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有故事的地方永远有话题。想想图穷匕见、邯郸学步、毛遂自荐、窃符救赵、胡服骑射、完璧归赵、闻鸡起舞、破釜沉舟、罗敷有夫、纸上谈兵、开源节流、黄粱美梦这些成语典故的地点在哪里?还有那些千古流传的诗句咏叹的是何处?骆宾王的“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曹植的“愿斯台之永固兮,乐终古而未央”,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李白的“侍笔黄金台,传觞青玉案”,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杜牧的“铜雀春深锁二乔”,黄庭坚的“稍闻澶渊渡河日数万,河北不知虚几州”,朱元璋的“幽蓟东来第一关,襟连沧海枕青山”。
再来数数燕赵大地籍的名人。古代的帝王们有赵武灵王、秦始皇、刘备、高欢、柴荣、郭威、孟知祥、赵匡胤,以及战国燕赵时代、北朝时期、元明清以来一箩筐帝王们,王侯将相们有伯夷、叔齐、蔺相如、廉颇、赵奢、鬼谷子、兰陵王、乐毅、毛遂、张角、赵云、张飞、祖逖、宋璟、魏征、高长恭、刘琨、韩延徽、郭守敬、梁梦龙、刘秉忠,文化科技达人荀子、扁鹊、李延年、郦道元、祖冲之、贾岛、韩愈、李牧、范仲淹、高适、曹雪芹、关汉卿、纪晓岚。近代的张之洞、王士珍、李大钊、冯国璋、冯玉祥、李叔同、张爱玲、马本斋。还有现代的高圆圆。
此外,关于那些地理小知识,如太行八陉在京津冀都有哪些故事?巨鹿之战在哪里?“吾乃常山赵子龙是也”的常山是哪里,真定和正定是一个地方还是两个?铜雀台创作了哪些魏晋风骨的诗篇?沧州“镇海吼”铁狮子在哪里?保定的莲花池,北京的莲花池都有啥不一样的故事?“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流两岸苇篱长”的杨柳青镇与天津哪个历史长?避暑山庄全图里都搜罗了哪些江南名园的景色,此图藏在何处?京津冀地区有几处“千尺雪”景观?

铜雀台臆想图(《铜雀台》电影剧照)
百年前李鸿章观中国时局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京津冀作为首都地区首当其冲。果不其然,近百年来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开国大典,该区域的确一直处于社会经济的大调整中。现在提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朝着更高的世界级城市群目标迈进,这个进程中需要不变的因素来支撑,这就是文化因素的延续性与贯穿性。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无论从地理格局,还是文化脉络,京津冀的一体性是行政区划不能分割的。这句话不假,要是换到60年前,北京、天津也就是面积不到2000平方米的城市,其余都是河北的,虽然现在北京、河北分别有1.68万和1.2万平方公里,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原来河北的地儿。
本文以京津冀历史文化纵贯线为主题,将人文、地理、军事和规划串在一起串烧,探索京津冀文化协同的话题。第一部分从京津冀的历史地理线索出发,系统梳理山脉、水脉与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阐述京畿文化圈的内涵。第二部分剖析主要城镇的历史兴衰演变,解析太行山前的城镇带发展,京畿地区的历史城镇格局,天津、唐山、张家口等城市的兴起。第三部分,立足于前两部分京津冀历史文化分析,提出京津冀历史文化协同保护的建议。
第一部分 京津冀的历史地理线索
一、巍巍太行东麓造就中国北方地区非凡的文化中心
京津冀地区如果从地形地貌格局来讲,总体上分为华北平原、太行山-燕山山脉山区、坝上高原和滨海地带四种类型。尤其是太行山自西南向东北走向,与燕山山脉碰撞,在华北大平原出形成一个大拐弯。侯仁之给这个大拐弯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北京湾,我们坐火车沿京沪线向北,只要向西看到太行群山,那么再花20多分钟就到首都北京了。把北京湾放大到京津冀,就是河北湾,可见京津冀山山水水是密切相连的。这一拐弯意义非凡,不仅影响气候降水条件,更是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地理空间格局。后面会谈到这个北京湾与河北湾的关系,就是当前首都与京津冀千丝万缕关系的一个重要地理空间线索。

