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城市空间逐渐展现出马赛克式的镶嵌图景,居住空间分异日趋严重。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空间环境冲突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为了打造适合人类居住、交往的城市生态环境,居住空间分异成为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等领域重要的研究对象。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正经历着急剧的城镇化过程和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社会阶层的分化、住宅市场化、财产权的确立都加速了城市空间的重构,居住空间分异现象逐步显现。居住空间的分异不仅是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空间反映,而且对社会心理产生复杂深刻的影响,也可能诱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城市治理困境。因此,我们将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居住空间分异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希望能够提出有价值、可操作的建议来完善社区规划,规避居住空间分异产生的负面后果,实现社区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此外,我们基于本土经验,力图形成具有创新性的成果与国际前沿研究对话。综上所述,社区规划中的空间分异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本文首先从表现、模式、原因、后果四个维度对国内居住空间分异研究进行了评述,然后以邻里效应为理论分析工具,提出居住分异影响个体行为、态度、生活质量的六种机制,即:区位效应、资源效应、集聚效应、社会环境效应、空间规划效应和共同治理效应。其中,集聚效应、社会环境效应、治理效应是城市社会学重要的研究对象。
在此基础上,文章以社区为分析单位,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和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首先描述分析了不同类型社区的资源状况、人口结构、低保家庭比例、社区治安、环境污染等方面的差异,然后运用多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不同类型社区在入室盗抢、负面情绪和邻里关系等方面的差异,勾勒出空间分异的状态和社会后果。
CFPS2010和CLDS2012合并后共有9种社区类型,由于高档住宅/别墅样本量很小(5个)且没有很大的分析价值,作缺失值处理。棚户区(7个)与移民社区(6个)样本量也不多,容易存在样本量过小导致的偏差。我们处理的方式是将它们合并到村改居社区,统称为“边缘社区”。
表1.不同类型社区的描述统计 |
社区类型 | 频次 | % |
未改造的老城区(街坊) | 49 | 19.84 |
工矿企业单位住宅区 | 27 | 10.93 |
机关事业单位住宅区 | 18 | 7.29 |
经济适用房小区 | 19 | 7.69 |
普通/中档商品房小区 | 103 | 41.70 |
村/移/棚 | 31 | 12.55 |
总计 | 247 | 100.00 |
为了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我们采用判断式抽样方法,在上海市宝山区的张庙街道、顾村镇、友谊路街道、庙行镇、大场镇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社区进行研究,类型化为动迁安置小区、商品房小区、大型保障房居住区、老公房小区四种类型,考察了不同社区的特征、治理难题及相应的治理模式。
(1)不同类型社区的资源状况
商业设施方面,小商店非常普及,经济适用房小区相比其他类型社区,商业设施配套有待完善。
教育资源方面,拥有幼儿园的比例,不同类型社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我们推测私立幼儿园比较普及,平衡了社区间的差异。相比之下,社区是否拥有小学的比例有明显的不同,表明教育资源的分布在不同类型社区之间是不合理的,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适当向经济适用房小区和底层社区倾斜。
医疗资源方面,不同类型社区医疗点和药店的拥有比例并没有很明显的差异。
慰老资源方面,机关事业单位住宅区慰老资源最丰富;经济适用房社区拥有慰老设施的比例虽然超过半数,但排名倒数第一;此外,未改造的老城区(街坊)拥有慰劳设施的比例排名倒数第二,与老城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不匹配。
运动休闲资源方面,边缘社区、未改造的老城区、经济适用房社区拥有体育运动场所的比例相对较低,都低于70%。未改造的老城区由于空间有限,导致运动场所略少。而边缘社区和经济适用房社区的区位都比较远,空间充足,运动场所比例较低可能是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的。拥有儿童玩耍场所的比例普遍较低,总体上也只有31.84%。
