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2-1329 (2020)06-0055-10
唐 曦 (1983-),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地图研究所、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ZD007)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871374)资助。
精彩导读
URBAN SPATIAL CONNECTION AND PLAN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 STUDY BASED ON VENTURE CAPITAL ACTIVITIES
ABSTRACT:Based on the venture capital (VC) activ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2 to 2016,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venture capital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merging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within the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 in cities across th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hanghai has become the core city, while Hangzhou, Suzhou, as well as Nanjing have become the sub-core cities, in which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network structure; secondly, the network connection degree and the evolution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vary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s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re more highly connected,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economic base of the cities; thirdly, the degree of network connection of venture capital is gradually enhanced, and the inter-provincial connection is also increasing, but the status of core cities is relatively stable; fourthly, the propensity for local VC investment in core cities is more pronounced, leading to a strong polarization of the core cities, while the spillover effect has also come into being at the same time.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planning enlightenment in terms of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primary and secondary relation and balance.
KEYWORDS:venture capital; urban network;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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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缘起与文献综述
长三角一体化的加深是城市体系向城市网络演进的缩影。近年来,伴随着城市间要素流动增强,空间联系趋向扁平并更加多样,城市网络化发展趋势愈发明显[9]。网络中城市地位由集聚决定,其发展机会与城市间协作紧密相关[10]。目前,已有大量城市联系的文献,分别从基础设施、企业组织和社会文化等视角展开了实证研究[11-12]。其中,企业网络推动城市网络的发展,从多区位企业的空间组织角度探究城市网络成为主流[13-14]。然而,这些研究较多从企业内部联系入手,而没有关注到更重要的企业间联系。一些学者已经指出,从跨区域的资本流动或投资的角度来研究城市间的联系,是对现有城市研究的重要补充与推进[15-16]。
