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可归
中产化加剧了廉价住房和无家可归者的困境,这是德布拉西奥接任市长时面对的两个相互交织的问题。由于担心“纽约有出现封闭社区”的危险,德布拉西奥提出了一项新的“强制性包容性住房政策”,将私人、城市、州和联邦基金结合起来,在2024年之前兴建8万套新的廉价房,并保留12万套旧住房。尽管如此,对廉价的定义仍然存在争议。德布拉西奥尝试兑现拉瓜迪亚对公共住房的承诺。为了解决数十年来的被忽视的问题,他希望拨付更多的资金用于维修,收取未付的租金,提高停车费,并将一些闲置土地出售给私人开发商。虽然一些人批评他的住房计划不切实际,另一些人则批评他的住房计划不充分,但他的住房计划比科克和布隆伯格都更有野心。
住房危机加剧了无家可归的现象。更多的人意味着对住房的需求更大,这将普遍推高租金,并促使房东驱逐现有租户以收取更多租金。纽约的穷人将70%以上的收入用于支付房租,这样的人从1980年的12.9万人激增到2013年的23.6万人。此外,在一系列房地产改建项目的影响下,在庇护所容身的无家可归者正在增加。
布隆伯格政府结束了收容所居住者优先得到公共住房的做法,并关闭了几个供无家可归者洗漱和吃饭的慈善活动中心。然而,最大的打击是,2011年,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撤回了一项至关重要的针对纽约的租金补贴计划。因此,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无家可归的人从3.7万增加到5.3万,2014年达到5.9万,2016年达到8万。儿童占收容所人口的40%以上:即使他们的父母和许多人一样在工作,他们的工资也还是太低,无法支付房租。这一情况表明,纽约的工资差距比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大。
无家可归问题触及德布拉西奥所担心的两个城市问题的核心,也是他的“头号挫折”。德布拉西奥任命了一名法律援助律师,领导人力资源管理,并让租房委员会冻结租金浮动,这是40年来首次这样做。4年间拨款10亿美元,解决无家可归者心理健康咨询和收容等问题。新的庇护所开放了,宗教组织也同意提供更多的庇护所床位,保留下来的慈善活动中心的开放时间也延长了。成千上万的收容所居民被转移到固定住房,但一些社区提出抗议,阻止了更多收容所的建立,也阻挠了将无家可归者安置在当地的汽车旅馆。尽管这届政府为穷人和工薪阶层的住房保障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无论德布拉西奥怎么做,都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2017年,他冒着连任失败的风险,提议再建造90多个庇护所。
纽约市与州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在等待州政府批准时,一项新的租赁援助计划被推迟。此外,当库莫不愿提供更多援助时,市与州的关系更加紧张了。作为回应,德布拉西奥宣布,纽约不再“等待奥尔巴尼的消息”,并将自己筹集建造1.5万个廉价住房的资金,为无家可归者、家庭暴力受害者、残疾人、精神病患者或有其他问题的人提供社会服务。尽管如此,无家可归的问题仍然过于复杂,无法迅速解决。
此外,无家可归问题的背后可能是更大的结构上和政治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几十年来,联邦、州和市政府对服务业和住房的投资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和技术业的转变给中产者和富裕者带来益处,而工薪阶层却未能受益。由此产生的贫富差异加剧了种族问题。
社区变得越来越同质,从而破坏了纽约的多元性。反过来,邻里政治变成了民族、种族政治。在社会经济两极分化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东西已经失去了,那就是“集体良知”意识,而这种意识非常重要,正是它把纽约打造成一个移民、改革者和梦想家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