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第二十一章 英美交替:自由、资本交棒
英美霸权和平转移的研究综述
中国学者陈永提出核心利益论,他认为在权力转移过程中,战争发生的主要因素是主导国或崛起国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权力转移双方可以通过调适核心利益来规避战争[3]。英国的核心利益是海上霸权。德国宰相俾斯麦一直在压制国内扩张海军的诉求,以避免引起英国不满。威廉二世即位后,开始执行“世界政策”(Weltpolitik)【“世界政策”是19世纪末德国采取的外交政策,相对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来说,“世界政策”主张大力扩张殖民地、扩建海军,试图挑战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即从谋求欧洲霸权转变为谋求世界霸权】并且建立公海舰队(Hochseeflotte),公开挑战英国海上霸权。德国的政策触犯了英国核心利益。相反的是,美国限制海军建设,并且没有公开声明其针对的国家。英美关系不断进行核心利益的调适使得两国关系逐步改善,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盟友。
1775年之前,美国是英国的第13个殖民地。同年独立战争的爆发,使得北美人民在华盛顿的领导下,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领土的扩张、制度的变革与更新、资本主义的深化等随之而来,美国开始逐渐崛起。
从1776年宣布独立至今,短短200余年内,美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崛起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其之所以能成功崛起,包括很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也有其自身在国际关系中的不断调整,当然,不可否认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的重要性。
首先是美国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在建立了共和国之后,美国通过西进运动,将北美地区的领土不断扩张,最终将一个偏居大西洋西岸的小国扩张为一个横跨美洲大陆的大国。最终,美国地处美洲大陆,两面朝海,这使得它的外部安全受到较好的保障,不易受到攻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基本上都是在海外作战,远离战场,这使得美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而被迫中断。
其次,是工业革命的作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领先,但是这一情况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发生了变化,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受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并未及时地更新设备,追赶世界潮流,而是停留在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裹足不前,而这恰恰为美、德等国家赶超他们提供了机会。一战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第一,德国次之,而英法两国则渐渐落后。
另外,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尽管并非完美,却一直在不断被完善,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同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上台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当然,移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作为移民大国,新移民不断为美国注入新的活力,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而较少受到封建因素或专制主义的制约,因此有人说,移民改变了美国的命运。
美国的天定命运论源于宗教
英美交棒:本是同根生?
承接本书上一章关于资本主义“成形”的内容,本章聚焦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以英国走弱、美国走强为特征的“英美交棒”。“交棒”一词,说明了英美霸权更迭具有延续性,是在世界经济同一赛道(即“资本主义”)不同时期的领跑者,这一点区别于之前的世界霸主更迭(比如英国取代法国,属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赛道的转换)。类似地,大卫·哈克特·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在《阿尔比恩的种子》(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阿尔比恩”是不列颠岛的古称,英国最古老的名字】一书中,从美国地域文化起源与发展的视角,将这种延续性生动地比喻为“种子”[1]。也就是说,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源于英国,因此英美有相似的文化基因;但同时,在美国这片新的土壤,美国文化又生长出了自己的特质。
笔者认为,以文化视角观察世界霸权的延续和更迭,现实意义极强。无论是古代的斯巴达与雅典,还是近代的英国与美国,抑或当代的美国与中国,都涉及对守成大国和挑战守成大国霸主地位的新兴大国之间关系的理解。无论是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还是俗语“一山容不得二虎”,都试图解释这种大国关系走向冲突的可能性。梁鹤年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如果全球资本主义成为当下世界经济角逐的“一山”,那么一山容不下二虎的问题症结或许不在“二虎”,而是“一山”。如果从“二山”的角度思考,即构建区别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一山一虎”,是不是可以提供一种化解二虎冲突的可能性?笔者认为,梁教授提出的这个角度十分具有启发性,“二虎争一山”是现象,而不是既定前提。因此,思考这个问题至少涉及两个隐含前提。
第一,假设眼前的这座“山”是“好”,二虎“应该争”。问题是,这个“好”的价值判断成立吗?在什么条件下以及站在什么立场可以作此判断?比如,本书第二十章就阐释了,19世纪的英式自由贸易(或自由竞争)虽然身披道德外衣,然而其本质是大英帝国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那么,思考“二虎争一山”问题的起点,是不是应该先明确站在什么立场,或基于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理解“应该争”呢?比如书中指出,站在今天中国的立场去看,美国的以民主为工具的自由主义是一套不可持续的意识形态[2]491。
第二,假设只有“一山”,二虎“必须争”。问题是,只有一座山可选吗?有没有可能找到另一座山,实现“一山一虎”来化解“争”的矛盾?比如,本书第一篇中阐释了“唯一真”是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受这种文化基因的影响,西方人众多的价值观(比如历史观、意识形态等)容易形成非黑即白的思想倾向,导致互不相容。那么,理解“二虎争一山”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跳出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范式,发挥处理大国关系的想象力,去创造黑白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呢?比如书中指出,中国如果用一套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不争”的思维,去兼容中西,或许能发现一些线索[2]491。
所以,“一山容不得二虎”是“二选一”的“真命题”,还是缺乏想象力的“假两难”,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1] 大卫·哈克特·费舍尔. 阿尔比恩的种子[M]. 王剑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2]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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