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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历来，就背负各种黑锅，因为城市是大众的，规划是公共的，政策出了问题，质问“城市规划”即可，可是城市规划从制定，到实施，这里面涉及到各方面的人、机构，最后还是最大的决策机构，进行中国式的会议通过。所以，究竟该追责的，是城市规划编制者（大部分人认为，这就是规划院），还是真正应在里面应该负责的机构、领导、个人，这中间差别巨大，以下是来自“幸福都市”的文章，阐述了规划行业的观点：

这几天，一篇名为《常州毒地污染史长达50年，城市规划只字未提》的文章火爆了整个社交网络，传播速度十分惊人。

其实，这篇文章刚开始并不是以这样的标题出现的，只是一些媒体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把标题改成现在这个版本。这篇文章的原标题为《常州疑似毒地50年污染史：快速城市化中的土壤修复病态》。

从一个中性客观的标题突然变成指向性明显的标题，让这篇报道显得火药味十足，如果不细看里面的内容，只从标题判断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常州毒地事件的发生和城市规划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

那么，常州“毒地”事件，把锅让城市规划背了就真能解决问题了？

未必，虽然网上有人喊出让规划局局长下课，但在这样一个利益交织错综复杂的事件里，并非一个人背黑锅就能解答所有疑点。

目前环保部已启动调查组赴现场调查，结论尚不得而知。面对舆论质疑，常外坚称各项指标达标；对受污染地块进行修复的常州黑牡丹建设工程投资有限公司也作出回复，将问题指向土壤修复开挖。而常州市政府则表示已对污染地块的用途作出更改，在未来作为公园环境生态的民生工程，政府将进行绿化和生态修复。

面对这场“拉锯战”，我们发现，土壤污染层面环境评估的失守是目前各种“毒地”在全国各地出现的重要原因，而面对“毒地”，到底该找谁来“解毒”目前仍然无解。

既然地块“有毒”，常州外国语学校为何在此选址？从2014年3月该地块土壤修复工程启动，到2016年2月15日土壤修复调整工程验收，其间近两年时间，常州外国语学校经历了什么变化？

2013年10月，学校正式开工建设校区，至2015年7月完成工程建设。梳理时间发现，2013年10月学校开始建设时，旁边原常隆地块的“毒地”还在进行土壤修复。彼时，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修复尚未完成。直到2015年9月，常外新北校区开始投入使用，但“毒地”土壤修复工作仍未完工。值得注意的是，在修复的过程中，承建方和施工方本应按照相关部门出具的方案进行封闭操作，结果却露天作业，相关环境风险没有把控。

我们不禁要问，这又是谁的责任？

另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针对这次常州毒地事件，科学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集体沉默。

在一起环境公众事件面前，科学家本该最有资格站出来发出客观理性的声音，传递科学知识，引导社会舆论，但是他们没有，而在所谓的“复杂问题”前退缩了。

复杂问题的背后是什么——关系？还是利益？

由化工地块变身而来的“常隆地块”原规划为商业用地。如果这一规划得以实现，那么马路的一边是精英化教育的外国语学校，另一边将是大型商业综合体，在如此成熟的配套设施周边，地价、房价必然可观。在利益面前，既没有完成土壤修复也没有经过长期监测评估，污染重重的土地就被提前圈定用途。

如今，在步步紧逼的媒体舆论面前，科学的挡箭牌成了地方政府回应各方质疑的“救命稻草”，为其“背书”的科学家们当然只能再度陷入沉默。而在这种沉默中，知识分子推崇的独立人格、科学家肩负的特别责任，是否也如那片土地一样被污染了？

更让我们担忧的是，还有多少“毒地”潜伏在我们身边？

“毒地”事件并非个案，类似问题在过去20年间屡见报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住房需求持续提升，数以万计的工厂企业关停搬迁，遗留场地被再开发利用。

据媒体报道，在北京、广州、南京等地都出现过“毒地”二次开发利用的案例。公众举报、媒体曝光，让一些潜伏的“毒地”浮出水面。然而，还有多少未知“毒地”在威胁着人们的健康？

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2014年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在调查的690家重污染企业用地及周边的5846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36.3%；81块工业废弃地的775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34.9%，主要污染物为锌、汞、铅、铬、砷和多环芳烃。其中，东北、长三角、中南地区的污染最严重。

专家表示，土壤污染物释放不易察觉、过程漫长，一旦土壤“中毒”，其毒性释放将长达几年至数十年。长期暴露在污染环境中将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轻则出现呕吐、昏迷等症状，重则致癌、致肾衰竭等。

最近，当中国媒体聚焦“常州学校化工污染”事件之时，美国民众也在追问一起公共卫生事件——“弗林特铅水危机”。2014年4月至2015年10月，密歇根州弗林特市居民一直在喝“铅水”，这给居民特别是儿童的健康造成了难以逆转的损害。美媒形容这是一场“让整个国家丢脸”的公共卫生灾难，估计综合治理费用最终将高达15亿美元。

污染事件之后，美国民众在追问什么？

当地政府被炮轰的原因，不在于政府想每年省500万美元的“作为”，而在于决策的粗疏和面对民众担忧的“不作为”甚至“反作为”。事关公共卫生和儿童健康，政府不作为就是腐败。

一段时间以来，弗林特俨然成为“问题样本”，从工业城市的衰败到种族社会问题的折射，从水资源管理法律法规落伍到全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足……甚至几十年前用含铅油漆粉刷房屋问题，也浮出水面。

环境事故往往积水成冰，疏忽易、发酵久、发作快、补救难。民众积极追问，为的是不白交沉重的学费。事实上，美国的环境建设，常依靠对环境灾难的追问追责而取得重大进步。比如，半个多世纪前的纽约拉夫运河事件，就催生了美国“棕地”（高污染企业设施搬迁后遗留下的地块）普查和管理。

如果能把别国的公共卫生事件当成前车之鉴，把别国媒体和公众的追问当成他山之石，这个国家的希望才不会被毒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幸福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