历史有关。要介入一个国家,还有那么多的想法,同时有人愿意相信我,相信我能为它做出贡献,这是一件难得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此最为感恩:有多少人能在一生中被委以这样的一份重任?!
对我和“深双”来说较幸运的,是我在 2013 年除了双年展本身就没有其他的事了,我可以全程投入到双年展里面,我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我觉得,作为一个开发者,比仅仅是一个策展人,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在里面。不然,假若只是在这儿待几天,然后又要飞往别处,很难做一个开发者。要在地面上创造,就代表本人也得在地面。在荷兰的建筑学院待了几年之后,我腾出了时间,也有动力去亲自采取行动,而不只是展现别人的作品。这种双年展的重点在于开发,更甚于单纯的表现。而当时我愿意为它付出很多时间;我认为那是策划像这种双年展的关键。
“深双”的机制看起来是一板一眼的:首先就是“深双”组委会,他们有责任去策划双年展,为了执行他们就雇用了一个策展人,策展人需要做一个展览,而展览就通过行政权力实现,展览最终会给公众开放。你会以为这是一步一步的,像是有很刻板的程序,但其实跟现实有一定反差。先是“深双”它有自己的历史,那是五届十年的历史。“深双”已经形成一个多重组织,有城市规划局,有搞文化的人,有很多不同的人或机构在里面,有不同的人相信着不同的事情。所以主题的选择,还有策展人的选择本身已经是一段旅程。但策展人就会继续这个旅程,他会说,“不 —— 我们不想只是做一个让公众只在开幕式出现的展览。我们要把整栋玻璃厂改变过来,我们不要‘开幕’,我们要一个新‘开始’。我们要在 12 月 6 日开始这个双年展,而不是开幕”。在预期的状况里面都会出现各种转折。我认为这是成功的关键,因为这样反而会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深双@威双
最近,我在荷兰接受了一次访问,我把深圳双年展与威尼斯双年展进行了比较。很多人觉得“威双”就是巅峰,因为它是名气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等等。但是“威双”有一个很大的劣势,就是它的场地所在是世界上一个最古老,最不能触碰的城市之一。所以去了也只能述事,永远不能实行。在“威双”,无法改变世界,只能表达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在深圳,就可以改变世界,可以通过“深双”来挑战固有的游戏规则 ——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妙?我觉得这是深圳双年展的特点,也是我觉得最应该保存下来并且往前推动的。作为学术委员会的一员,我会建议“深双”认真去推动这个元素。
改造后的机械大厅
印象最深刻的展览作品,我觉得明显的答案当然就是玻璃厂改造,因为玻璃厂本身就是主要的展品。所以去发掘玻璃厂本身的价值,并重塑这些价值,让它脱离工业历史,然后在文化未来的语境下重新去定位,这样的做法代表我们不是在从零创造艺术或文化,而是在现状里面去发掘它。玻璃厂就揭示了这种潜力,这一策略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反复用。从那之后,我看到深圳有几个被遗忘、被摒弃,或不被珍惜的地方,有重新被设想的可能性,通过从新的定位提高它的价值。把它从被人们的忽视中拯救出来,然后重新再定位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行为。这跟一般人对建筑的印象很不一样,是吧?
很多人觉得建筑就是在一块空地(tabula rasa)上面从零开始建造,像做艺术品一样。他们觉得保护和改造也有意思,但是从艺术角度来看是次要的,但我不同意。我想这 15 个国际建筑师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把玻璃厂呈现为一座大教堂,一座庙宇,或一个地方奇景,一个看到世界的全景,等等,这种重新定位等于是纯创作。我依然记得“配对周”时创作气围所带来的欢乐,那是最好玩的阶段。如果你问我最好的展品是什么?我会说就是玻璃厂。那就是展览所有的展览品,那是最好的展品。
特殊材料区
当然,也有很多合作伙伴也做得非常杰出。像来自荷兰的 DroogDesign,他们就做了一个“特殊材料区”—— 不是一个“经济特区”,而是“特殊材料区”。在那里,人们会重新考虑当自然资源不再是免费的时候,当我们要对它非常负责任的时候,物料的未来是如何。这是一个很棒的环境。我也记得,OMA在深圳的临时办公室里面,他们按照《营造法式》—— 中国一本古老的建筑构造的指南 —— 用蓝发泡胶做了一个传统建筑的屋顶。这个作品最终被送到威尼斯参展 ——“深双”成了“威双”展览品的原作者和制作者,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像我之前说的,在深圳做了落地的事情,然后在“威双”展现。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例子,所以我非常喜欢。我喜欢的不只是展品,还有活动,个别的活动。记得有一天,我们请了大浪的人来到蛇口玻璃工厂,在这里嵌入了一片“大浪村”。有一天,所有的舞者都来了,还有小店老板、小孩子和他们的滑板等等。他们利用了工厂的空间,给我们表现街道是可以通过行动来燃亮、占领的。像这样子擦出的火花,我觉得甚至比展览更重要,他们的行动比展览更重要。
另外的一个行动,就是中间有几天,我们邀请了洛杉矶双年展过来办他们的第一届活动。为什么?因为之前洛杉矶双年展一直都没办法办,但在深圳就变成可能了。所以洛杉矶的人就来到这里办他们的第一届。你能想象吗?深圳不只很快地建立了自己的传统,还帮助了其他的城市建立它的传统,现在这都可能了。我对很多的活动存留了美好的回忆。
价值农场
我认为至今深港(双年展)之间的合作还是很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可能这是因为香港跟深圳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可能跟机构的权力有关。两展可以合力筹办一些事情。一直以来他们好像都处于平行关系,他们基本上只有在开始的时候会走到一起,说一句“我们还是在一块儿的”,像个誓言,然后可能在最后推广的时候再走到一起,但中间的阶段他们都是完全独立的。这很可惜,因为双年展本身作为一个开发的手段很不错。但“双城双年展”意义在于“双城”,而不是“两城”。我们说的是深圳跟香港,两个系统,一个展览,是不是?“一展两制”。这本来有很多很棒的线索可以去创造“交叠”。而且我知道,有些香港人的作品也会在这里展出,反之亦然。我还邀请了一个香港团队过来,不是来“论述”香港,而是把一片香港送到“价值农场”里,那是名副其实的“在大陆土壤上的香港精神”。这小例子再次显示如何充分利用双方之间的创意交叠。
我觉得创意交叠绝大部分时间只是在策展的层面上被利用,但在机构的层面,其实也该有可以被利用的机会。但我凭什么说这些机构应该发掘更具创意的合作模式?
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挑战。但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会这么说。所以玻璃厂的业主就是从赞助商变成了甲方,然后策展人从展览策划人变成了开发者,角色出现了很大的变动。而我觉得,论双城效果,我觉得这是给策展人很好的机会,因为这是还没被探讨的。
时间: 2015 . 06 . 25
地点:深圳蛇口
访 谈:何 柳 、 諸荔晶
团 队:史建 、 常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