京津冀地区地形地貌与城镇、交通格局图(根据30米卫星影像解译)
(1)太行山-燕山的环抱,使得河北湾地区具有了北方地区独一无二的风水环境
冬季,高大山脉正好从北边、西边挡住了寒流,使得华北平原比同纬度地区气温高1-2度;而夏季海洋季风将温润的雨水带到山前,滋润了这里的大地和稻田。所以,古人类的迁徙与中华文明也就借此平台演进开来。该区域是盛产古都的风水宝地,中国有三大古都兴衰走廊,一为黄河中游地区、二为渭河流域、三就是太行山东麓地区。如果将时间维度拉升到公元前1600多年的商代开始计算,这个纵跨3600多年历史长河中,先后出现了商早起邢都(邢台),晚期的殷都(安阳),战国时期燕国的燕下都(易县)、赵中晚期的邯郸、中山国的灵寿故城(平山县),东汉末年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邺城(临漳县)。而北京作为金以后的国家首都所在京畿地区,按照《大明一统志》描述为“京师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所谓天府之国也”。古都的密集出现,意味着该区域自古就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地带与人口密度分布中心。果不其然,纵观中国商代以来的人口密度中心,持续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的华北湾算是其一了。


太行风光
(2)古道文化:说到太行山,不能不提到太行八陉,谈及燕山的古北口与山海关
在京津冀区域内自北向南分布有军都陉(居庸关)、飞狐陉(飞狐口)、蒲阴陉(涞源-易县、紫金关)、井陉(娘子关、土门关)、滏口陉(涉县-磁山)五处。明王世贞《适晋记行》说“车行太行道,如浮沧海、帆长江,身居危险之境。”这些藏匿于太行山之间的险道,天然鬼斧神工,峰回路转,忽明忽暗,历来是兵家争夺的对象,无论是长城以北游牧民族南下,还是中原王朝出兵长城外及山西,这些要道的意义非同一般。
滏口陉是秦赵长平之战、北魏滏口之战,北周灭北齐之战,唐晚期磁州之战,北宋宗泽、岳飞抗击金兵的重要战略要地;同时北齐时期滏口陉是太行山东边国都邺城与西边晋阳陪都的重要要道,北齐文宣帝高洋在此营建宫苑,开建响堂寺(西纸坊村)。据说刘邦听郦食其之言,出太行北据飞狐陉,南守白马之津,才使其在楚汉之争中扭转气势。井陉更是留下了王翦、韩信、郭子仪、李光弼、李克用、徐达等将领的足迹,韩信的背水一战源于此。井陉在娘子关关城山西侧的匾额写着“京畿屏藩”,可见其拱卫京畿的重要性。飞狐陉、蒲阴陉都是宋辽对抗、金蒙大战,明朝边防的重地,特别是土木堡之变后瓦刺进击紫荆关后进逼北京城。军都陉更有居庸关等险要关口,明末李自成也是从此进京。
燕山山脉通往华北平原的要道中数古北口与山海关最为知名。山海关自隋开皇三年建设以来,历时千年成为关内与关外历史人文的重要分割点,及时到现在也是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分界点。山海关以长城为关、铸城,并以“天下第一关”箭楼为主体,辅以靖边楼、临闾楼、牧营楼、威远堂,包括瓮城,东罗城、西罗城、南翼城和北翼城等长城建筑,造就气吞万里如虎的形胜。

