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珠(1940.4.2 -)建筑学家,原籍山西,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81至1984年赴法国巴黎建筑学院(UPA6)进修。现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学术顾问。
主攻建筑理论、城市及建筑史、历史环境保护及规划。所编撰的《世界建筑史》系列是在实地考察和收集原始素材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撰写的多卷本世界建筑通史(正在陆续出版中)。
在大师级学者中,我和王瑞珠先生在工作上最为接近,但在学术上却最为陌生。外国建筑史即使在建筑学行业内,都是非常专业的领域,我这个连名城保护都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自然很难评价王先生的学术成就。而真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治学态度和为人品质。
最早知道王瑞珠先生,还是在中规院科技处负责编辑院里第一版设计和学术成果简介的时候。在编辑承德避暑山庄成果时,一幅古建筑方案的轴测图引起我的注意。那时还没有电脑,所有表现图都是手绘的。我从小喜欢美术,设计和表现,是我本科时的长项。对于好的设计表现图格外留心。
我的学长王庆告诉我,这张表现图的作者是名城所留学法国的王瑞珠先生。王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学生都很少,清华的毕业生比现在的博士还牛,如果又是从国外留学回来,那更是凤毛麟角了。由于国外留学的经历还非常罕见,其社会和学术地位远非今天留洋学生可比。
在当时的名城所,王瑞珠先生学术工作并不是特别显赫。一方面,和名城所侧重城市规划而不是建筑学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所里云集了不少中规院的学术大腕,比如,金经元先生(金经昌先生的弟弟)、魏士衡先生等。而真正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王瑞珠先生作为顾问摄制的《欧洲古建筑保护》电视片,后来获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政府奖),气势恢宏。
大学时,我就很喜欢建筑史,当年报考研究生时,我报考的导师之一,就是同济的陈从周先生(另一个是清华的汪坦先生)。那时的教材案例大多是黑白图片,手绘和照片参半,很多都不是第一手的,所以效果很差。
当我第一次通过电影,以彩色、立体、动态、多角度的方式看到那些教材上耳熟能详的名建筑,受到的震撼可想而知。但自从那以后,王先生在当时喧嚣的学术生活中突然销声匿迹。我的工作也和王先生无任何交集。直到1999年,我出人意料地被调到名城所工作。
我到名城所接替赵中枢主持工作时,名城实际上已经是空架子了。当时院里经济压力很大,生存成为压倒一切的工作。中枢是典型的学者,执行院里的决定从不打折扣。名城所的人员不断被“支援”设计任务较多的分院和其他“一线所”(“创收所”的代名词)。
等到名城所自己也被要求“创收”时,他才发现所里已是家徒四壁,根本搭不起一个独立承接业务的团队。我之所以敢接名城所,乃是因为当时院里给整个名城所下的指标还不如厦门分院一个人的产值。
实际上,院里只要求名城所能养活自己,根本不指望给院里做贡献。那时,院里的各项考核,乃至单位和个人的地位,几乎都是以收入多少来界定的。
名城所全称应当是“城市规划理论与历史名城保护研究所”,是由老的理论所和老的名城所合并而成。虽然名字里还有“理论”二字,实际上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理论研究”。王瑞珠先生的外国建筑史研究,由于距离规划主流太远,加上长期没有可见的成果发表,差不多是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王瑞珠先生是清华高才生。以其手上功夫和文字能力,参与当时的那些规划项目,绰绰有余。但王瑞珠先生却仿佛遗世独立般专心治学,心无旁骛。现在回想起来,那种非同寻常的定力,没有对学术的热爱和执着,根本不可能做到。
直到今天,这种不惧孤独探索,不为名利所动的治学品质,仍是浮躁的学术界所罕见。那时,全民经商席卷社会每一个角落,很少有人能抵御快速致富的诱惑。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理解坚持这一点并不容易。
但除了自己意志外,还必须有制度的支持。我到所里后,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生存。但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我做出了一个现在也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实行“一所两制”——将科研和创收分开:做科研的保持院里的“大锅饭”,其余的,一律按照收入业绩考核和参与分配。为了将资源最大限度投入创收,我规定只有王瑞珠和赵中枢两位先生可以享受“大锅饭”。
由于当时所里几乎没有任何收入,对“科研”的最大支持就是完全放手——凡是进入这一制度的科研人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研究方向,对论文发表数量、论文引用率、是否获奖等没有任何要求。一句话,研究人员完全自由决定课题的选择。所里除了提供必要的服务,其过程和结果一概不过问。科研经费和设备完全分开,再困难也不动用一分钱科研经费。
