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是城市的细胞,社区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的氛围、活力、创造力、人们的文化生活水平以及素质密切相关。自上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单位制”兴起,社区文化建设逐渐演变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包括了由市级、区级(县)向街道(镇)、居委会(村)延伸覆盖的四级文化系统。这一不同层级的文化设施以及建制,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文化和思想意识传达,也是国家机器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的功能体现。这一体系的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包括:社区文化建设的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文化设施缺乏、分布不均,文化设施利用率低,居民参与程度分化显著,社区文化资源与文化市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壁垒分明等等。近阶段,均等化、社会化、专业化成为国家公共文化体系改革的关键词,通过文化供给和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的创新,社区文化参与的现状和效果成为主要的议题。
近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社区实践层面,都倾向于将社区文化与社区治理、认同关联起来,认为社区文化工作和发展的最终目标除了提升人的文化素养和精神文明以外,还包括促进社区基层治理和社区认同。本课题从文化供给和文化参与切入,并借鉴当代英国社会学家Savage(2010)的居住归属感的概念,对比不同居住区类型的文化供给和居民文化参与情况,并分析两者与居住归属感之间的关系。

图1:“作为动态的文化系统”图示
课题以类型学为基础,选取不同住房类型的居住社区,分析社区文化活动参与的情况以及社区文化设施的分布。更进一步,作者试图探讨社区文化活动和文化设施对于建立居住归属感的意义。通过探明目前文化供给的情况、居民的文化活动参与情况和文化消费需求,本研究也发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空间和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活化社区文化资源提出了建议。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调查样本的选择上,选取了公房、新旧里弄、商品房以及保障房(包括动迁房和经济适用房)四种住房类型,每种住房类型细化到三到五个居住小区。
定量研究主要指在上述调查地点进行问卷发放,提问内容涉及到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情况、对社区文化设施的使用和满意度,对周边社区文化设施和内容的需求和建议等等,共获得有效样本1040个。
定性研究以非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为主,走访和以非社区成员的身份观察了社区里文化活动的进行和文化场所的运营。除此之外,作者还对街道(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居委会(村委会)领导以及居委会(村)文化活动室的负责人以及20多位居民进行了访谈或者是非正式的对话。
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情况、主体和分布
在本次调查中,参加过和没有参加过社区文化活动的受访者比例基本持平,无论是文化娱乐活动,还是公益活动,参加过和没有参加过的各占总受访者的一半左右。从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度来看,虽然平均参与意愿度较高,但总体的参加频率是中等偏低的。
从文化参与的年龄分布来看,老年组人群中,参与过文化活动的人数要明显多于没有参与过的,在其他年龄组则没有体现出该差异。另外,文化参与的频率和意愿度随着年龄组的增大而增加。在性别方面,女性比男姓的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度更高,参与意愿也更强烈。
从住房类型来看,住在新旧里弄的受访者的社区文化活动参与度平均最低,接近于“偶尔参加”,商品房和保障房里的受访者的社区文化活动参与度非常接近,其均值接近于“有时参加”,公房里的受访者的社区文化活动参与度居于“有时参加”和“偶尔参加”两者之间。在文化活动参与意愿度上,同样也是新旧里弄的受访者的参与意愿最低,其次按照参与意愿从低到高排列为公房、保障房、商品房。保障房和商品房在参与意愿的强烈程度上非常相似,两者的均值非常接近。
住在不同住房类型的人群对文化设施的满意度及需求分析
从区位和社区类型来看,文化设施存在显著的空间不均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心城区的老式住宅区里,包括老的里弄住宅区和老式公房住宅区,社区文化空间的面积紧张,难以满足居民需求;第二,在较为成熟的商品房社区和新建保障房社区,小区内的文化场所空间相对充裕;第三,位于城郊的新建大型保障房社区,其周边文化设施配套未跟上。
小区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对小区文化活动的满意度,对街道文化活动中心的满意度各自与归属感存在着正相关性,而其中,对小区文化活动的满意度和归属感的正相关性最强。