区域一体化和城市协同发展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主要从交通、旅游、人才、创新、生态、资源等方面入手[17],通过提高“不对称”参与者的合作意愿、倡导兼顾效率与公平,来提升区域竞争力,最终实现区域科学发展[18]。其中,创新协同已经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驱动力。风险投资聚焦于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是创新城市产生的重要动力。尤其在当前“双创”背景下,它已经成为区域创新体系构建和创新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要素。风险投资的活跃不仅代表企业间的资金交流更加频繁,也意味着城市间资金交流的增加,必然反映了城市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加深。国外学者较早开始探索风险投资的空间特征和作用,涉及风险投资机构和融资公司在空间上的集聚区位、集聚模式以及集聚原因等[19-22],风险投资公司与风险投资机构的空间邻近性[23-27],以及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22,28-29]。近几年,国内学者尝试从全国尺度探究风险投资的空间和网络特征、形成机制[15-16,30];从区域尺度探讨京津冀城市群内部风险投资的网络化趋势及影响因素[31];从城市尺度研究北京市内风险投资合作网络[32]。还有学者专门讨论风险投资的本地投资偏好及其影响因素[33]。这些研究初步呈现了当前中国风险投资的空间格局和运行机制。但相较于资本流动的高度动态性和复杂性,已有的研究远远不足。尤其在区域层面,需要更细致的分析来理解风险投资的空间运行机制及其对城市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启示。
本文以2002—2016年长三角城市之间风险投资事件为基础,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结合数据可视化技术,探究了长三角风险投资空间特征以及演变过程。并针对风险投资活动的空间格局,提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规划启示。本文从企业间的资金联系而不是企业内资金流动进行研究,能够更深入地揭示长三角城市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对区域一体化发展以及区域规划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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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
2.2 数据来源
2.3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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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风险投资活动的空间特征
3.1 风险投资活动的空间结构
长三角的风险投资网络呈现1个核心(上海),3个次核心(杭州、南京、苏州)结构(图1)。上海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其投资事件数为2299条,融资事件数为1816条,数量位居长三角地区第一。杭州的投资事件614条,融资事件678条,是第二大投资聚集地。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城市互动较多,而安徽省在整个投资网络中处于边缘地位。长三角部分城市的投资事件数仅有个位数。所有城市都得到了风险投资,而有17个城市没有任何向外投资。因此,从投资情况来看,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可能更多是在核心城市间展开,边缘城市的参与度低。
▲ 图1 2002—2016年长三角风险投资网络
Fig.1 VC network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2 to 2016
各城市的投资活动呈现出明显的本地化倾向,本地投资事件占63.1%。其中上海的本地融资投资倾向最为明显,城市内的联系紧密程度远大于城市间。在杭州、苏州等风险投资发达的城市中,融资的本地倾向也较严重,投资机构也倾向城市内投资。合肥和南京对省内其他城市影响多于省外,表现出作为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其他城市的投融资事件本地偏好较弱,更多城市倾向于向外投资或得到外来投资支持。
除去城市内的投资事件,使用社会网络分析进一步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 投资网络整体密度较低,联系不紧密。因为城市间的平均联系为0.8,在计算网络密度时,对城市间有投资事件即设为1,无投资事件则为0。计算得到网络密度为0.0963,标准差为0.2951。因此,网络中存在较多边缘节点,且这些边缘节点之间没有联系。整体来说,长三角内城市间投资的互动仍然不足,这反映出一体化进程仍处于初级阶段。
(2) 投资网络比融资网络的集中程度更高,资金投出城市对网络的影响力更大。使用多值矩阵分析得到该区域的点出中心势为7.200%,点入中心势为2.802%。因此,投资网络较融资网络的中心化程度更高,风险投资双方的关系具有较大的非对称性。风险投资的去向由极少数城市主导,这些城市也成为区域一体化的关键。
(3) 上海对其他城市影响力最大,而杭州受到最多其他城市的影响。研究区域内点出中心度排名前十的城市如表1所示。上海在网络中占有最高的地位,对资金流向的决定权最大。杭州、南京和苏州紧随其后。排名较为靠后的点在网络中的影响力较弱,仅对少量的城市有投资行为。点入中心度排名前十的城市如表2所示。杭州得到其他城市的投资更多,与其他城市的联系最为紧密。上海、苏州和南京与其他城市的联系也较为紧密。安徽省除合肥外其他城市参与度普遍不高,处于网络中的边缘位置。比较点出和点入中心度,发现排名较高的城市差别不大,说明投资网络的核心城市往往也是融资网络的核心城市,投资和融资活动的强度具有高度一致性。
▲ 表1 基于点出中心度排序的前十位城市
▲ 表2 基于点入中心度排序的前十位城市
Tab.2 Top ten cities ranked by the indegree of centrality
