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规划院作为城市工作的重要参与者,也必然面临新的转型需求。5月9日下午,第四届清华同衡学术周精彩继续,沈迟、侯卫东、吴必虎、王富海、袁昕等5位具有不同代表性的规划机构领军人物齐聚“群英汇”论坛,就“规划院何处去”这一行业热点话题分别作主旨报告,并在报告后展开高峰对话。
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总规划师/ 规划院院长 沈迟
沈迟院长从“圈子”入手,形象剖析了“圈子”的排他性特征,从而提出需要更加包容的规划和规划圈的倡议,并对具有包容性特征的“多规合一”规划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
沈院长认为,规划界已经形成了许多圈子,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虽然规划圈不断吸收各个专业的研究思想和技术,但规划圈并没有实现各专业的真正融入。
在规划圈之外,还存在许多影响规划的圈子,如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优秀规划设计评比等,这些圈子的知识结构对规划的人才教育培养、规划的价值导向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必须要超越圈子的局部性思维,构建更加包容的规划圈,包括建筑、地理、生态、旅游、交通、环保、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等多专业多领域。
沈院长认为,“多规合一”是一种更加包容的规划,是一个地方的顶层设计,决定顶层的、战略层面的问题,但不代替现有规划,而是把由地方事权决定的内容放到下层次具体规划中去,通过“多规合一”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
侯卫东书记从文物保护规划的发展历程、面临形势,以及对新形势下规划走向的思考三个方面,对文物保护规划做了系统的介绍。
文物保护规划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95-2002年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办法出台前的初创阶段;2002-2012年编制办法出台后的推广阶段;2012年之后由于对文化遗产概念诠释变化带来的拓展阶段。
同时,文物保护规划也面临着一些新形势:第一,中央提出文化复兴理念,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重要一环,探索文物保护利用之路成为重要课题;第二,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第三,“多规合一”对文物保护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
最后,侯书记提出了对文物保护规划发展的五点思考:
第一,规划法理依据仍然不够充分,规划具有事业和建设规划双重性质,属性仍不清晰。
第二,保护规划编制是一个全方位的工作,一般编制单位难以胜任。
第三,规划的双重性质导致规划服务和约束对象不明晰。
第四,应根据规划对象的规模、类型、保护目的进行规划分类,从而制定不同规划的要求。
第五,建议将规划分解为两部分,其中的区划、管理条例等内容作为文物保护专项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实现“多规合一”;文物保护、修复、利用、管理策略等内容为文物保护总体规划,作为行业发展规划。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 吴必虎吴必虎教授从市场、阵地、项目、法规、学科五个方面总结了中国规划当前的变化趋势,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第一,规划市场从增量规划到存量规划。伴随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建设用地扩张时代结束,规划市场逐渐转向存量规划,更加强调规划的民主化、制度设计、物权冲突与协调等。
第二,规划阵地从城市规划到乡村规划。针对这一现象,吴教授强调我国农村具有地理差异明显、乡村规划人才储备欠缺、非政府规划传统久远等特征.因此,乡村规划远非乡居建设规划,需要多部门联合。
第三,项目类型从单一规划到混合规划。我国原有的规出多门、部门割据,以及静态刚性、单一用途的用地规划难以适应城市的动态弹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混合规划应运而生。
第四,法规架构从部门割据到多规合一。要推进混合规划就必须打破现有部门割据,实施“多规合一”。
第五,学科建设从建筑主导到多元交叉。我国当前规划教育仍以建筑学院为主,吴教授认为,从我国国情出发,中国城市规划只能走学科多元化道路,而规划院也将成为多学科融合的平台与混合规划的组织者。
王富海董事长开宗明义的提出存在感不同于存在价值,规划具有测不准和变动性两大特征,进而从规划存在的时代感、角色感、方式感三个方面,对规划未来走向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时代感方面,过去六十年是规划的时代存在感不断增强、英雄情结不断放大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规划整体都是被动的。
角色感方面,当前仍然处于一个政府、民众、公众与规划机构混合作用的时期,未来对政府要继续做好总体性规划,对民众则要走群众路线,深入各个角色中,了解、参与、帮助他们。
技术感方面,对规划的技术载体、技术方法、成果等方面进行了讨论,认为城市的建设、管理、运营等行为影响因素复杂,难以预测。因此,应将重心回归海绵、智慧、安全等技术的应用,在规划编制中采用二八原理,重点对待控制全市框架和主要风貌的20%面积,剩下80%只制定规则,更多让市场去说话。
最后,王董事长总结规划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期和城市病高发期,城市发展主体多元、博弈混乱,规划院要转变存在角色,放低身段,行业的下跌过程也是蜕变过程,规划院要主动的推进,同时也要被动的适应。
