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百年前,辜鸿铭赴北大任教。这个在民国时期还留着满清辫子的保守派,一进入教室就被学生嘲笑。但是他淡定地回应道:“我的辫子在头上,而笑我的诸公,你们的辫子在心头”。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2月2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印发。作为时隔37年后再次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配套文件,《意见》为我国“十三五”甚至今后更长时间的城市发展描绘了蓝图。
洋洋洒洒约八千字的《意见》,从八大领域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进行了全面的工作部署。值得注意的是,《意见》在优化街区路网结构的部分,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与以往城市规划领域的政策文件“受冷落”有所不同,本次《意见》这部分内容在行业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和议论。“小区拆墙”这个话题掀起的波澜在近年来无出其右,尤其是借助移动互联网的媒体传播,普通市民也极度踊跃地介入了此次讨论,可谓是城市规划领域中一次盛况空前的公众参与。
由于相关专业文章已经有很多。本文不再作政策研究和技术探讨,仅从较少得到关注的社会文化心理角度来论述一二。城市空间的使用者,即广大市民,其心理层面对空间的认知,一直是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领域学者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城市设计学者盖尔?扬在其著作《交往与空间》中就强调了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要考虑社会和居民心理的需求。近年来,城市和建筑空间的社会性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事实上,我国的封闭住区文化,古已有之。传统的合院就代表了一种封闭的空间:居民需要这种自成一体的生活环境。一座院落就是一个世界,承载了一个家族群体的安全感。福建的土楼,正是这种封闭住区的代表。迁入此地的客家人,一致对外以谋求群体的安全感。

福建土楼(图片来源:http://www.nipic.com/show/1/7/689a57d2b263b1fc.html)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建设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大院就是此类城市建设模式的典型代表。单位大院用地自成一体、高度封闭,又在内部配有各项配套服务设施、功能高度混合,配合以步行加自行车的慢行交通模式。家属院作为城市居住区的主体,和单位大院融为一体。而在改革开放后,城市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进行了商品房的大规模建设,私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单位大院逐渐瓦解,城市功能分区逐渐形成。特别是1998年房改之后,商品房小区成为城市住区的主体。但无论是郊区的超级大盘,还是中心区的各种类型的小区,大多是封闭社区。
开发商建设封闭小区,由多种原因驱使。但不可忽视的是市场的需要。从大院走出的居民,一下子步入了陌生人社会,心理充满不安全感,亟需封闭式小区提供较为幽闭、安静并且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环境。

城市里常见的景象:封闭小区及其门口的保安
这种对外界的不安全感,一方面是计划经济的心理遗存,个体在集体瓦解之后亟需找到新的空间依托。同时更是与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分层以及进而产生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有关。封闭小区通过市场的手段,提供了一个内部相对同质的社会空间。房价为小区设置了进入的门槛,社会经济特征相近的人群得以在同样的小区内居住。尽管小区内的居民缺乏交流,但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安全感。而一个个封闭小区更进一步导致了城市内邻里空间的异质化,使得社会阶层矛盾显性化。
这种空间分异在计划经济时代早已有之。北京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建国后的各种大院,与旧城的胡同形成了社会空间的分离。大院的高墙,是矗立在大院子弟和市井平民之间的一种象征着出身、阶级和身份的墙。
大院作为一种政治性的空间形态,也衍生出了相应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大院文化与红卫兵的起源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文革初期,第一批红卫兵,都是各个机关大院内的干部子弟。在大院那个封闭环境下,他们从小耳濡目染阶级斗争理论,在政治运动中力争表率,同时对大院外面的社会充满了心理优越感。文革伊始,大院的干部子弟们率先提出了“血统论”,叫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试图实现一种阶级固化和世袭。