太行八陉分布(《美国国家地理》中文版)
太行-燕山山脉为保存和延续中原王朝文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使得近代抗战能够有大后方。如果没有这些险要的隘口与陉道,估计中华文明很难有这么长时间的延续。1889年年仅25岁的谭嗣同自甘肃过陕西、进山西前往京师的路上,路过井陉关(固关),他叹到“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井陉关”。他心里知道,去向京师寻求中华5000年来的大变革,走出这条路就没有回头路。这里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无论是蓟、元明清的北京城,还是赵的邯郸及其后的邺城,正是由于若干重要陉道或交通要道在平原地区延伸交汇,得以形成国都。其实国都越重要,才使得兵家、商人、僧侣更需要穿越这些交通要道,但这其中的军事、政治、商贸格局很值得进一步分析。
巍巍太行同样在近代中国抗战史上也留下重重一笔,也正是太行山的陡峭险峻,使得红色革命种子得以在敌后生存,红色文化渗透到太行山东麓的各个山谷之间。如河北省的西北坡中共中央旧址、董存瑞烈士陵园、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山海关长城博物馆、清源冉庄地道战遗址、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马本斋纪念馆、前南峪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冀南烈士陵园、涉县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等为主。

滏口陉的地形地貌格局
二、独特的水系孕育北方少有的水乡文化
中国北方地区虽然降雨不如南方多,但历史上的中国北方(明长城以南)却少不了水的影响。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这些省份可以说历史上历经水系变迁的巨大影响,甚至是饱受灾难。在宋以前,黄河与海河水系交织,对于广大华北大地来说是患为主;而宋以后黄河逐步向南徙夺淮河水系,华北地区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海河水系,更多地区的农业得以稳定发展。不论黄河河道怎么变化,京津冀的城镇建设与水的关系是相当紧密,尤其是隋之后的永济渠、京杭大运河更是深刻改变了该区域的城镇发展格局。因此,在梳理其文化脉络中不能忽视水对于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
(1)黄河-海河共同影响下形成的独特城镇格局
隋唐以前的黄河入海口多集中在渤海湾域,且在区域内改道较为平凡,使得城镇发展主要集中在太行山东麓地带。谭其骧根据《北山经?北次三经》和《汉书?地理志》联合考证,发现“禹贡大河”流至今河北深县后,黄河由此分道北流,会合滹沱水,向北会合泒水、滱水后,向北至清苑县,并今安新县南、霸县北,在当今的天津市入海。正是由于黄河在近3000年来频繁改变河道,经常泛滥,给华北平原造成不小危害,因此长期以来华北地区的城镇空间分布较为稳定,并没有大规模向东扩张的趋势。直到金代后,黄河基本上河北省南部以南地区摇摆,才使得华北平原整体上更适宜农耕。此时,随着京杭大运河商贸运输的繁荣,使得天津、沧州得到了空前发展;此外海河流域的诸多支流也借助水运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如河间、任丘等城市。

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清风楼)
(2)京城的水利工程与独一无二的北方水乡园林文化
其实,北京湾这个扇形小平原缺乏大江大河滋养,如果说建设一个20来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是没太大问题的(汉以前基本上不超过这个数字)。虽然北京湾不缺水,但如果要作为百万人口规模大都市,水源是个不小的问题。当然,无论是古今,这个问题都不是太大问题,没有水,可以调水嘛,这方面古人甚至比当今的人更有智慧和长远眼光。早在三国鼎立时期,魏边境守将刘靖派人修建了车厢渠,将永定河出门头沟梁山引到北京城附近的高粱河,从此该区域农耕风调雨顺。正如刘靖碑记道“水流乘车厢渠,自蓟西北径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水经注》卷十四)。金中都时期开凿连接永定河与京城的水渠,用于城市的供水与休闲水体。元代郭守敬主持重修水利,将北京北部、西部山前水系连通,并引水入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开辟了白浮堰、通济、会通、通惠河,使得北京城内水系与整个自然水系和大运河水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到了清康熙、雍正时期,在京畿大修水利,在京东、东南诸州县设营田专官,募农耕种外,又在水利营田府下分置京东、京西、京北、京南四局,使顺天府州县扩大稻田13.3万余亩。金元以后的北京城,长期受到京杭大运河的惠及,使得黄河流域、江南地区的物资能够直达京师,供给着京城的百万人口消费。有个意思的事,当年宋徽宗在汴梁大肆修建艮岳,组建“花石纲”运输队借京杭大运河源源不断汇聚到汴梁。靖康之难后,艮岳受到金的大肆破坏,这些名石不翼而飞,大部分被金兵通过京杭大运河北上运到了金中都。
魏时期的车厢渠示意图(见侯仁之著《北京城的生命印记》)

