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南京大学申明锐,近期一直做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规划与研究方面的工作,也是本期《》杂志“从乡村建设到乡村运营” 的作者。在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最近我的研究重点从过去关注乡村项目之下的规划作用与治理变化逐渐过渡到可持续发展导向下的乡村管理运营方面。非常高兴借助杂志的微信平台通过视频的方式呈现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思路。
以上就是我与大家的分享。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进一步阅读视频下方的原文,谢谢!
【文章编号】1002-1329 (2020)07-0009-09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治理结构视角下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和规划策略研究”(51808280)。
精彩导读
FROM RURAL CONSTRUCTION TO RURAL OPERATION: BENEFIT AND DILEMMA OF THE MARKET-ORIENTED SERVICE PROVISION IN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the suburbs of Chinese metropolises urgently need to shift from the current 1.0 version that focuses on one-sided pursuits for phys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to the 2.0 version that emphasizes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uring the physical construction period, a large number of state-led projects entered the countryside and formed considerable rural assets. In the era of rural operation, how to transform these project “assets” into “cash flows” that can provide benefits for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is a puzzle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aking Sujia in Jiangning District, Nanjing City as a typical case,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work done by market-oriented operators in brand marketing, new industrial form development, and village environment renovation, and reveals benefits and dilemmas for profit-seeking business behavior in rural operation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operation of the mature “asset-capital-cash flow” model that successfully runs in the field of state-owned natural resources fails in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ownership system that is unique to rural China. For the commodified suburban villages, it is urgently necessary to explore a set of realizable “business models” in rural planning practice. This business model can not only fully connect the urban market, but also enable the original villagers to realize the benefit sharing as usufruct owner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professional power of market entities and to effectively avoid their rent-seeking behavior at the same time.
KEY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business model; asset; cash flow; capital going down to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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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大都市近郊乡村主动对接城市消费市场,观光休闲、餐饮民宿等活动越来越受到都市人的欢迎,乡村出现了从过去人居聚落的单一功能向“文旅化”、“商品化”转型的倾向[2]。这一现象背后,政府的财政投入对于基础设施的改造、乡村硬件环境的改善功不可没。通过多轮诸如“人居环境改善”、“美丽乡村”等乡村规划建设全覆盖[3-4],大量挟裹着各级财政资金的政府项目落地乡村,为乡村带来了大量资产的增值沉淀。与此同时,新的管理问题也逐渐显现——如何盘活这些政府财政投入带来的乡村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如何提升乡村的人气,带来可持续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如果说城市的运维可以理解成依托财税体系的城市公共管理,那么在乡村,目前还没有一个合理的“商业模式”去支撑这些乡村资产的可持续发展,让项目资产产生可持续的现金流。一种既满足于资本增值欲望、符合政府政策诉求,又保障农民利益的“商业模式”的构建,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中这类“城郊融合类”村庄①真正走向繁荣的难点。