大院的红卫兵和胡同的顽主的争斗,就是不同社会阶层积累的矛盾在文革那段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一次爆发。以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电视剧《血色浪漫》和王山“天字系列”小说为代表的一系列影视和文字作品,都反映了那段历史时期的侧影:大院是封闭的,胡同的平民不可进入。而胡同之于大院的子弟也是异域,单个红卫兵也不敢独闯禁区。红卫兵们与胡同的顽主多次集体争斗,并且夹杂许多打砸抢的行为。

电视剧《血色浪漫》剧照:文革初期典型的大院子弟群体
王山在“天字系列”小说第一部《天祭》中的一段文字非常深刻地刻画了当时北京西郊大院内外的社会分隔现象的历史背景,“于是,在海淀镇上就出现了一种极为奇特的现象:一堵灰色的高墙,把这个古老的小镇隔成了两个世界。高墙里面,集中了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后代,培养着共和国未来的元帅和将军。高墙外面,则是庸庸碌碌、为衣食奔波的小市民的汪洋大海。”“差别产生仇恨,仇恨产生行动。墙内墙外两个世界的摩擦和冲突愈演愈烈。特别是墙外的那些‘野孩子’们,一有机会就要以各种方式向墙内进行‘报复’。扔砖头、骂大街、抢劫独自外出者,等等。墙内的学生们也不甘无端受辱,常常是瞅准机会突然冲出校门,将正往校内扔砖头的‘野孩子’打得鼻青脸肿。学校当局和镇政府做过不少工作,讲拥政爱民,拥民拥干的道理。但高墙还在,沟通是不可能的。”
那个时期青少年的心理,因出身背景而不断异化。而大院的高墙通过强化其间的隔离,进一步助推了社会空间的分异。高墙阻碍了社会群体的沟通与交流,但重要的是,伴随高墙而来的一整套社会经济制度安排,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高墙内外,两个世界。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城市的居住空间存在行政隔离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下,城市居住空间则以经济为导向产生了分隔。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0.462,远超一般发达国家所在的0.24~0.36区间。城乡收入比近几年也一直处于近三倍的高位。同时户籍制度也限制了大量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
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性因素,形成了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城市内部各种隐形的墙。大量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无法享受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务。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特征即为社会分异在空间上的反映。城市中的大量中低收入人口和暂住人口,都被商品房小区的围墙拒之门外,而不得不聚居于棚户区和城中村等城市空间。而中小学就近划片入学的政策,又进一步加重了社会空间分化的世代传递。

北京市内距离CBD仅数百米的棚户区
(图片来源:http://news.china.com/hd/11127798/20130731/17974459.html)
城市的常住人口实际上因为经济因素被划分为不同的群体,而不同的群体又在空间上聚居于不同的封闭小区。“小区拆墙”这个话题之所以引起如此高的社会关注度,正是因为它与每一个居住在封闭小区里的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评论:“如果开放小区,孩子的安全怎么办”“我可不想让流动人口整天出现在我家门口”“如果开放小区的话,那不就和外来打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一样了么”“我们的小区都是高素质居民,我可不想让低端人口进来”……
其实,“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和“小街坊”等概念,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马丘比丘宪章》问世以来,以及美国的新城市主义出现以来,就不断被全世界城市规划界所宣扬。这些理论我国城市规划界并不陌生,并且有相当多的市民也接受并认可这些理论。但是一旦真的要发生在自己身上,就难免有种种顾虑。颇似美国城市规划中的NIMBY(Not In My Back Yard)现象:这个政策是好的,但是不要用在我身上。有针对北美郊区居民的调研,大部分居民都认可高密度的城市住区模式,认为更绿色生态,但是在买房时大家依然选择低密度的郊区别墅。笔者曾和一位美国朋友交流类似的问题,他回答说:“如果接受采访的话,我会承认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喜欢低密度,所谓的城市蔓延模式,只要我的收入承担得起。”
这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的表象背后,是有很多现实原因的。究其根源,我们对于开放社区的种种顾虑来自于对其他社会群体或人群的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的背后又是城市居民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巨大差异和分化。如果不解决这种社会经济的分化,那么即便推倒了封闭小区的墙,一时半会也难以推倒小区居民心中的墙。这种心墙,就像是辜鸿铭所指的“心中的辫子”,不是那么容易能一刀斩断的。