袁昕院长认为在当前行业寒冬和面临互联网等新技术对传统咨询行业颠覆性的挑战下,规划院到了思考供给侧变革的时候,并建议从关注城乡发展整体产业链条、关注人的问题、关注未来、关注市场需求等规划新视野入手,实现规划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变革。
第一,从关注行业到关注产业。在城乡发展整体产业链条中发现自己的价值,在空间链、供需链、企业链、价值链之间寻找合适位置。
第二,从关注城乡建设到关注城乡发展,即关注人的问题。城镇化率达到50%的时候也是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时候,集中表现为公平和效率的失衡,规划院可以在其中发挥自身的作用。
第三,从关注现在到关注未来。当前技术变革时代,“黑科技”不断涌现,规划应该关注、思考这些科技对城市、对生活的影响,并研究规划自身技术上的创新变革。
第四,从我们会做什么到我们还可以做什么。辩证思考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规划行业有着很好的延展性,通过自身的创新和变革,可以承担中国城乡发展的更多工作。
最后,袁院长呼吁规划院要不断学习、自强不息,规划院之间要精诚团结,通过自立自强赢得政府和公众对规划行业、规划从业人员的尊重。

沈迟:规划目前改革的难点和突破点在于规划的融合。要打破学科圈子,从多个方面研究城市,掌握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规律规划空间资源。规划院要强调开放,强调各个部门的参与,强调多学科的融合,比如制度设计、对经济研究、福利研究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融合。另外,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现在还不太明确也是目前的难点。
吴必虎:各种规划改革的核心是土地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征地对于政府来说很容易。如果确权之后,土地权属有充足的法律保障。做规划的时候就不得不更大程度的公众参与,参与之后规划方案才有可能越来越好。
王富海:国家和城市这两级主体必须确立一张图的平台,国家层面由发改委主抓国土规划作为一张蓝图的平台,通过国土规划来整合各项的规划。城市层面由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协调,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内容的聚焦。
沈迟:关于规划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目前的规划已经涉及到省、县、社区等多个层级,已经实现了上下结合,区别在于不同阶段话语权不同。
吴必虎:中国的城市规划的问题不是上和下的关系问题,而是上与上之间不统一的问题和下与上之间产权保护的问题。上与上的各级部门之间由于政策不统一,导致土地利用低效;上与下之间,由于产权不明确导致民众的产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侯卫东:行业当中也存在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问题,我认为不同层次的规划都应该做,只是定位不同而已。上的规划明确方向、战略,下的规划明确具体实施。上下各有分工,各有层次。
王富海:自上而下强调政府主导,自下而上是依托民众、社区来主导。难点是在现有产权已经出让的前提下,跟现有的业主以及分享这些土地权益的业主与政府讨论。上下结合已经成为必然,也是未来的趋势。
侯卫东:关于文物遗址的保护中,目前不强调大规模的征地与搬迁。实际上,遗产与当地百姓和社区逐渐共生是最好的选择。历史上的建筑如果有遗址应该强调遗址保护,没有遗址可以原址重建。在不破坏遗址、文物的基础上,适当的文化复兴是可以的。另外,关于修旧如旧,旧是指历史真实,代表文物历史价值最高点。文物部门强调真实性,而非原真性。真实性是在文物被定位为遗产时的状况,包括它的价值、历史,是真实历史的现状。
吴必虎:应该接受文物的保护和文物的活化两种观点。中国的大遗址文物由于材质以及中国历史上有破坏旧王朝遗存的习惯,文化遗产很难完全保持原真性。文物的活化可以在混合使用方面多做探索,好的利用比被动的关闭对文物更有益。学习欧洲活化遗产的方式,如遗产内可以混合婚礼、学术会议、经营酒店等多种功能。国家文物局作为政府部门,应该听取除文物专家之外的其他领域专家的意见。《文物保护法》应该修改为“文物法”更恰当,解决文物的保护、利用和产权三个方面问题。
沈迟:“多规合一”的规划并不是要事无巨细的管理而是基于顶层设计和制度设计的合一的规划。但目前我们的“多规合一”很多是管到了相互交叉的领域。
吴必虎:第一,蓝图强调的是目标体系和公共政策,不是原来画图的概念。第二,一张蓝图主导部门在不同地区应该不同,需要根据地区的主要矛盾来指定相应部门来实施。因此,由县级政府来把一张蓝图干到底更可行,因为每个县的主要矛盾是相对明确的。第三,要强调公众参与,一张蓝图干到底一定是规划的民主化才能实现。
王富海:要想管到底的蓝图是相对比较超脱,很具有包容性的。蓝图明确大原则和关键点后,由总体规划等具体规划来实施。因此有些目标不是通过规划,而是通过规则来解决。蓝图是空间和政策两方面的叠加。
袁昕:“多规合一”和一张蓝图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多规合一”是管理与实施下的城市规划,是管理和后台的机制问题,而一张蓝图更倾向于平台和工具,是“多规合一”合的基础,是一张工作底图,在这个平台上实现共同的信息的交汇、共享,实现多个部门在管理上的协同。因此探讨“多规合一”强调的是政府内部如何实现跨部门的协调和管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构,缺少实施主体,一张蓝图也没有实际的意义。
袁牧:灾后重建规划是一个典型的“多规合一”。但救灾规划是一个极其特殊情况下非常应急的措施,灾后重建模式并不适应各个城市。
蓝图很可能是社会的共识,是政府与民众、是市场与社会、政府、专家所形成的共识,是群体的共同利益,是这个城市未来真正要实现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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