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伟,加拿大莱斯桥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紫江学者。
从道德学上看,左派认为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不公,且经济体制本身无法根治这种不公,因此必须通过社会政治的干预来纠错。这种干预的革命性的措施就是废除私有产制,改良性的措施就是降低私有制的比例,提高国家对财富的分配权力。所以,左派是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建设的举措的。反观右派的观点,其道德基础是,只有私有制度才符合人类理性,社会才能进步。所以,右派关注的主体是如何使得这个体制可以更有效地提高效率、减少浪费、促进财富在社会的公平分配。右派也会体察社会不公,但认为市场体制本身可以纠错,不需要太多的社会政治干预。一般来说,经济学者关注的更多的是如何提高市场的效率,也即所谓的右派的视角,而社会学人类学家,则更多的关注社会的公平问题,也即以左派的视角更为突出。但在现实中,各个学科都有左右两派的并存。由于道德学基础相互不认同,所以,左右两派的观点是没有调和的可能的。
必须指出,西方民主政体的根本,是如何阐述“少数人”的利益和权益,否则,民主社会的契约就会受到威胁。所以,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就是要揭示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和权益为何得不到阐述,并推出相应的措施来解决所揭示的问题。这些“少数人”在工业化时期是工人阶级,因为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他们被资本的盘剥最为惨烈。在工人阶级都变成中产阶级后,民主社会中的“少数人”变成了妇女和黑人,六十年代的社会变革,其后的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造就了一代左派学者,他们中许多成为当今学霸,许多依旧是学界的掌门人。当然,全球化时代,这些“少数人”变成不同性取向者、全球城市中的被边缘化者、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这种地理尺度的拓展,其实反映了西方社会国内的“少数人”的问题日趋缓和。通过对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和权益问题的揭示,左派学者获得了许多学术话语权,通过对帮助政府改革市场体制,右派学者成为了主要的政府智囊。通过这种学术的左右之争,整个社会得以进步、文明得以推进,社会问题讨论由局部推向全球,实为有百益而无一害。所以,这种争论,在地理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应该大力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