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日报:第136期,今日收录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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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别成“街头摆设”
2016-05-15 吴秋余 微信公众号 新土地规划人 人民日报
最近,北京大兴的王女士因为丢失了租赁的公共自行车,被告知要赔偿1070元,她认为这价格贵得有些离谱。不少网友也表示,如此天价自行车,实在丢不起,以后只能打消租公共自行车出行的念头。
相比全国许多地方,北京的自行车还真不能算“天价”。去年初,就有媒体曝出安徽阜阳花费6488万元采购6500辆自行车及配套服务,每辆自行车总成本达到9981元。
虽然阜阳方面称政府采购合法合规,采购费用还包括相关配套设施和人工管理费用的支出,但却有网友算了一笔账:按阜阳市区人口90万计算,若是拿出这笔钱来买自行车,足够每家配一辆了,还需要政府兴师动众地鼓励大家来租用自行车吗?
近年来,为鼓励绿色出行,很多城市采购大批公共自行车。但动辄上亿元的投入,让公共自行车运行使用成本居高不下,全国不少城市都遭遇了市民对公共自行车避而远之的尴尬。
高价自行车还带来了使用中的诸多不便,比如很多城市规定,使用公共自行车先要交三四百元的押金,这基本相当于居民购买普通自行车的支出;
自行车运营费用居高不下,受损自行车却长期无钱修理,整个租车体系瘫痪;
公共自行车价格虽高,防盗系统却马马虎虎,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作案目标,盗窃后拆解零件牟利。
公共设施的建设资金说到底是取之于民,应该“只买对的,不买贵的”,以实用、方便为准则。
因此,是否需要这么高级的公共租赁自行车,本身就值得讨论。
如果因为公共设施过于豪华,让人望而却步,那最终的使用效果会与政策初衷南辕北辙——由于使用成本昂贵导致乏人问津,公共自行车政策所追求的绿色、环保、便利等公共利益难以实现。
事实上,公共设施由于华而不实影响使用的情况并不鲜见,北京的街头自助图书馆,就曾因为投入大、利用率低、书籍质量不高,受到广泛质疑。
因为有先进的电脑管理和自助取借功能,一台“图书馆”的购买成本近40万元,每年还要支出造价10%的维护费用,却仅能存放400册图书,加之更新缓慢、操作复杂、故障频发等原因,更让普通百姓敬而远之,平均每台每天只能借出4本书,而这种自助图书馆低使用率在全国已成普遍现象。
相比之下,美国纽约的街头图书馆却没有那么高大上,仅仅是一个封闭的铁质书架,不收取任何费用,只规定借阅一本必须同时归还一本,在下雨天,还可以供行人避雨,广受市民欢迎。
如何降低公共设施运行成本,让百姓轻松地享受公共服务?
一方面,可以尝试改政府直接购买设施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将原来的政府直接投入按照公共设施使用频次补贴给运营者或使用者,到底采购多贵的公共设施交给市场决定。
如此,既可防止公共采购“只买贵的”,提高财政补贴使用效率,也能让百姓享受到更为实惠的产品与服务。
参与运营的企业为了平衡“客户需求”与“成本控制”,自然会重视性价比的问题,主动提供适合大多数公众需求的公共产品。
另一方面,应完善公共设施管理和运行机制。同样是在北京,朝阳区因为引入了保险赔偿机制,发生公共自行车丢失时,使用者只需要赔偿400元即可,避免了单个使用者负担过重,实现了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良性循环。
此外,公共设施的建设要因地制宜、动态调整。
比如一些山地为主的城市,就不宜盲目跟风发展公共自行车,而应继续加大公交车和轨道交通发展力度。
如今,手机使用已经很普遍了,可不少城市大街小巷还是公共电话亭林立,利用率很低、维护成本很高。应根据社会需要调整运行策略,将电话亭改建为有特色的公共信息亭,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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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菜场十年:2005-2015
原创 2016-05-15 盛强 市政厅
摘录:故事背后的经验1:管理者看过来
这两个例子说明,菜市场作为自组织经济,很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控制被消除,而它以何种规模何种形态存在,体现城市经济的客观规律。
换句话说,复合规律的政策相对容易实现,且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比如批发型市场的外迁。
但是,即便如此,需要注意的应该是市场清退后新功能的即时进驻,从虹桥水产市场的例子来看,从开始清退水产市场到目前古玩市场的进驻,至少经历了5年,而古玩项目到底经营得又如何呢?
相反,违背规律的管控,会带来政策执行时的高成本。
再举一个海淀区的例子,图12为笔者在早上7点调研大慧寺南路沿街市场时的照片,该地区在2009年拥有98摊位,目前75摊位。笔者调研时正赶上当地城管执勤,约20名人员,在长294米的街道上,一到两人一组,一字排开。投入20人管控,暂时减少20多个摊位,这个效果是可持续的吗?
