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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中国城市化的世纪，中国的城市化格局也将打上“胡焕庸线”的烙印，“胡焕庸线”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索。本文通过挖掘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及相关统计数据，基于“胡焕庸线”的地理基线和东中西部经济区域区划分别考察我国人口分布的变化态势，深入探讨我国人口的非均衡分布和“胡焕庸线”的稳定性问题。
 
一、胡焕庸线两侧与三大经济区的人口分布变动
（一）“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例基本稳定
本文以省区为界，采取近似方式，将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六省区划入“胡焕庸线”以西地区，其余省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划入胡焕庸线以东地区。“胡焕庸线”据此分成东南和西北两个半壁，国土面积分别占44.7%和55.3%。
1、“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例略有上升，总体稳定。
统计数据显示，1990-2014年，东南半壁人口所占比例从93.78%降至93.43%，24年均减少0.35个百分点，年均减少仅0.14个千分点。改革开放以来两大半壁人口分布比例变化甚微，显示了“胡焕庸线”的稳固性。
西北半壁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主要得益于少数民族地区较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新世纪前后省际人口迁移的净迁入，则与国家战略及功能区的定位密不可分。
2、胡焕庸线的稳定性与经济总量分布比例的稳定性存在密切的关联性。
从总体上看，东西两大半壁人口在中国人口总量中的占比都非常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1990年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西北半壁的城镇化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因GDP占比年均增幅下降对人口增长的负面效应，对维护“胡焕庸线”的稳定性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结果表明，“胡焕庸线”两大半壁人口自然增长率<a name="_GoBack"></a>的差距已经从改革开放初的3个千分点缩小至不足0.5个千分点，省际迁移人口向西北半壁净迁入的数量也从1990-2000年间的78万人降至2000-2010年间的不足10万人。由此推测，如果没有国家的有效干预，西北半壁人口分布比例略有增长的趋势将很难持续。
（二）我国人口分布和迁移出现新变化
1、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持续高强度集聚的趋势有所转变
与“胡焕庸线”的稳定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地区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的人口占比构成变动相对较大。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占比由1990年的37.68%上升至2014年的41.51%，上升了3.83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口占比则分别有所下降。但相较1990-2000年间，2000-2010年东部地区的人口占比年均上升速度明显加快，而2010-2014年间其增速明显减缓。与此相应，2010-2014年间中西部地区人口占比的下降速度也比过去10年明显减缓。
这种新变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别变化有一定关系。统计资料显示，东部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2000-2010年间年均下降0.09个百分点，2010-2014年均减少0.49个百分点；而中部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2000-2010年间年均下降0.12个百分点逆转为2010-2014年间年均上升0.11个百分点，西部则由年均上升0.11个百分点变为年均上升0.3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城镇化率的增速趋缓，2010年后已经居于三大经济区的末位。
2、胡焕庸线两侧的“中间地带”成为我国人口东西分流的不对称“分水岭”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省际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有所改变。按东中西部划分，中部和西部省市人口向东部净迁出。胡焕庸线两侧的“中间地带”（中部和西南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口东西分流的不对称“分水岭”：向东部净迁出3241万人，向西北半壁净迁出88万人。同时，西北半壁又向东部沿海地区净迁出78万人，净迁入约10万人。与中西部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大量迁移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大趋势相比，东南半壁向西北半壁的净迁移量只是“涓涓细流”，对两半壁人口占比的消长变化的影响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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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5-2010年我国区域人口净迁入流向示意图单位：人
（三）中西南部的人口空心化和东部的人口空间极化
1、中部地区人口“空心化”趋势明显，西南和西北地区人口分布严重分化 
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我国人口的地理分布出现了东部和西部省份人口高增长、中部省份人口“空心化”的趋势。区域人口迁移的城镇化差别效应正在逐渐显现。由于我国的人口迁移以乡-城流动为主体，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向东部地区城市人口迁移，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城镇化率具有双向拉升作用。而若来自中部地区的东部城镇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在分子效应与分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对东部和中部的城镇化率则同样会产生双向“拉低”效应。