本文选取南京市江宁区苏家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深入剖析了该村庄在市场化运营主体进入前政府的准备工作,以及随后的企业托管过程中在品牌营销、新业态开发、村庄环境管控上的商业逻辑;探讨了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行为在乡村管理中所体现的成效和困境,并从集体资产管理、乡村规划、市场化运营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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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项目下的集体资产沉淀
▲ 图1 苏家村庄的入口
Fig.1 Entrance to Sujia Village
▲ 图2 苏家一处民宿的网红打卡点将游泳池、白鹭湖、低山丘陵连成一片
Fig.2 A popular scene connecting swimming pool, Bailu Lake, and hills at a homestay in Sujia
2.1 村庄搬迁与集体虚置
村民整体“搬迁”是江宁区西部示范村打造在前期阶段的通行做法。搬迁只针对村民宅基地及其上的农房进行,农民的承包田和农民身份依然保留②[8]。政府动员农民放弃原有村落的宅基地,搬迁到街镇附近的“复建房”居住,置换得来的复建房两证俱全,产权性质跟城镇住房一样,按照政策5年后还可以上市买卖,因此农民对此的积极性是比较高的③。相比于只有重大项目落地乡村才能进行的“拆迁”,搬迁不需要国有用地的指标,因为涉及少部分土地的复垦,反而能够腾挪出一些建设用地,给了基层政府更大的操作空间。
因此在市场化的运营主体来托管苏家之前,该村庄已经在秣陵街道的主导下,完成了30多户村民的搬迁工作。如同城市中的开发项目,企业接手的苏家是政府已经完成了前期“七通一平”的“熟地”,企业无需与村民散户打交道,直接与秣陵街道签订下了整个村庄20年的经营管理权限。
▲ 图3 秣陵街道层面的集体资产管理和建设平台
Fig.3 Collective asset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platform of Moling Sub-district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https://www.tianyancha.com/。
2.2 市场化运营的引入
政府项目的运行逻辑使得该体制精于短时间内的乡村建设,而短于长线程的运营管理[9]。实践中往往完成了前一个示范村的工作,就需要快速总结经验,复制到后一个示范村当中,以做到村庄全覆盖。由于专业队伍、运营成本等方面的考虑,秣陵街道在2016年完成了苏家的整体搬迁、道路水系等外围工作后,就一直在寻求一个企业来承担这个村庄接下来的运营工作。乡伴公司的到来也让苏家成为了江宁区域第一个吃螃蟹的村庄。在政府打造的其他村庄或由国企一手包办(例如湖熟街道的钱家渡)、或由街道零散招商(例如谷里街道的徐家院)的情况下,苏家开始尝试以私营企业作为村庄的服务商整体托管的模式——对外推广村庄赢得客流消费,对内衔接起政府和商户的诉求。
乡伴公司总部位于上海,进入苏家前,已经在浙江、昆山等多个村庄有整体运营的经验。其企业定位于“国内精品乡建的全程服务商,能够与政府合作,实现设计、建设、运管的一体化服务”。苏家成为其公司发展核心业务“理想村”的项目之一,该系列围绕“田园综合体”概念,定位于“城市近郊乡村的设计多样化的高交互文旅社区”。
▲ 图4 周末公共空间的亲子活动很受都市人的欢迎
Fig.4 Parent-child activities at the public spaces on weekends that are popular among urbanite
▲ 图5 星空阶梯作为运营商打造的公共空间,串联起坡地上的各家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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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运营的“商业模式”
资本下乡争议最大的是在农业产业化领域[14]。龙头企业带着大量的资本进入乡村,通过大面积的土地流转以规模优势实现从生产到加工销售的企业纵向一体化,农民被简单地纳入到工业化价值链条中的“雇工”环节,失去了过去“小农”经济中多重环节中利益获取的可能性。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广泛推广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15],也可以视作对之前资本下乡大面积土地流转政策的一种校正。回归到乡村建设领域,笔者认为,资本下乡也存在着两种有明显差异的模式。一种是有当地企业家背景的“重资产”模式。这一模式在全国面广量大,进行投资的企业家往往源自于当地,他们在非农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出于回报乡梓或田园情节的冲动,在乡村投资兴建面向旅游休闲的庄园类设施。这些举措一方面改善了乡村的面貌,另一方面也给企业带来了相当丰厚的资产增值。但由于投资者自身在文旅运营方面并无经验,因此农庄的可持续收益存疑。另外一种就是以专业运营团队为代表的“轻资产”模式。该类公司往往具备现代公司获得高投资回报率所要求的金融化特征,笔者观察到的乡伴公司在苏家的实践也总体遵循着这样的特点。
3.1 自营业态的触媒式植入
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乡村运营商”,乡伴公司介入具体项目之前都会做严格的测算,包括村庄有多少建设指标可以使用,租赁、售卖、自持比重分别控制在多少能够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只有投资回报率能够匡算到1∶2,公司才会感兴趣接手入驻⑤。接手苏家后,乡伴公司旋即找来专业的设计团队对整个村庄进行了整体规划,并选定了围绕基本业态重点打造的房屋进行重新的建筑设计和室内装修。村庄总建设面积约2万m2,初期并未全部改造,而是选取临街的部分宅院进行针灸式业态植入(图6)。这些保持乡村基本服务职能的业态在起步阶段都由乡伴自行持有运营,面积大概占到整个村庄的1/8到1/10。
▲ 图6 苏家的运营模式及业态空间分布
村庄最深处风景最为幽静的一处宅院原先是集体看护白鹭湖鱼塘的公房,设计在保持原有山水格局与村落空间的基础上,不破坏原有环境的场所感,运用当地建筑语言进行功能性修复[7]。其改造后建成的酒店定位于乡伴旗下的高端度假民宿“原舍”,携程旅行网上周末的定价已经达到1200元每晚。原舍因其前湖后岗、水天相接的景色,已经成为游览江宁西部乡村一处必到的网红打卡点,多家摄制组前来进行影视拍摄,也是苏家吸引众多消费流量的“策源地”。