展望国外,或许我们能够得到许多启发。美国大多数居住区都是不封闭的。但是多数城市仍然存在显著的不同种族的空间隔离。在很多城市,黑人聚集在某个区域,很多当地白人一辈子也没有到过那里。而在很多拉美国家,富人倾向于居住在有持枪保安看守的封闭小区中。他们出于安全的考虑,要和贫民窟的居民们彻底划清界限。而多种族的新加坡,则较好地促进了不同种族和群体融合。政府在公共住宅社区大力促进不同种族和群体的混合居住,而同时配套不断缩小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
由此可见,住区的墙,墙本身是无意义的,其存在的背后,是社会和经济的诸多因素,特别是墙内和墙外的对比。
打开封闭的社区,不仅仅是为了优化路网交通,更是为了促进社会交往和融合。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提到社会关系和建筑布局的关系时,引用了哥本哈根建筑学院的研究结论:“社会交往的形成与否主要取决于居民之中是否在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有共同兴趣。如果找不到这些因素,就没有相互交往的基础”。如果墙内墙外的居民在社会经济方面严重缺乏共同的基础,那么哪怕社区是开放的,但是社会边界依然横亘其中。笔者曾造访过一个开放的城市综合体住区。那个高档住区的若干栋建筑均由空中的连廊连接起来。设计者期望空中连廊能够成为住区内外人们交流的公共空间。但是在现实中,空中连廊里布局的是高档咖啡厅、私人会所和会员制的健身房。一位常年在小区工作的保安就说他从未上过楼上的连廊。据他所言,他听说那些会所、健身房的年费都要好几万,有些还必须是熟人介绍才能成为会员。他认为那完全不是他所在的世界的东西。这位保安和其他打工的老乡一起租住在这个小区之外的城中村。常年在这个小区工作的他,并未与这个空间产生更深一步的关联,更没有与这个空间内的其他人发生什么交往。
笔者还听说了一个学区房的例子。一户工薪阶层人家,砸锅卖铁买了某明星小学的学区房。获得入学资格后,仅仅过了半个学期,孩子就要求转学。因为孩子说学校里其他家长都是开豪车去接送自己孩子上学。别的同学假期寒假旅游都是去日本东京的迪斯尼,暑期夏令营都是去美国学英语。孩子自己就觉得哪怕进入了这个小学,也无法融入。
这两个例子中,小区保安和转学的孩子,都穿过了实体的墙,但是却无法融入墙内的社会生活。墙矗立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将三六九等的人划分为了不同的圈子。圈子在经济因素的刺激下不断固化,圈外人即便跨越进入了圈子,也在心理上不被圈内人认可。墙代表了物质环境,更象征着一定的社会环境,二者相互影响又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分离的城市文化,给人们的认知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从全世界来看,如果说到城市最著名的墙,恐怕非柏林墙莫属。在冷战期间由于政治需要而离弃的那座墙,造成了东西柏林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长期分割。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推倒柏林墙是西方的政治诉求。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访问西德时在柏林墙前的勃兰登堡门,发表了《我是一个柏林人》的演讲,其中的一句话被人们所牢记:“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离开我们。”这句话成为了冷战史的经典记忆。而到八十年代后期,里根再次在这里发表演讲,对着墙那边喊道:“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推倒这堵墙!”
后面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不过柏林墙倒塌后,两德合并后的德国,日子并没有那么好过。东德地区人口外流,经济一蹶不振,东西德的经济差距依旧很大。而直到如今,柏林墙被推倒的二十多年后,前西德地区的原主居民依然对前东德地区的居民多少有点心存芥蒂。而在柏林,东柏林在文化心理上也未完全与西柏林融为一体。
而柏林街头展示当年东西柏林对峙的海报则告诉到访的游客:城市是融合的,城市是割裂的;城市是政治的,城市也是经济的;城市是当代的,城市也是历史的。有形的柏林墙已经被推倒,无形的柏林墙还立在我们心中。
而对于封闭小区来说,拆除小区有形的围墙并不难。难的是拆除我们内心深处那无形的墙。如果说封闭小区拆墙需要一个过程,那么拆除心墙更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这需要长时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领域政策的配套,减小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差异,缩小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实现人在空间上和社会阶层两个层面的自由流动。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与伫立在你我之间的那面墙作别,从封闭、固化的社区走向开放、融合的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