目前上海市没有专门的评估社区文化活力的指标。已有的与社区文化相关的评估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绩效评估”。自2007年到2014年10月,由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为主筹办成立的民办非企业性质的“上海东方公共文化评估中心”共进行了四次该评估。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绩效的评估总分为100分,包括性质指标、运营指标、效率指标、可持续发展指标4个一级指标和33个三级指标。该评估作为上海乃至全国率先采用的社区文化中心评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指标体系设置上,主要是将社区文化中心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体来看待的,缺乏将社区文化中心嵌入社区整体发展和活力营造的系统视角。在已有的三级指标中,从中可以发现如下一些指标有关社区文化中心与这个社区的关系,和社区文化中心的影响力,但它们分散在不同的二级指标中,如表1所示。
表1: 上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绩效评估指标与“社区”相关的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 | 所属的二级指标 | 三级指标中体现的“社区”主题 |
服务覆盖比例 | 运营指标 | 社区文化中心与社区的关系 |
志愿者队伍 | 可持续发展指标 |
与社区企事业单位共建共享项目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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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满意率 | 公众满意度 | 社区文化中心的影响力 |
收费合理满意率 |
社区居民和社区内单位知晓率 |
媒体报道情况 | 社会影响 |
国际上,文化和艺术的指标进入社区衡量体系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显著的趋势(Durxbury,2006)。虽然建立一个测量社区文化活力的综合性指标体系并非易事(Heidi, 2002),但是很多城市都开始了将文化指标融入社区指标的探索。在社区衡量中,文化已经不再单单作业一个从属性的或者“做贡献似的”的指标而存在。比如在基于澳大利亚社区墨尔本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社区探讨中,文化不像作为一个影响因子被置于“社会可持续性”的范畴里,而是被列为一项与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同样重要的文化可持续性指标(Hawkes,2001)。
本课题初步设想“社区文化活力指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空间指数:文化设施和场所的配给度;2)参与指数:参加社区活动的频率和人群覆盖面;3)流通指数:活动网络和组织的社会化程度和信息连通性;4)专业化指数:是否拥有比较有影响力的、专业的活动品牌,以及社区文化走出社区走向文化市场的能力。在确立“社区文化活力指标”的同时,建议在上海创立“社区文化活力评估示范点”。目前上海有市级和国家级的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可以在此基础上创建“社区文化活力评估示范点”。
研究发现,社区文化的设施配置在不同的居住区类型中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地化约为空间的社会阶层的分异,而与居住区的建造年代以及当今上海城市的郊区化密切相关。公房和新旧里弄居住区可用的社区文化空间紧缺,商品房和保障房的文化设施的配置较为充裕。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保障房和经济适用房多处在上海市郊,虽然住宅区内部留出来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面积较为充裕,但是周边的基本文化配套却是迫切需要跟进的。其次,社区文化正在由以往“自上而下”为主、动员群众参与的方式,逐渐注重群众的自发组织和自下而上的组织参与。但是在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人群方面,老年人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年轻的职业群体通过与子女一起参加“亲子类”活动加入到社区活动中,但所占的比例仍然偏低。再次,分析发现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对社区文化活动的内容和设施的满意度与归属感之间有着正相关性。由此,作者尝试性地提出,培育社区文化和社会组织,在空间和机制上促进社会文化资源的分享和流通,对于增加居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报告分析的案例虽然在住房类型上比较有代表性,但是在“社区文化”方面却不一定有代表性。比如提到社区文化常常让人们想起比较有地域特色和风俗民情的社区,对社区文化的讨论常常与文化的一些构成因素相关,比如移民、特定职业群体形成的生活方式、混合性社区(比如有文化和创意工作者入住的商住两用社区)等等。因此,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除了常规意义上的社区类型的选点比较,还需要增加有文化特点的社区,比如移民社区、乡村社区(乡村社区的调研结果虽然在本报告里没有阐释,但是能过研究发现它们呈现出了与城市社区非常不同的文化消费习惯)。其次,本人之前一直从事定性研究,对定量研究尚且在学习、熟悉和摸索的阶段。因此本报告中呈现的定量分析需要进一步深化。
课题负责人:章超
课题类型和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研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