元朝的白浮泉渠和通惠河示意图(见侯仁之著《北京城的生命印记》)
说到北方水乡,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蓟都,就有了开辟园林水池的风气,郦道元《水经注》讲到现在西客站南的莲花池是“燕之旧池”。其后的金中都就是在湖东建设宫殿城池,并且在湖区广种莲花,因而得名。自明清以后,京西北地区就成为了皇室、达官贵族、名流士人流连忘返之地,久而久之就造就了现存的举世无双的“三山五园”皇家园林群和私人别墅。海淀的园林遗址和水乡格局依然影响到当今的城市功能发展。北京之所有把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功能布局老城西北角的海淀,也是由于其上风上水的独特优势。北大校园的“一塌糊涂”未名湖脱胎于当年的勺园与淑春园,清华的荷塘月色是清华园的旧色。甚至20世纪50年代之前城府还出产过莲花白白酒,取荷花、稻谷蒸馏而出的美酒里都有着历史的醇厚与绵远。

“三山五园”图(网络截取)
此外,历史上京津冀地区,但凡国都或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引水造园风气一直延续。邺城的玄武池、真定府的内城湖水、保定的莲花池,都十分知名。有意思的是,好的园林往往开教育风气。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保定莲花池旁开辟了直隶省最高学府莲池书院,连后来的毛泽东故地重游也称赞其为清末全国书院之冠。

颐和园玉带桥(胡适拍摄)

北大校园景观一塔湖图(原燕京大学校区和淑春园湖区遗址)
(3)大运河与天津海河文化的兴起
隋朝开通的永济渠和随后的京杭大运河成为历代首都及沿线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孕育了北方地区的大运河文化。永济渠由隋炀帝开凿,虽然宋以后部分河段已经被黄河改道所湮灭,但元的京杭大运河却依然保留了德州以北地段,为北京的发展和天津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京杭大运河与海河流域的交汇,使得天津兼具沟通中国南北,通达华北腹地,进出渤海湾区的重要门户地位。五河汇津门,这里包括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南运河。清初,天津的漕运发展带动了繁荣的市镇,天津城东门外沿河一带曾是“米船盐艘往来聚焉”,北门外沿河一带“商旅辐辏,屋瓦鳞次”,集“针市街”、“洋货街”、“锅市街”等多种专业化商业区,被誉为“津门外第一繁华区”。
清末,随着天津港的对外开放,又形成了对外出口贸易和金融中心。可以说京津冀地区唯一具有海洋文明气息的就是天津了,开埠租界带来了多元的洋文化,培育了本土的码头文化。但同时天津也是深刻受到北京文化影响的城市,尤其是清末有大批满清遗老遗少迁到天津;此外还有大批安徽等地南方人迁入天津。也正是天津的开放包容,使得过去100年里,天津文化突飞猛进,有津门花旦,天津画派之说,许多文化名人上京城之前都必在天津熏陶,或者成名。