做出这个决定现在看似简单,但在当时其实挺冒险。首先,其他人会质疑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从事不受约束的研究而别的人不行?要知道,传统体制下,很多人并不适于市场的搏杀,中规院就曾有人因无力完成项目,私自跑回北京。在当时,留恋“大锅饭体制”的不在少数。其次,研究人员理论上可以没有任何成果而不受到追究。这一点,至今也很难为大多数科研单位所接受。
我当时遇到的问题,今天一样存在,那就是怎样领导比你水平高的下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我可能选择的制度。像王瑞珠这样学术水平远高于我的学者——我既不能建议他研究的方向,也无力评估他成果的水平。想来想去,惟一能做的,就是“大撒把”——给研究者最大的学术自由。
后来我注意到,并不是所有领导对这样的上下级关系都能有清醒的判断。不少人成为领导后,会以为自己的学术水平也随之超过别人。社会上也往往喜欢用行政级别判断学术水平的高低。这给外界特别是行政领导本人一个错觉,以为院长自然比所长水平高,所长自然比所员水平高。这使得行政领导自认为有资格干预或指导其他人的学术研究。
我认为这是中国学术机构缺少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重要因素。行政干预研究的结果,要不会淹没真正高水平研究人员的学术贡献;要不会引诱有水平的研究员去追逐行政地位。我在名城所的经历表明,要想有高水平的研究,领导就必须克制干预具体研究的冲动,哪怕冒必要的风险。在这样的研究环境里,可能相当多的研究最终一无所成,但这是必须的代价。因为唯有在这样的环境里,高水平的研究才可能生存。
思想的生产和产品的生产,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思想的数量无法计量,其质量无法“管理”,甚至在开始研究时,根本不能预见最终的结果。现在许多管理制度,表面看很科学,但实际上,却约束了真正伟大思想的孕育。
有“世界最聪明男人”之称的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就是一个例子。佩雷尔曼从小就展现了惊人的数学天才,16岁时就考入了列宁格勒州立大学。博士毕业后,他如愿进入了司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但佩雷尔曼在司捷克洛夫研究所工作了几年就离开了那里。
他的一位中学老师解释说:“任何一个科研机构的研究员、副教授和教授每五年都会重新选一次。这样,佩雷尔曼就必须写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从1994年起,他就开始专心破解复杂的庞加莱猜想。为此,他丢掉了研究员的职位。”
离开研究所后的佩雷尔曼加入到失业者的行列。但没有升职压力的自由的研究环境,却使他解出数学界7大难题之一的“庞加莱猜想”。
怀尔斯证明费尔马大定理的过程非常类似。为了找到证明,,怀尔斯放弃了所有与证明费马大定理无直接关系的工作,整整7年没有发表任何文章。直到1993年,他才一举解决这个世纪难题。
真正伟大的研究必定是要冒极大风险。20世纪初,曾有人问大卫·希尔伯特为什么不去尝试证明费马大定理,这位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回答说:“在开始着手之前,我必须用3年的时间作深入的研究,而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浪费在一件可能会失败的事情上。”如果一个制度不能容忍失败,不能接受长久的默默无闻,就不可能造就伟大的成功。
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王瑞珠先生近乎销声匿迹。而同时,他的先后同学,如叶如棠、赵宝江、宋春华、王景慧等都已官至部长、副部长、总工。同班同学,如刘洵藩,也成为中国最强大建筑设计单位之一——建设部设计院的院长。而当王瑞珠先生的成就,因2003年成为工程院院士而为行业所承认时,已经是多数人退休的年龄。
在20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都被商品经济带来的致富渴望所席卷。很多刚入行的毕业生,几年后的收入,就可以超过像王瑞珠先生这样的元老。中规院是少数几个能坚持“纯”学术(没有直接经济效益)研究的单位。
在当时比较困难的条件下,中规院和建设部共同资助了王瑞珠先生完全没有“商业价值”的学术成果的出版,显示出国家级研究机构非凡的远见。正是对这类看似“没有效益”的学术研究投入,为中规院近年来在规划界学术地位的强势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即使是在中规院,对王瑞珠先生长期而“无效”的学术研究,也曾经怀疑和动摇过。2000年前后,为了开源节流,鼓励创收,院里曾打算取消名城所的“大锅饭”。这意味着,包括王瑞珠先生在内的所有人,都要自负盈亏。我找到院领导表示,所里负担这一、两个人的研究成本没有问题,但他们今后的成果也属于所里。如果申报院士,也算是所里的。
院里考虑再三,大概觉得这样不合算,于是决定继续负担“大锅饭”的费用。鉴于“大锅饭”和一线收入差距较大,所里决定在此之外,对没有创收的研究人员进行补贴。记得当时王先生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表示感谢。其实用现在的标准看,这部分补贴实在不多,但由于所里已经实施独立核算的工作室制度,因此,这部分费用的支出不会影响其他人的收入,等于是从所里(我和李虹)的成本中支出的。
王瑞珠先生很少参与所里的日常工作。我刚到所里时,本来差点被取消的名城所,分布在大楼不同的楼层。王瑞珠先生和我在一个办公室。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办公桌,一个腿断了,用几块砖垫着,凑合在用。王先生很少坐班,我也从不考勤。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先生对所里的工作漠不关心。