图12,大慧寺南路清晨执勤的城管。
故事背后的经验2:规划者看过来
不同等级的市场空间分布,在经济地理中,是中心地理论模型的研究范畴,而该模型往往在大区域城镇或村镇群中比较有效。
在城市内部范围内,市场的规模等级和辐射范围则往往体现出更为复杂的、超越了简单距离因素的空间规律。然而,对于规划师来说,以距离辐射范围或人口确定的指标是沿用多年的原则,同样也是容易理解的。
那么,在真实的城市中,即便是对菜市场这样简单明确的城市基本功能,按等级和距离确定的空间分布真的有效吗?
图13显示了2009年分别以70个摊位数和150个摊位数以上的市场为中心、以距离为基础的辐射控制范围图。
从中不难发现,位于隆福寺的早市(210摊位)辐射了很大范围。
图13,对北京三环路内菜市场的中心辐射范围分析。右上:小型菜市场;右下:大、中型菜市场。
进一步,如果我们按照街道空间类型和面积,大致将三环路以内的范围分成6个区域,再统计每个区域内部的市场规模,则可以明显看出:
以规整胡同街区为代表的东四周边区域(SA04),拥有大量小型的市场;而以大院为主要类型的SA01区域则拥有数量较少但规模较大的中型市场。其他区域则位于这两个极端类型之间。
图14,三环路内六个分区域的内的菜市场规模等级研究。注:右面统计图中,早市被表现为没有黑框的灰色条带。
这个小例子暗示城市街道的空间结构可能影响着市场等级和分布:
高密度规整的胡同格局容易支持大量小微型的市场,而低密度复杂内向的路网结构则倾向于支持少量大中型的市场。
存在即合理,两种城市格局皆有匹配自己的功能分布模式。但从多样性的角度出发,以千人指标或辐射范围的一刀切规划模式便值得反思了。
观点|林德福:乡村民宿离不开“社区营造”
2016-05-15 林德福 微信公众号:乡愁经济
摘录:台湾民宿及社造发展历程
在这引介台湾案例只是给各位作个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一下台湾怎么看待“民宿”这件事。
1、台湾对民宿的界定
在台湾,民宿是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闲房间,以家庭副业方式经营,结合当地的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农林渔牧业生产活动,不管你做哪些活动,整合起来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以此来提供给游客一种乡野生活的住所”,这是台湾对民宿的官方界定。
其次,民宿经营规模只能“客房数五间以下,客房总楼地板面积不能超过150平米;但位于原住民保留地、经农业主管机关核发经营许可登记证的休闲农场、经农业主管机关划定的休闲农业区、观光地区、偏远地区及离岛地区的特色民宿,经营规模可以放宽到15间,房间总面积限制在200平米以下”。
符合这个规定的称为合法的民宿,超过的部分我们就用酒店的方式管理,酒店或客栈不会用民宿的方法来管理。
2、台湾民宿发展概要
回顾台湾民宿的发展,其实是从1980年代就已开始在开办早期民宿。那个时候跟现在内地正大力地发展民宿初期情况很像,到处开办,也是民间自发在开办。
而最初也只是提供简单的住宿,并没有服务,也没有提供各种设施,只是收一点房租贴补家用,仅此而已,且只有在城市周边才有较明显机会。
花了约十年的工夫,到1991年,随着民宿渐渐发展,在城市周边地方大都可以赚点房租费,可是偏远的山区还是很难,所以台湾当局才开始让“原住民委员会”来帮助比较偏远地区,开始辅导原住民集聚的地方,给一点补贴或奖励,协助创办民宿。
直到2001年,才订了民宿管理办法,距离民宿初创时间接近20年了。从1980到2001年,台湾花了约二十年的时间,才逐渐明了民宿是啥?民宿怎么管?可以管什么?才订立民宿管理办法。
所以2002年,台湾才开始有民宿规定及正式统计,据相关资料显示(如下图),正式登记的民宿数量从几乎没几家,不到十年,发展到了四五千家;然而,若据民间的预估,实际上至2014年台湾的民宿已经超过一万家了,这也是在政府大力协助下才得以蓬勃发展。
历年来台湾合法民宿数量变化情况|图表来源:周琼、曾玉荣,中国乡镇企业,第9期,2013.
3、何以是滞后的民宿管理?
了解台湾民宿的发展概要过程后,就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进一步地探索,为何1980年代民宿就开始发展,1990年代政府介入协助后,也有各界人士呼应将民宿纳入管理,但为什么民宿管理办法直到2001年才订立呢?