隋炀帝开通的永济渠示意
(4)华北大地的湖泊水乡——南有大陆泽,北有白洋淀
京津冀内陆的湖泊演变是自然过程与人工干预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过程是受到黄河、海河流域交织又分离留下的低洼地。而千百年来,河北人民与自然斗争不断改造地貌也极大影响了湖泊的规模和位置,但围绕这两个湖泊湿地周边,逐步聚集起来了县级的城镇,形成独特的逐水而居的格局。
大陆泽是古代著名的九泽之一。夏禹引导黄河所经之地,据《史记》记载:禹“道河积水,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北过降水(即漳河)至于大陆,北扑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但明朝以后,随着气候变化和不断增加人口对湿地的蚕食,大陆泽逐步萎缩。而今在南北长20余里,东西宽10多里的区域内,仅留有环水村、邢家湾、临泊铺(李白铺)、莲子坑、东清湾、西清湾……等地名标示这过去这里的湖光荡漾。
白洋淀所在的大清河水系却正好相反,在北宋兴塘泺时仍只是数十个淀泊中极为平常的一个,元以来由于河道逐步改道淤塞,反而在明朝形成了大的湖区。当然,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围垦以及大清河上游的人工湖泊修建,白洋淀规模也急剧萎缩。自从大陆泽和白洋淀湖区湿地面积萎缩以来,河北省的生态系统开始逐步退化,这里面应该好好反思人类活动的影响。

500年来大陆泽的演变

元以来大清河南部水系变迁(石超艺,《历史时期大清河南系的变迁研究——兼谈与白洋淀湖群的演变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
三、当今世界范围内时空尺度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京畿文化圈
大山、大水是建都的必要条件,正因为有以上两个因素,京畿文化圈才得以根深蒂固的建立在京津冀之中。之前说到北京湾与河北湾,正由于北京成为800多年的国都,使得北京湾成为了京畿之地,而河北湾就成为京师的重要拱卫屏障(直隶)。
(1)首先,造就了直径尺度在300公里左右的京畿文化圈,皇家活动的核心地带
北京城及郊区三山五园、御道、王陵、军事屏障等。京郊的三山五园重地是皇家的休闲行宫,甚至是国事重地。御道连接着故宫与承德,也连接着朝代心脏与边疆的草原丝绸之路。其实不仅京郊是皇家园林的聚集地,远在承德也按照江南园林修建苑隅。可能是乾隆帝下江南太眷顾苏州范氏山园的千尺雪风景了,按其瀑布流觞,珍珠泉水的模样分别在热河、蓟县盘山、北京西苑三处地方营造了千尺雪,现在正好京津冀各处一个。皇陵是京畿之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陵墓选址极为考究,会选取风水尤佳之地。北京往东130公里遵化的昌瑞山是清东陵所在地,顺治帝的孝陵、康熙帝的景陵、乾隆帝的裕陵、咸丰帝的定陵以及同治帝的惠陵在此;北京往西南100公里的易县是雍正帝的泰陵、嘉庆帝的昌陵、道光帝的慕陵和光绪帝的崇陵在此。说到北京到承德、明十三陵、清东陵西陵的御道活动,古代帝王通达祭祀北岳(大茂山)的曲阳北岳庙的道路也不能忽视。北岳庙自汉到清顺治之间,都是在此。而北岳庙的建筑、壁画、碑刻可是说是国之魁宝。据《直隶定州志》记载北岳庙正殿的西壁相传为唐吴道子真笔,这有待进一步考证。

热河千尺雪
军事屏障是京畿文化圈不可或缺的要素,由于京津冀长期为中原朝廷与游牧民族对抗的前沿地带,因此以长城为代表的军事设施遗址广泛分布。宋辽时期的燕云十六州,还是明朝的九边重镇中的蓟州镇、宣府镇都是当初的国防重地。张家口的名字由来就是明宣德四年(1429)建镇边军事堡垒,并于城北两山夹一水之地开城门(被誉为长城四大雄关之一,其它三处为山海关、嘉峪关、居庸关),素有“首都北大门”之称。我国历朝历代的长城可谓人类建设史上的一项超大工程,既有城墙、边关军事堡垒、预警哨所、烽火报警体系,但终其效果而言却没有起到明显的防御外敌作用。有两则故事深刻说明了这点,一是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发生在张家口怀来境内的土木堡之变,泱泱大国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刺打败俘虏,震惊朝野。可笑的是,土木堡是位于明朝九边重镇之首宣化内外长城军事屏障之内,按理说是天时地利的军事局面。二是乾隆帝越过长城,在热河(承德)先后册封安抚各蒙古部落首领,取得了更古未有的政治和平成绩,军事防御价值极高的长城就是一个摆设。
河北省历代长城分布(来源于《中国国家地理河北专辑下》)