▲ 表3 城市网络中核心派系成员
Tab.3 Core cities in urban networks
▲ 图2 4个行业的风险投资网络
Fig.2 VC network of four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传统产业的网络图结构相似度较低(图2c,图2d)。轻、重工业投资网络仍以上海为核心,但次核心的城市有差别。杭州轻工业投资多,且对省内个别城市有强辐射作用;其重化工业投资也较多,对省内其他城市辐射作用更强。苏州在轻工业网络中失去了次核心城市的地位,不受轻工业投资的青睐。但是苏州具有良好重工业基础,主要依赖本地投资机构的投资。南京在轻、重工业投资中都表现出了较强外地偏好,投资目的城市多位于江苏省和安徽省。浙江省在轻工业更有优势,而江苏省在重化工业领域获得更多投资。这主要是由于浙江省轻工业基础较好,而江苏省的重工业发展水平一直位于全国前列。上海在轻、重工业领域均有明显向外投资倾向,而重化工业相比于轻工业更加显著。可以推测这是因为上海将有污染的制造业企业逐渐迁出,转移到周围城市。
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的网络结构有较大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传统行业受到城市经济基础的制约较少,融资公司所在城市分布更广。相比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投资网络中各城市地位差距较小,投资网络化程度更高,跨省的联系广泛存在。传统行业在中国发展时间长,许多城市均有发展基础,因此更多城市有机会参与到风险投资活动中来。相比于新兴行业,安徽省的影响力有提升,而上海影响力有下降。省会城市在省内的投资中仍然占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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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风险投资活动的时空演变
4.1 风险投资活动的整体演变
▲ 图3 2002—2016年长三角风险投资网络时间变化
Fig.3 Time variations of the VC network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2 to 2016
除去本地投资部分,进一步分析城市间投资活动在网络中的分布情况。
▲ 表4 2002—2016年网络度数中心势变化
Tab.4 The centralization change of the network from 2002 to 2016
2002年以来,参与到网络中的城市变多,投资和融资企业在空间上呈现出分散的趋势,但在核心城市仍有明显的集聚。如表5所示,上海和杭州的点出中心度一直领先于其他城市,在网络中的影响力最大。上海以及杭州、南京等地位较高的城市的相对点出中心度在上升之后有较大幅度下降,因此它们的影响力在增强之后有所减弱。苏州是网络中新兴的影响力增长较快的点。其他原本影响力较低的城市也开始崛起,但仍然难以超过传统强势城市。如表6所示,杭州、上海的点入中心度持续上升,较多城市近年来持续下降,个别城市有波动。可以推测,原本未参与融资的城市近年来抓住了融资机会,参与到网络中。南京和苏州作为核心城市,对融资企业的吸引力相比于核心城市有所下降,本地创业者流失较多。网络中也存在大量城市的参与度一直很低,在投资向核心城市集聚的趋势下处于弱势地位。总体来说,网络中城市节点逐渐增加,但各城市节点的地位受城市本身的经济基础和城市等级制约,低等级城市提升城市等级和影响力的机会仍然有限。
▲ 表5 2002—2016年重点城市相对点出中心度变化
▲ 表6 2002—2016年重点城市相对点入中心度变化
Tab.6 The indegree centrality change of major cities from 2002 to 2016
4.2 风险投资活动的行业演变
▲ 图4 4个行业风险投资网络变化
Fig.4 Changes of VC networks of four industries
4.3 核心城市本地投资倾向的变化
前文已经详细分析了城市间投资的变化,而本地投资倾向在区域内也十分显著,尤其是在行业发展早期和新兴产业中的发生概率更高。即本地投资是对前景不可预测、风险不可控状况的让步,因其牺牲了投资距离,以获得充分的信息。传统产业的投资风险较新兴产业更低,产业发展时间更长,城市间投资更具可行性。
▲ 图5 2002—2016年上海、杭州、苏州和南京本地投资、融资比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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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规划启示
各级政府极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而长三角也确实具有较强的一体化潜力,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一体化提供基础,频繁的区域交流也为一体化创造了条件。区域一体化的核心在于超越行政界限进行互动和结网。而企业的交流对城市在区域间结网,最终促进一体化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的长三角区域范围包括三省一市,但研究结果发现,风险投资网络联系最为紧密的城市均位于长三角中心区范围内,沪宁-沪杭-杭甬的轴线也是风险投资事件主要发生地。上海、杭州、苏州和南京是网络最重要的节点。网络格局中主次分明,重要的节点城市也是发展较好的都市圈核心城市,与现阶段区域网络化空间规划情况基本吻合。为推进区域一体化的深入,促进风险投资这一重要区域创新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消除市场壁垒和行政垄断,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仍需要平衡以下3对关键词。