谈到这,就不得不简要说明一下台湾社区营造的发展历程了。
台湾是从1980年末期由民间团体主动地开始推展所谓的社区营造,到了1990年中期,花了约五、六年的时间,才开始获得政府的重视,开始有所谓的社区营造试点政策支持,社造也才逐渐萌芽;又因为经历了1999年的大地震,需要尽快协助灾民恢复生活与社区重建,而多年的社区营造工作积累,成了协助灾后重建的主要工作模式之一,所以到了2000年,才促使政府将大量的资源投注在社区营造工作上,社区营造政策也正式晋升为全台施政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推进民宿发展则是灾后乡村重建中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
这或许可以间接地说明,何以台湾民宿管理办法到2001年才订立,也进一步指出台湾民宿与社区营造的关联性。
4、台湾桃米村社区营造与民宿发展的关联性
讨论至此,来看一个台湾案例:桃米村,又叫“青蛙故乡”。它是“九二一地震”灾后重建才开始改变的,且是以社区营造方式的重建工作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灾前原本是一个没什么特殊资源、青壮人口持续外流的一般农村,但是如今已变成非常火热的知识旅游、休闲民宿经济村,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转变过程。
因为灾后重建的需要,在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及特种生物中心的协助下,桃米村重新盘整村子的既存资源,包括自然生态、人文历史、以及各类可以联结的社会资源,并开始以共同参与社区营造的工作方式,进行社区环境重整、住房修护与重建、以及生态栖地复育、人文知识和生态环境解说培训等等社区重建的软硬体工作,在各种发展条件逐渐成熟之后,才开始从试做、学习、修整、再出发的过程,大力推展民宿的发展与经营,而不是一开始就先把各家各户的房子先建好,经营起民宿来,再来做社区总体营造工作。
图片来源:网络
笔者多年的工作经验体会到,发展的顺序常常是很重要。如果先做民宿,再来进行社区总体营造的工作,很容易会出现前述丽江案例的情境,当把成本及价格抬高之后,再想让大家减少考虑自身利益而共同发展,通常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如果换个方式,一开始就是大家一起想办法,在成本还较低廉的时候就共同合作,订下可以共同运作的游戏规则,哪怕发展过程中规则仍须常常改动,其实仍会发觉,这样可以走得更长,更远和更有效。
在台湾民宿发展的经验里,通常也是那些社区营造是做在民宿经营之前的案例,比较有效,不仅仅是要把房子修修好、把内装变干净、把环境变舒服;更是需要先办很多的宣导及培训活动,力邀村民参与,挖掘自己乡村的生态条件、环境资源,并成为生活及服务的内容,然后才会盖相应的建筑设施与具特色的民宿。台湾桃米村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案例,所谓的《以环境及生态知识为先导的一个知识经济民宿村》。
如果读者想要去看桃米村案例,笔者建议用这样的方式去:“先自己去,不找当地的导游,也别先去看已知名的纸教堂及产业园,因为这都是比较后期才建造的。为什么希望你们自己先去看看呢?因为你会发觉,如果没人引导且跟你解说,就会觉得这村子一点都没啥特别。这种环境,这种条件,凭啥可以作为一个这样知名的民宿村,相信你会有这样的印象”。
接着,你再找一个当地村民经营的民宿住住,通常他会自己当导游,带你在这个村子走一遍,这时你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可能,明明没有什么特别条件的地方,居然也可以有这么多的故事及这么多的资源可以挖掘,居然可以把我留这么长的时间。
正如现在桃米村的村民们称自己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服务员,并不认为自己只是在搞民宿,也不仅是在做乡村旅游,他们更是在从事知识经济服务业、过着自信爱乡土的乡村生活。
凭什么呢?他会告诉你:“全台湾有29种青蛙,我们这里就有22种青蛙,我可以带你去把这个青蛙栖地走一遍,可以告诉你哪一个叫声,是哪一种青蛙,而且它这个叫声是什么意思,是在求偶或是在唱歌等等。也会带你去看他们自己培育的各种蝴蝶,或带你看夜晚的萤火虫。所以他们说,我不只是一个民宿主人,也不仅是一个环境保护工作,而是在培养我们的“头家”(衣食父母),在建立自己的生财之道。
这些青蛙,萤火虫,蝴蝶才是主人翁,我们依靠着它们生活,我认识的青蛙跟蝴蝶,可能比很多大学教生物的老师还要多,所以会说自己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服务员,学的是知识经济”。因此,做民宿绝不只是在造房子,改环境,更是在营造住这里面的人,让他们更好的在这里生活、学习及改善,然后把这样的内容传播出去,让大家共同认识乡村的生态文明及生活方式。
小结:乡村民宿是离不开乡村整体营造
经过前述几个内地案例的讨论,以及台湾民宿发展历程与桃米村发展经验的借鉴,如果身处内地现有乡村情境中,民宿经验者只想独善其身,却又想能长久持续的经营好自家民宿,恐怕这个愿望将是很难达成的。请记住发展是有阶段的,如果可以开始即采用参与式的社区营造模式,邀集村民一起参与来营造自己的家乡,哪怕一开始人家认定你是傻子,哪怕中间人家质疑你是特权,但是最后还是希望走到一个社区公约的路上来;尽管乡村营造过程难免会磕磕碰碰、跌跌撞撞,但只要有足够的耐心、能不懈地协商与沟通,终可求同存异而达成阶段性行动的共识,在相互扶持、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共同营造美好家园。总而言之,乡村民宿是离不开乡村整体营造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就民宿谈民宿,在谈民宿的时候是必须要面对整个村子发展的问题,整个村子要一起来营造,村子的公共事物和公共空间,是大家必须一起来面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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