2、东部沿海地区“增长极”以及大城市的人口极化效应将有所减弱
当前，全国人口已形成“三极一带”的增长态势。“增长极”的人口增长吸纳了大量周边区域的外来人口，是引发中西部地区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原因。基于“低生育、高流动和老龄化”已成为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距甚大并主导人口区域流动的情况下，未来人口东迁的大趋势仍将继续；但在我国实施特大城市人口严格调控、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背景下，结合目前已经显现的东部地区人口占比增幅下降及城镇化增速放缓的趋势判断，东部沿海地区“增长极”的人口极化效应将会有所减弱。
 
二、结论与启示
1、“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充分反映了我国人口分布非均衡分布的最基本特征，也深刻体现了人口均衡分布的要义“均而不衡，衡而不均”。
基于人地关系角度，我们可以将“均”定义为人口数量的均匀分布，将“衡”定义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平衡。现阶段我国的人口分布现状是既不均，又不衡。从不同区域人口占比与国内生产总值占比的比值（可以称为人口-经济压力指数）看，东西两大半壁之间的差距及其变化幅度，都要明显小于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及其变化幅度，说明当今中国人口东西部的人口分布变化，主要不是发生在东西两大半壁之间，而是发生在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充分体现了人口分布的均衡与非均衡性的矛盾统一。
人口均衡分布的要义在于“均而不衡，衡而不均，不患不均，重在求衡”。胡焕庸线的破解之道，并不在于追求人口分布东西均匀，而是在于追求“不均而衡”。面对“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浩浩荡荡，因势利导适当调节是需要的。但是，人口东迁不可能永远一浪高一浪，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自有一定的内在调节机制。我们应该更加着力于善用这种内在的调节机制，寻求“不破自解”之道。
2、中西南部地区人口空心化加剧，须适当调整三大经济区发展战略，防止中部地区“教育塌陷”等负面效应的加剧。
胡焕庸线右侧的中西南部地区人口空心化严重，人才和年轻劳动力不断流失，已出现了一定的“经济塌陷”现象。而西南部的省市受益于西部大开发相关政策扶持，对中部地区的发展形成了一定冲击。以教育事业为例，我国东、中、西部的义务教育发展指数在2003-2013年之间均保持加速增长的态势，但无论是增幅还是增长速度，西部均超过中部，形成了“中部塌陷”。
为此，一方面国家应逐步改革以三大经济区为标准的差异化政策，防止人为加大区域的差异；另一方面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要更加着力于增强向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力，以增强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承载力。要以非均衡发展战略，来打破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格局，防止中部地区财政投入的进一步塌陷，避免“教育塌陷”等负面效应的加剧。
3、胡焕庸线的稳定对人口均衡分布具有重要影响，要深入关注人口迁移的区域和城乡差别效应，大力推进区域和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化。
西部地区12个省分立胡焕庸线两侧，虽然国家财政扶持与政策支持的力度相同，但产生了不同的人口“调控”效果，也暴露出经济区域区划与当今社会发展不相适宜的局限性。为此要积极关注由此经济区域划分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分布中的持续影响，避免因此造成东西部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引发东部城市与西部乡村人口分布在区域经济不均衡背景下的进一步背离。
我国迁移人口的主体是非户籍迁移即流动人口，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流动人口在许多方面往往具有区别于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结构性差别特征。例如，乡-城流动人口中的老年人占比明显低于农村也低于城市，因此，这种流动对农村和城市的老龄化分别起到了加剧和缓解的差别效应。现在，老龄化问题都很突出，从城乡差别看是“农村先老、更老”。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总体上有利于提升人口素质。但是，由于乡-城流动人口的文化技能水平通常是高于农村而又低于城市，因此，这种流动对城乡人口的文化技能水平提高又会起到一定的双向滞缓效应。值得注意的是，隐蔽在乡-城流动人口大潮下的回流人口，其文化技能素质往往也具有介于城乡之间的差别特征，因此，这种回流对城乡人口素质可以起到一定的双向提升效应。产业转移的区域差别效应，也基本类似。可以设想，在产业结构层次东高西低、由东向西转移产业的结构层次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的情况下，这种转移对东部和西部的产业结构层次也会起到一定的双向提升效应。人口和产业转移必然会对不同区域的人口和产业发展产生各种差别效应，因此要特别关注人口迁移和产业转移的区域和城乡差别效应，大力推进区域和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化。
李克强总理提出“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的“总理之问”，是与中国的城市化战略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希望实现更为均衡的城市化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强调的是要加快提高城镇流动人口的户籍城镇化，实现农村人口从农民向市民的彻底转变。在我国区域人口迁移日趋活跃以及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区分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新形势下，必须在地方层面厘清“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和“户籍的人口城镇化率”等概念，加强相关指标的日常统计，以利于加快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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