古北口长城风光
(2)其次,形成了更为广域的商贸文化圈
隋唐以前的商贸活动主要集中在太行山东麓、居庸关、古北口、燕山南麓四条天然形成的大道沿线,永济渠、京杭大运河开通后运河商贸文化逐步兴盛,近代,随着铁路的修建,形成了四通八达的网络格局。这些交通格局孕育出京津冀独特的商贸文化脉络。天津成为首都东部的漕运海运商业中心,张家口成为首都北部的陆运商业中心,保定成为首都南部的水陆交汇商业中心。
如果说京津冀也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重要起点,估计都有些惊讶。由于隋唐以前我国北方地区的平均气温比当今高1度,战国时期甚至高2度,因此整个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也是我国重要的丝织品生产与出口基地。藁城台西商代文化遗址出土过泡泡纱,西汉向西出口的丝织品中巨鹿郡不在少数,唐时期我国的丝绸工艺中心之一就在冀中南地区,宋代的“定州缂丝”也远销海内外。到了宋金时期,黄骅俨然是出口磁州窑、定窑的对外贸易口岸,其海丰镇出口这两个地方瓷器达到90%,因此有学者将其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到了明清时期,张家口成为了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
这里尤其要提下张家口,过去叫张垣,历史王朝和平时期是草原地区马羊、皮毛、茶叶、丝绸等物品的交易场所。特别是张库大道更是在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使得张家口一跃成为北方的陆路国际商埠,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近代的京张铁路更是进一步奠定了张家口与北京的商贸关系。

张家口大境门(张库大道重要关口)
如果说天津是海陆交汇中心,那么北京100年以来就是绝对的陆权中心。当年在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推动下,北京逐步成为铁路交汇中心,也成为各路客商、文化人士进入北京的要道。如北京前门原来有两个车站——东客站、西客站,东客站是京奉铁路终点站,并连接唐胥铁路;西客站是平汉铁路终点站,又把长辛店和北京接起来;京张铁路自丰台起,一直通到绥远,其后又经过呼和浩特到包头。

北京老火车站
(3)再次,对外交往历史是京津冀不可或缺的文化事件
京津冀区域长期作为边境地带,承担民族乃至国家的对外交往职能。宋元以后,京津冀就是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进行交往谈判和商贸往来的重要地区。宋与辽围绕“燕云十六州”争夺战止于“檀渊之盟”,此后宋辽迎来了暂时的边境安宁,北宋立足边境上的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等地设置榷场,与辽进行了商贸往来。清代承德成为处理边境民族事务的中心之一,康熙、乾隆时期甚至有一半时间在此处理朝政和边防事务;而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和睦共处,承德甚至成为各国使臣觐见乾隆的重地。
避暑山庄正门丽正门仿天安门,文园狮子林仿苏州狮子林,烟雨楼仿嘉兴南湖烟雨楼,金山岛仿镇江金山寺,文津阁仿宁波天一阁。这种借鉴江南建筑及园林风格的避暑山庄,充分体现了清朝时期曾有过一段文化多元包容的时刻。张家口成为面向蒙古、俄罗斯的开放之地;而近代在国门打开、列强入侵的影响下,天津则演变成为面向世界的国际交往中心,当年李鸿章也曾赴天津专门处理国外通商、侨办等事务。

