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第十八章 法国从盛到衰:理性主义藏身于浪漫卢梭的“天赋平等”
《社会契约》不是君王的法令,而是法律,是代表民众制定的法律。卢梭在《社会契约》中提出,“全体公民都有责任按自己的才能和力量来为国效劳,每个公民也应当按照他们的贡献受到擢升和优待”。在卢梭看来,一个国家权力的最终源头是“共同意志”(the general will)。可以说,卢梭的“共同意志”思想直接引导了法国的大革命,而法国大革命也体现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国大革命确实是平等原则的第一次伟大实践,法国人民内心深处对不平等的仇恨,使得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一次大革命。
1791年9月3日,革命政权颁布了冠以《人权宣言》的宪法,从此公民在法律上平等的原则终于完全代替了封建等级特权的原则。卢梭提出的政治平等思想也得到了落实:“一切公民,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都得无差别地担任各种职位和职务”。随后,一些不靠出身、权贵,完全靠自己的奋斗和才能赢得群众信任的年轻人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担当了重任。
在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 1805—1859)看来,法国大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社会革命,这场大革命扫荡了旧的封建制度,在法国建立起了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体制,恢复重建了地方自治制度,这是值得赞扬的。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1856)一书中,托克维尔从法国政治社会结构演变这一角度去探讨革命的原因。托克维尔说:“当我出生的时候贵族制已经死亡了,但是民主制还没有诞生,所以我的本能引领我既不盲目倾向前者也不会倾向后者,我是一个彻底置身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人,我不会轻易地为这两种制度所吸引。”所以,大革命并未直接带来新的、较以往更为进步的社会制度,相反,无论革命进行得如何剧烈、进步观念怎样被标榜,这场革命在制度创新上的成就比人们预期的少得多。托克维尔对革命或者绝对皇权以及革命以后法国的政治动荡,都保持相对的距离。
在托克维尔看来,尽管法国建立起了人人平等的新的社会体制并恢复重建了地方自治制度,是值得赞扬的,但作为一个贵族的后裔,且亲属都被大革命送上了断头台,出身没落贵族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也表达了对于旧的社会结构(例如贵族制度)的赞赏与维护。他总结的其中一条真理就是,那些长久无法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就是那些贵族制度已经不存在的社会。他写道:“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
梁鹤年先生课堂拾锦 · 宾洪超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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