5.1 集聚与扩散
风险投资的空间联系现状表明城市间资金获得能力差距较大,资金的集聚与扩散趋势并存。其中,核心城市对资金的高吸引力能够提升区域凝聚力,也为区域在更高尺度上的竞争力提供一定保证,而核心城市资金向其他城市的扩散则是促进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要素。当前区域投资网络已经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骨干结构:从上海向西北延伸到南京再到合肥,上海向西南经过嘉兴再到杭州,以及杭州向东经绍兴到宁波。然而四大节点城市占有权重过高,以至于其他城市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究其原因,可以发现风险投资资金流动偏好明显,流动方向遵循高行政等级指向低行政等级、高经济发展水平指向低经济发展水平的规律。因此,网络中不同地位的城市其规划策略选择应各不相同,但目标应是创造更多资金集聚中心,促进增长极对周边城市的资金转移和扩散,以实现关键节点引领全局,进而增强城市间互联程度。
5.2 竞争与合作
长三角城市之间仍然存在竞争关系,但合作是区域一体化的大势所趋。一方面,需要减少恶性竞争,促进城市分工。尽管地理上的临近和产业传统的相似性会带来对资金的竞争,近年来风险投资热点行业却也已经呈现分工趋势:上海以新兴产业为优势产业,江苏省轻重工业并重、但重工业融资能力更强,浙江省着重发展轻工业和信息产业,而安徽省则重在追赶。同时,江苏省的众多城市参与融资,而浙江省以杭州一家独大,尽管倾向不同,但二者都在资金流动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差异反映了城市的分工,为城市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城市可抱团参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如都市圈,它是城市与区域尺度政策之中承上启下的环节,也是小尺度城市合作、打破行政壁垒的重要尝试。在长三角城市群的五大都市圈中,从目前城市联系强度来看,苏锡常都市圈的发育相对完善;南京都市圈以及杭州都市圈内一城独大,仍未脱离城市经济圈形态;宁波都市圈处于杭州都市圈的强辐射之下,内部凝聚力不足;合肥都市圈仍处于雏形阶段。多数都市圈内的同城效应和无缝对接尚未形成,城市行政边界的阻碍作用依旧明显,竞争大于合作。因此仍需加强投资政策对接和规划统筹,同时鼓励跨城市的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合作,促进城市群协调治理模式和多形式城市合作的产生。
5.3 主次和均衡
城市之间存在分工,为了充分发挥城市的优势,提升创新水平,城市产业选择应当注重主次和均衡。城市产业规划应以优势产业和积极前景已经显现的新兴产业为主。为获得更高利润,城市的优势产业更受资本青睐。例如,杭州立足于传统强势产业以及新兴的信息服务业,成为影响力第二的节点城市。在苏州,“苏南模式”的传统使其更加注重电子元件等高科技硬件设备制造和重化工业的发展。而尚无突出优势产业的城市,则考虑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而城市也可以通过规划的手段,设置产业风向标,扶持新兴产业,确定积极前景的产业,进而获得风投资金。因为尽管新产业和新产品的出现会伴随快速的成长以及潜在的高收益,但其高风险又使得传统投资人望而却步[35],风险投资也更多是对一个已有的处于上升期的新兴产业进行过度投资[36]。据此,等待风投资金自行发掘各城市前景积极产业的效率偏低。总之,区域应加强战略统筹,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深化区域城市合作和重大政策的协调联动,避免同质竞争。也可将资金补偿和产业转移相配合,促进城市间行业交流。与此同时,城市也应紧跟产业发展脉络,关注不同产业发展所处周期,避免拘泥于单一产业,错过未来其他行业发展的机会窗口。例如当前针对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的投资较为火热,而轻工业的关注度则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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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风险投资活动对新兴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的重要促进作用使其对长三角的创新协同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从长三角地区风险投资网络的结构和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发现以上海为核心城市,杭州、南京、苏州为次核心城市的较为松散的风险投资网络结构。其演变过程中网络化程度逐渐增强,跨省联系逐渐增加,而核心城市地位稳固。行业方面,传统行业网络化程度比新兴行业更高,其表现与演变和城市产业基础有关。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规划过程中需要注意的3对关键词,旨在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对区域一体化积极意义的实现。然而,本文仅是对长三角内部风险投资活动的初步分析,未来研究中仍需要挖掘网络中深层次的内涵,并针对风险投资发展提出进一步的可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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