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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首要的就是“减少无效供给”。现阶段我国工业和房地产领域过剩比较严重，生产出的产品、建好的房子卖不出去，成了摆设。除市场化程度高的领域之外，基建和政府投资领域也存在大量无效供给。如打着城镇化旗号催生的“鬼城”、“空城”。同时，入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空气污染、交通拥堵、臭水沟、断头路等现象，让人无奈；还有些公共设施，建了没人维护，成了摆设，没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重数量、轻效益，重建设、轻管理等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个“短板”为什么多年没补上呢？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机制问题。在政府和市场的层面上，政府亲力亲为，垄断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一方面，财政资金有限，难免顾此失彼；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有投资热情，却苦于没有投资门路和通道。为完成既定的建设任务，地方政府用完当地财政资金后，往往又借道投融资平台筹资搞建设，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迅速累积，长期下去难以为继。

要打破这种僵局，采用PPP模式不失为一种极佳的政策选择。所谓PPP模式，就是在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建立起一种长期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双方作为平等的主体，依靠契约来进行合作。这种合作关系是针对项目全生命周期的，从项目前期工作到审批、建设、运营维护直至期满移交退出等各个环节。PPP模式的主要贡献是建立激励相容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政府的定位重新归于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掌舵而不是划桨：通过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决定公共服务供给的优先序，引入专业的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并依法进行监督。而追逐稳定回报的社会资本则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整合能力、创新能力、对需求的回应能力，在政府搭好的舞台上尽情发挥，通过提供公众真正需要的服务来为企业赢得发展的机遇。长远来看，通过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领域，可以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效率和供应质量的同时，推动政府治理思维和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

需要注意的是，PPP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理念，而理念是无法自动执行、自然落地的，必须有精致的制度设计、严格的履约执行和完善的制度保障才能够实现制度初衷。好的PPP都是一样的，糟糕的PPP各有各的问题。成功的PPP项目需要政府、社会资本和中介机构的共同努力。

首先，政府的意愿和能力是成功完成PPP的核心要素。要想做到公共产品的“优质供给”，首先要选好社会资本。政府应打破“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惯性思维，以开放的心态面向市场甄选具有丰富的产业经验、雄厚的财务实力、能够以合理的价格提供公共设施建造和公共产品的社会资本。无数项目实践表明，只有通过充分竞争才能选到最合适的伙伴，才能有效地降低政府的支付义务，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质量和效率。

其次，政府要强化“契约精神”，恪守信用。一方面，政府必须按照相关协议要求做好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以及绩效考核，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公开、公平、公正地履行监督职能，依照绩效向社会资本提供付费。另一方面，政府应当严格按照PPP协议的要求及时、足额地支付服务费，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预期，确保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达标和高效供应。地方政府的契约精神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是正向反馈的关系，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和履约氛围，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公共服务领域，而更多社会资本的参与又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政府信用，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全面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效率。

对于企业而言，PPP模式的应用在调整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同时，也吹响了行业重新整合的号角。随着PPP的稳步推行，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行业整合能力的企业将成为与政府对接的社会资本方，而过去大量以政府为客户的专业技术企业将转变为整合性企业的建设、运营、设备和技术供应商。对于企业而言，应当及早对发展战略进行再定位，找准自己的位置并调整经营策略，争取借力PPP的东风，而不是被其吹倒。

除政府和企业外，专业从事PPP咨询的机构也在PPP发展的“新常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咨询机构依托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行业经验担当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红娘”，协助政府充分识别公共服务的短板，量力而行地选择项目推进，帮助政府建立激励相容的回报机制，合法合规地选择社会资本，并推动政府以契约精神完成PPP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政企合作。

综上所述，PPP模式的应用是推动供给侧改革的主力军，而该模式能否真正发挥预期的作用，则取决于各方当事人能否真正地做到“在其位，谋其政”，且能够善意、负责、专业、高效地以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达成改革。这将不仅有助于缓解当下的经济下行压力，而且还将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