承德避暑山庄全图
(4)第四,寺庙历代相接,佛事香火延绵不绝
京畿地区往往是寺庙大兴土木和佛事讲经诵法的核心地区。京津冀地区先后受到禅宗、律宗、喇嘛教等的传播,又收到皇家出场和经费赞助,自然香火延绵不绝,也成为京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津冀区域的佛教传播应该在东晋晚期,北魏定都平城(大同)、洛阳对于该区域影响甚大,其后的东魏、北齐、唐时期迎来了一次传播高潮,其后是辽金时期的律宗,再其后就是清朝的喇嘛教。如果从古代的佛寺规模、密度分布来看,以邺城为中心、以北京为中心是两大佛寺兴建的中心区。当年后赵石虎定都邺城后,请佛图澄开坛布道弘扬佛法,使得邺城自此成为北朝时期的佛教中心。北齐皇帝高洋开凿响堂寺留下的石刻,也有重要历史价值。
当前京津冀地区较为知名的佛寺有赵县的柏林禅寺,始建于汉献帝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晚唐时期为禅宗一大祖庭,享有“赵州门风”一说。潭柘寺始建于西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自从金熙宗完颜亶于皇统元年(1141年)进香以来,历朝历代皇帝对其照顾有加。正定的隆兴寺,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年)建寺,其后赵匡胤重塑大悲菩萨。蓟县独乐寺始建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辽代时期又大为扩充,目前山门和观音阁为辽代建筑。涞源县的阁院寺也始建于东汉时期,当今保留的文殊殿也是少有的辽代建筑,建于辽应历十六年(公元966年),为国宝单位。此外,北京城内的法源寺、戒台寺、护国寺、碧云寺、白塔寺、广济寺、雍和宫和承德外八庙等规模庞大。当然,目前火热的龙泉寺,在新时代也昭示着佛法的新传承。
四、大街小巷、乡村阡陌的新兴商业文化与市井文化
(1)多元包容的首都文化之都,城南开中国城市发展新风
元明清以来的北京城,不仅仅属于王朝的皇亲国戚,更多是面向国家乃至国际的大都市,万国朝宗的各色人等都汇聚到首都,因此首都文化的多元包容性也体现得尤为突出。北京城的商业市场空间演化,也伴随着相应的市井文化的扩展,同样也是近现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元大都就是一个国际化较为发达的城市,城内各种专业集市三十多处,主要在钟楼-鼓楼-积水潭斜街一带,顺城门的羊角市(西四)、枢密院角市(东四灯市口大街)。
明代的城市商业中心向南转移,由于明代的南城墙向南推移,并修筑了外城,使得棋盘街-前门为商业中心的“朝前市”,东城灯市,西城西市的格局建立,棋盘街、东西江米巷、前门外、西四、灯市、地安门外、东西单、菜市口、崇文门外的固定市场已经规模较大,此外各城门外的关厢地带也有不少商业集中区。清朝后期的市场主要在正阳门街、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以及外城的菜市口、花市。民国时期,部分早市、晓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化商业市场,如菜市、粮市、糖市、果子市等,极大地带动了工商业人口的快速增长。
尤其是在棋盘街-前门商业中心的带动下,晚清至民国期间,整个北京(北平)城南市井文化有了长足发展。京南文化的崛起有四个方面因素,一是近百年来交通枢纽的建设,尤其是平汉铁路、京沪铁路、唐胥铁路在京南设站;二是民国期间皇权消失后城市商业的快速发展;三是传统工业发展迅速,如解放后的象牙厂、绒鸟厂、珐琅厂、雕漆厂、编带厂、玉器厂、木刻厂、第一绣花厂等分布于此;四是北平政府在京南规划建设新市区(香厂新区)。以至于到20世纪初,京南已经是会馆林立,梨园光彩照人,商铺摩肩接踵。丰富的市井生活也成为了文学创作的源泉,《骆驼祥子》、《龙须沟》、《四世同堂》、《京华烟云》的题材或多或少与城南故事有着关系。正是开放包容,使得革命的种子也率先在城南迸发。康有为等的“公车上书”,李大钊、毛泽东等在陶然亭聚会,鲁迅先生也常年在绍兴会馆创作。