由于工作室制度的巨大成功(详见发表在《规划师》上的拙作“追索剩余权”),吸引了不少青年规划师加入。短短几年,名城所就一跃成为全院收入最高的所之一。那几年,业务扩张的唯一约束条件,就是没有空间(我曾向院里表示,只要增加一个房间,所里就给院里多贡献一百万产值。要知道那时产值超过百万的所也没有几个)。
为此,我先是把所长办公室搬到一个没有外窗的储藏间,最后干脆把这间房间也改成工作室。我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出差,回来后,就拎着笔记本在各个工作室打游击(名城所是当时全院最早联网且设备最先进的所之一)。自然,王先生留在所里唯一的办公桌也没有了。但他从来没有任何抱怨。
虽然工作室制度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也得到了王静霞院长、罗成章书记等一向对创新持宽容态度领导的力挺,但像任何一项创新一样,工作室制度也遭到不少非议(回想起来,中规院虽然专业上大腕如云,但真正懂管理的,却屈指可数)。在这一制度前途未卜,效果不明的关键阶段,改革得到王先生的鼎力支持。
一天,从不给所里添麻烦的王先生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忙他女儿王小舟进入名城所工作。小舟是研究古建筑和历史名城方向的研究生(那时的研究生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泛滥),以她的学历和王先生的威望,进入这一行业的任何单位都不会有太大困难。但王先生却让女儿选择了仍在困难中的名城所,显示了王先生对工作室制度的信心和支持。
小舟也不负众望,进入所里后,很快就显示出超群的专业素质和组织能力(她是我最欣赏的那种有“野生能力”,可以“自己找食”的那类员工)。没有多久,就从张广汉工作室独立出来,成立了所里最年轻的个人命名工作室。
对于工作室模式的快速扩张,院里很多人存有疑虑。其中一个主要的担心,就是由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领衔规划项目,会导致质量下降,水平降低。但小舟的工作室,很快就以出色的工作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我在名城所的几年,王瑞珠先生几乎从不参与以创收为目的的生产项目。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北京中轴线的方案征集。北规委最初决定方案征集时,并没有中规院。我知道这一消息后,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展示名城所学术思想的机会。于是托王瑞珠先生到北规委去争取。王先生对这个项目也非常感兴趣,专程找到当时的北规委主任单霁翔。在王先生答应亲自操刀这个项目后,单霁翔破例追加了中规院作为参加单位。
接到任务后,所里立刻成立了以王瑞珠先生为核心的设计团队。但到了院里,大概是看到项目影响较大,院里坚持要没有任何名城研究背景的另一个所参加。用负责全院项目管理的部门话说,就是名城所当时已经很出风头了,“好”的项目不能都给一个所,要大家都有机会。王瑞珠先生非常气愤,甚至拒绝担任该项目的顾问。征集完成后,大家看了几家的方案,都很遗憾,觉得失去了一个能让王瑞珠先生一展长才,留下宝贵学术作品的难得机会。
在名城所工作的几年,是我人生事业的一个高峰。当时我面临的第一位的任务,首先是生存。这项任务在今天看来,算不上太大的挑战(特别是对中规院),但在当时却一点都不浪漫。
看一下早期中规院那些所长们的名单,就会知道当时有多少的优秀人才,都因为无法适应那个阶段的残酷竞争而被淘汰。而名城所作为全院最弱的一个所,不仅在当时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而且在中规院乃至整个行业脱颖而出,重现往日辉煌。
这一阶段的名城所,可谓人才辈出。有影响力的规划师和规划思想层出不穷。在王瑞珠、王景慧等先生的鼎力支持下,名城所在行业内名声鹊起。许多具有全国影响的规划事件(如广州概念规划、北京历史名城保护等),名城所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那几年,名城所人员虽然全院最少,但却是获奖最多的所之一,发表专业文章的数量更是在全院名列前茅。即使在非专业的全国媒体(如中央电视台)和报章,经常可以看到名城所的观点。建设部领导经常会指定名城所参与部里的政策研究。许多业内学子更是慕名而来,风云际会,可谓极一时之胜。
2003年,我在英国学习期间(当时我还是名城所所长),王瑞珠先生获颁中国工程院院士,使得名城所成为唯一一个拥有院士的所。虽然名城所的学术业绩,未必都是因为工作室制度,但起码这一制度没有像其他人所担心的那样,导致研究和学术水平的下降。我本人有幸躬逢其盛,多年后回想起来,仍然引以为豪。
2004年,我到厦门工作不久,特地邀请王瑞珠先生作为建设部专家,评审最新一版《厦门总体规划大纲》。王先生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自那以后,我就很少和王先生联系,但我仍然会不时在网上搜索和关注王瑞珠先生的活动和观点。
时光荏苒,一晃数年过去了。意气风发的我,也在不觉中进入了中年。回顾过去的规划生涯,在名城所的经历,是最令我骄傲的一段,倒不是因为我有幸领导了中规院第一个收入超千万元的所,而是因为我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没有因此妨碍一个伟大学者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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