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安利一下这个奖项,
普利兹克奖每年一次,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
2011年深双参展人,
王澍、阿拉维纳分别在2012年和2016年获奖!
编者按:本文为2011年深双总策展人泰伦斯·瑞莱访谈节选,全文刊载于深双十年研究出版物——《看(不)见的城市》中,可在UABB官方微店购买。
Terence Riley,国际著名建筑策展人,美国注册建筑师,博物馆专家、教授及评论家。2011年“ 深双 ”总策展人,2013年“深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以下为访谈内容的整理
当时,我把双年展想象成一本有许多章节和许多作家组成的出版物,并由此展开策划。我想通过讨论深圳和香港城市关系、中国和全球视角有关的议题,来组织此项目的结构。
展览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找到最合适的展览地点,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市民中心的展场,但因为地下空间并不适合所有类型的展览,我们还寻找了其他的分展场。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对过往几届双年展最主要的回应,是通过我怎样架构这次展览而展现的。在研究了以往的双年展并与许多参展人沟通后,我发现许多参展人都抱怨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出自己最好的作品。所以,我制定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将主要的策展与行政方面的决策一早完成,留出尽可能多的时间让参展人去发展他们的作品,我希望有一个更快的工作流程,让参展人和策展人有尽可能多的时间来设计他们的项目。
与其说这种方式搁置了批判性,倒不如说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它。考虑到远距离沟通的难度和协商决策的耗时,我决定不设置策展委员会,而是以一个类似大型出版物总编辑的角色来工作。策展方案的批评性,体现在我将一些关键议题交给最有能力探讨这些问题的人。个体层面上,我们会讨论我的方案,并经常做出修订以更好地适应他们的愿景。
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这些个体接受了这份方案,他们的参展作品也就成为他们自己的项目。这和一本书里的一篇文章一样,其写作归功于文章作者,而编辑的工作则得到另一种形式的认同。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我在最初阶段施加了更多的控制,后期则给参与者更多的自由。
2011年展品-离心村
对于展览的呈现方式,我做了一个混合搭配,但重点还是放在以标准格式提交的材料上:模型、图纸、图片等。个体策展人和参展人带来了很多创新形式,几个展览中的大型装置也很突出。我认为尺度的问题很重要,因为建筑和城市的尺度是巨大的,如何抓住和呈现这种尺度很重要。
201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的展品-超轻村(左)
我认为国际展里有很好的作品,它本身亦是一个创新之举。“再生,巴林王国”、“住宅的使命 —— 荷兰与中国建筑师为蚁族而设计” (荷兰) ,以及“再生砖进展 2011”(刘家琨),在学术、空间、材质等许多层面上都很成功,且每个作品都传达了一个充满力量的概念,并以富于新意和诗意的方式呈现。荷兰的参展作品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展示了一个国际双年展上的作品,可以在真正的研究和创新设计层面达到何种深度。
在建筑城市类的展览中,专业和非专业观众的能力之间总是存在着较大差距。如果展览内容技术性太强,它不会吸引大众兴趣;如果只是针对普通观众(设计展览),它又会缺少批判性影响力。在大部分展览项目里,我都尝试去设计不同层次的技术性和批评性主题,例如,大型装置对于建筑师和广大市民有着全然不同的吸引力,要让他们以完全一样的方式去理解或许不太可能,但这是可以预期的。
我对展览的成果非常满意。展览的概念强调包容性而不是观点性,其原因显而易见。纵观当代城市建筑,其中有很多观点性很明确的态度,但要将整体的概念简化为一个单一的论述,这大概是不可能的。建筑和城市领域并不能简单划分成在任一问题上相互对峙的两个阵营。我已经强调了构架的重要性,我认为是正确的决定。
策展过程中带给我最大满足感的,当然是开幕式!一切准备就绪,所有的参展人和参与者都来到现场,表演十分出色。我由于忙各项别的展务,将表演内容完全交给了 John Bennet 和 Gustavo Bonevardi。市民中心的广场很大,我一度很担心他们做的东西无法真正与环境融为一体,我很高兴地发现我错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就是给专业人士让道,他们知道怎么做是最好的。
本届普利兹克奖得主阿拉维纳在深双的作品-人民的力量
很多人提到过,对他们来说“街道”是此届双年展里面印象最深的部分,它最能直接体现出“建筑创造城市,城市创造建筑”这个主题。但与其说“街道”是被设想出来的,不如说是回收过来的概念。我相信,优秀的概念应该以宝贵的知识资产来看待,是应该被维护与再利用的。我参加 1980 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对“Strada Novissima” (主街)这个主题感到非常兴奋。对我来说,从两个重要的层面上来讲,它是个很强的策展概念。首先,它让当时的策展人,Paolo Portoghesi(保罗 · 波多盖希)有机会去挑选建筑师,并邀请他们按照严格的尺寸去设计立面。这种统一的展示规格制造了一个典型的“对比与反差”的情景,让观展者可以看到立面之间的对比关系。其次,每个建筑师都被给予了一个空间,可以在里面阐述自己的作品,这种平衡让策展人与建筑师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
1980 年和 2011 年之间一个很大的转变,在于技术的发展。策展人提供了一项服务,就是可以让一个电影制作公司把图像放大尺度,这在当年是有难度的技术。很多建筑师就利用了这个系统,他们的立面实质上成为被放大的图纸,虽然1980 年的时候,有些建筑师利用他们当时的技术创造了更立体的立面。很多的建筑师,像文丘里、劳赫(John Rauch)和斯科特 · 布朗,倾向以二维的板式展示自己的设计,我不觉得今天有很多建筑师对立面有那样的理解。因此, “街道”的三维特征反映了当代建筑师自己的建筑观点。再者, “主街”和“街道”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两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作品,而是反映了当代立场的范围。
“街道”达成了几个目标。首先,它让深圳双年展和威尼斯双年展互相参照,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作为建筑师,特别是年轻的中国建筑师,能够在(国际)史论与全球语境下理解自己的作品,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它也直接反映了双年展的主题: “建筑创造城市 —— 城市创造建筑” 。
最后,我还想指出,在 1980 年威尼斯双年展上,阿尔多·罗西在城市里设置了一个大型建筑装置,这也是我想通过在市民中心展出的大型装置和广场上的大型城市表演所反映出来的。
我印象里它最初的设想是,双年展是一个监管城市雕塑的委员会负责的项目。在早期的时候,这样的运作可能说得过去,但“深双”现在已经足够成熟,它应该成立自己的行政组织,像“威双”那样。我相信这是这个城市往前迈进的方向,也是个很好的方向。
我觉得之前每一届的双年展都有很好的具体的主题。其实,我很难在另外四届跟我那届之间做出比较,原因有两个:首先,我只看到了前几届的画册而没有到过现场;其次,我知道前几届策展人在预算方面有更严格的限制,而后续展览相比起来有更多的资源。所以,很难做出公允的评价。在我这一届,预算的提高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参与和融合,我们也很好地利用了各个展场。同样,“城市边缘”也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高度,成果颇为壮观。我希望这种趋势能够继续,双年展的制度更加成熟,与香港的活动联系更加紧密。无可否认,“深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地位会越来越高。
时间:2015 . 07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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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何柳
团队:史建 、 諸荔晶 、 常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