文化资源方面,阅览室在社区中比较普及,但是,经济适用房小区却只有一半有阅览室,明显低于其他类型的社区。由于样本量比较小,我们只能大胆推测,经济适用房社区的文化资源有可能相对匮乏。教堂、清真寺宗教场所主要分布在老城区,祠堂主要分布在边缘社区。
(2)不同类型社区的人口结构
商品房社区的人口密度是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社区,我们猜测商品房的建筑层数较多,因而社区人口密度大。相比之下,边缘社区一般建筑层数较少,因而人口密度最小;经济适用房社区的人口密度也很低,原因可能有二:首先,由于区位偏远、配套设施不完善,导致入住率偏低;其次,是经济适用房的违规出租,流动人口难以统计。
不同类型的社区户籍人口的比例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未改造的老城区户籍人口比例的中位数稍高边缘社区中流动人口比例相对较高,我们猜测原因有二:首先,边缘社区地处城市外围,制造业集聚;边缘社区低廉的房租,大量吸引外来务工人员。
社区总人口中15岁以下人口比例,不同类型的社区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在未改造的老城区(街坊)和工矿企业单位住宅社区中,60岁以上人口比例相对较高。
(3)不同类型社区低保家庭比例
不同类型社区低保家庭的比例相差不多,经济适用房社区的比例是3%,并没有设想的那样高。我们猜测申请经济适用房的门槛以及申请过程中的违规,使得经济适用房社区的居民并不属于城市中最贫困的阶层。(见表2)
表2 不同类型社区低保家庭比例 |
社区类型 | 中位数(%) |
未改造的老城区(街坊) | 4 |
工矿企业单位住宅 | 2 |
机关事业单位住宅 | 4 |
经济适用房小区 | 3 |
普通/中档商品房 | 2 |
村/移/棚 | 4 |
总计 | 2 |
(4)社区治安
边缘社区(村/移/棚)发生过刑事案件的社区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社区。我们猜测原因有三个:首先是人口结构,边缘社区人口复杂且流动性强;其次,边缘社区一般不属于防卫型社区(gated community),缺少配有电网的围墙、门禁、巡逻的保安等;第三,是社区的治理水平不足,例如缺少高质量负责任的物业公司、提升社区安全的志愿性组织等等。
(5)环境污染
33.33%的边缘社区(村/移/棚)靠近污染源,明显地高于其他类型的社区,而经济适用房社区没有一个靠近污染源。
(1)入室盗抢
住在边缘社区(村/移/棚)被入室盗抢的“优势比”(odd ratio)是商品房社区的2.1倍(e0.74),且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p<0.01)。
(2)负面情绪
在控制了一系列个体层次的变量之后,我们发现社区中低保家庭的比例越高,个体负面的情绪越强烈。无工作的底层与管理层相比负面情绪更强,且有很强的统计显著性(p<0.001);教育程度与负面情绪的关系更像是U型,低学历和高学历的被访者负面情绪更强;离婚或丧偶的人负面情绪最强;租住或借住的人比拥有房屋产权的人负面情绪强;从家到城市(镇)商业中心花费的时间越长,负面情绪越强。
(3)邻里关系
当控制了一系列个体层次的变量,与商品房社区相比,棚户区、工矿企业住宅区、机关事业单位住宅区、村改居社区、城市辖区内的农村社区的邻里关系都更好。外地人没有本地人的邻里关系好;在当前住宅居住的时间越长,邻里关系越好;而不同社会阶层的邻里关系的差异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我们猜测阶层相似的人更倾向于“同质聚居”,邻里间的交往没有太多阶层壁垒,因而没有出现邻里关系的阶层差异。
(1)动迁安置社区
人口的多元化、来源的复杂,使得拆迁安置社区的居民利益、诉求、行为观念等等都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弱势群体在空间上的集聚。社区治理的难题主要有流动人口管理与社区治安,农村生活方式的延续与习惯的固化,中心城区拆迁安置户的心态失衡,弱势群体的帮困与解难。
(2)大型保障房居住社区
大居社区在发展进程中,居民的需求不断变化。在社区发展的初期,即居民入住之初,社区各项配套有待完善,居民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生活的便利性。当社区硬件设施配备齐全后,居民的社会性需要日渐凸显。社区治理的问题有弱势群体聚集,老龄人口与外来务工人口集聚。
(3)老公房社区
由于年代较久,老公房社区治理的难点主要集中在老龄化程度高、社区设施陈旧、物业费低且上缴率低,社区环境问题突出。
(4)新建商品房社区
与其他类型社区相比,年轻人多、白领多、新上海人多。居民文化素质普遍较高,权利保护意识、法律意识、民主意识相对较高。作为小区的业主,他们对社区的环境、治安、公共设施维护、社区服务的水平重视而敏感。时常在社区维权活动中,成为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新公民。然而社区中的年轻人作为上班族,对社区活动参与率低、邻里关系不紧密。
课题负责人:孙明
课题类型和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研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