民国21年(1932年)的香厂新市区

(2)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民俗
包括天津、河北广大县域农村地区自发形成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单元区,也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的民间文化隗宝。京剧是北京大戏,但其很多题材的创作溯源却与天津、河北密切相关,河北梆子、京韵大鼓、冀中笙管乐相互影响。吴桥县是世界上著名的“杂技之乡”,但其走向世界舞台却与北京的天桥和天津的“三不管”民间表演大舞台有着直接关系。如民国的孙福“中华国术马戏团”、戚福山“北平童子团”等杂技团体享誉海内外。此外,昌黎地秧歌、乐亭大鼓、蔚县剪纸、衡水白酒等也是地方的民俗文化精粹。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来看,京津冀地区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90项,占全国21%,其中北京131项,天津31项,河北128项。

天津南市的“三不管”地带(注意排楼上写的“河北日报社”)


天津泥人张与蔚县剪纸艺术
蔚县中国剪纸文化之乡:
蔚县剪纸在发展中,保持了蓬勃的生命力。从最初农闲时候的业余生产,到20世纪60、70年代的集体企业生产,再到90年代的厂家林立专业生产。蔚县剪纸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呈现出大师薪火相传,艺人层出不穷的良好局面。全县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师1名,工艺美术家5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21名,一级美术家4名,工艺美术家11名。蔚县22个乡镇561个行政村中,有16个乡镇96个行政村分布着剪纸艺人,其中剪纸专业村28个,剪纸专业户1100户,从业人员3万余人。
蔚县年产剪纸500多万套,年收入2亿多元,产值占到全县GDP的4%,产品畅销美、日、德、新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蔚县积极推动剪纸文化理论的弘扬,已经编撰有《中国剪纸集成-蔚县卷》、《蔚县窗花的美》、《美丽的蔚县窗花》、《蔚县剪纸艺术宗师王老赏》、《任玉德和他的蔚县剪纸》、《中国蔚县剪纸艺术》等。 |
(3)富于浓郁乡土特色和历史底蕴的村镇
京津冀的古村镇有着十分突出的特色,除了传统意义的农耕型村镇外,更多是与京畿文化圈发展,古代人口迁移和聚集,军事防御等密切相关的村镇。如果按照历史人文、地理格局将这些古村镇分类,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一类是以邯郸、邢台、石家庄山区为主的古村镇。这些村落历史早的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与当年人口迁移有着直接关系,其建筑形式与山西南部地区类似。如邯郸磁县贾壁乡北贾壁村,是东汉光武帝年间建村,据传是蔺相如后裔聚集区。如井陉县的大梁江村,其特点是石头城堡,拥有162座明清古民居,村口有一棵1300岁的唐槐;井陉县的于家乡于家村,建于明成化年间(公元1486年),是明代政治家于谦的后裔聚集区。第二类为因军事工程修建,后屯兵与屯田、商贸活动交织在一起形成的村镇,该类村庄往往具有堡城格局,防御性和生活性兼具。主要分布于张家口南部、北京山区等。如怀来县鸡鸣驿乡的鸡鸣驿村,修建于明代中期,是北京至宣化之间的重要驿站。蔚县暖泉镇的西古堡村、北官堡村,“古民宅、古寺院、古城堡、古戏楼”为一体,还集暖泉镇独特的“打树花”民俗。此外还有冉庄这类村子,代表了当年抗日革命阵地。第三类是城市型村镇,这类比较独特,历史上曾经属于州府、县衙,但由于战乱及自然原因改变而建制降为镇。广府镇的广府古城为国家历史文化保护单位,明朝嘉靖年间筑砖城墙,清朝为广平府治所,后因府衙变迁而留下了完整的城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河北省南部多变的城镇格局。

鸡鸣驿村

北京斋堂镇灵水村
未完待续
敬请关注《京津冀历史文化纵贯线(下)》
作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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