除了民宿,以多元化的业态满足游客驻足投宿乡村的基本需求,也是文旅型村庄初期发展阶段必不可少的一环。设计团队在村庄主干道周边,结合一些小型的宅院,布局了文创店、茶社、甜品店、餐厅、咖啡书屋等服务业态。这些设施的设计均采用新旧拼贴的方式,强调尊重当地建筑风格(图7、图8)。几个“触媒点”业态的打造均非常成功,人们会选择临窗的位置,边欣赏湖光山色,边享用乡间美食,餐厅黄金周单日营业收入能够达到10万元。乡伴公司的自营业态类似中医里的“针灸疗法”,不仅营造基本的运营业态以激活整个村庄的活力,也对后期招商入驻的商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驻地团队在村庄运营一段时间走上正轨后,选择只保留原舍、圃舍等品牌民宿自持运行,剩下的一些餐饮甜品等小业态都转租给慕名而来的当地商户,管理服务团队的重心开始转向村庄的整体运营。
▲ 图7 乡伴自持的原舍民宿改造前(上)和改造后(下)的对比
Fig.7 Yuanshe homestay before and after renovation
资料来源:南京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南京乡伴苏家文创小镇更新设计》,2016。
▲ 图8 餐厅“新旧拼贴”的立面处理
Fig.8 Facade renovation of a restaurant by “collage of the new and the old”
3.2 “微”民宿与成本回笼
乡伴公司在苏家对外推出的各类产品中,一种称之为“微”民宿的业态形式在其公司的成本回笼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正是这一类产品的对外销售,让原本合作顺畅的街道和运营商的关系出现了些许缝隙。
▲ 图9 微民宿的设计能够保证每户都有独立的晒台甚至小院子
Fig.9 The design of the micro-homestay ensuring that each household has an independent terrace or even a small yard
对于致力于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工程的街道来说,微民宿的开卖让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位街道工作人员跟笔者坦陈⑦,“当初的协议上,确实有新扩一部分建设用地用于公寓式民宿,这里面的产权问题确实有一定的灰色区域。街道当时只是为了推进项目,没有考虑太多。等到公司真的盖成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被动的。特别是还放到房地产网站上出售,让我们难以接受。”调研中不难发现微民宿的选址也非常有趣。两处选址均远离村庄东西向的主干道(图6),一方面是营造幽静的居住环境,一方面也有街道和公司双方尽量保持低调的默契。有外来的领导参观街道的乡村建设成就时,来苏家视察也更多地关注主干路两侧的业态集聚,较少提及微民宿的小产权问题。
3.3 村庄的总体管控与运营
陪伴式乡村服务商的托管确实给苏家在村庄整体运营层面带来了一定的优势。乡伴公司通过建筑管控、物业管理、活动策划等方式,对村庄有着系统的管理,体现了市场专业化经营的优势,使得苏家能够在南京近郊乡村旅游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服务水准和持续的盈利。
建筑管控方面,江宁当地农民住房的改建均需要遵循“三原”的原则,即原址、原高度、原建筑面积,即只有在已获批的乡村建设用地上才能进行改建,并且保持原有房屋的建筑层数。尽管如此,入驻的民宿业主出于增加营业面积、营造良好消费环境的考虑,均有较强的扩建冲动。招商过来的商户自己做完民宿装修设计后,乡伴公司本着维护村庄整体聚落风貌的立场,都会对图纸进行一审后,再送街镇再审并完成盖章报批,中途建设的过程中还会配合政府进行督察。民宿业主一般会一次性地租下2~3块宅基地,将农宅以院落连接起来形成民宿的公共空间,在基本满足三原原则、风貌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乡伴也会代表业主积极与政府沟通,使项目落地。整个村庄的建设面积2万m2,建筑面积18000m2左右,容积率接近1.0,正日趋饱和。除此以外,物业管理是很多政府主导型的文旅休闲村庄运营中面对的棘手问题[16]。苏家作为市场化运营主体介入的村庄,具备明显的优势。工程期结束后,乡伴出面聘请了南京当地管理较为规范的朗诗物业入村,整个村庄的环境质量也参照园区化的标准管理,物业费用由驻村商户和乡伴共同承担。
通过整体的活动策划为驻村的零散商户导入客流是专业运营团队的一大优势。作为项目遍布全国的成熟乡村服务商,乡伴有固定的粉丝群体,他们是各地“理想村”的稳定客流,公司非常擅长利用微信群、公众号等端口,引导客源进入各地新开的理想村,提升人气。在端午、中秋等节日期间,乡伴公司会充分利用其自持的绿乐园等公共空间,组织各类丰富多彩的亲子活动(图10)。周末村里经常会组织乡村市集,招募的摊主可以兜售分享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烘焙等等。导入的人流必定涉及到住宿、餐饮方面的需求,乡伴公司力求构建全村的“公共”平台,将活动信息提前在网上发布,通过套餐的形式将各类消费需求打包进来,再结合游客的个性化需求分配到不同的民宿、餐馆中,公司平台收取一定的活动报名费用。这种整村宣传、整村入驻的形式,形成了共享集市、共享平台,充分对村庄当地的资源进行挖掘、营销和推广,有效弥补了单个商户面向散客举行社区性活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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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运营的成效与困境
▲ 表1 苏家各类经营模式汇总
Tab.1 Revenue of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in Sujia
▲ 图12 3个典型村庄营业后带动本地注册商户的性质和注册资本
Fig.12 Registered capital of local registered merchants in three typical villages after commodification, classified by property type
4.2 市场运营环境下村庄公共性的迷失
规划之于乡村,其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其公共政策的属性,其核心是克服传统“关系”型村庄的集体行动困境,提升村民的公共精神,最大限度地满足公共利益[18]。苏家案例中的乡村规划,发生在了一个村社集体利益已经被明确抽离的既定框架当中,规划的工作价值更多地体现在满足面向城市消费的乡村“商品化”需求,即通过设计手法促成“商业模式”的实现。虽然在规划的导引下,也有诸如“星光楼梯”、“有光咖啡”等公共设施植入到村庄,但是失去了村社主体的村庄“公共性”是被消费定义的。
乡伴目前在苏家的管理,采取的是类似于城市中“园区式”的管理模式,聘请过来的物业,也是划定了明确的围栏区域进行保洁养护。调研中,笔者也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传统乡村公共空间所体现的过渡性交流空间,被城市消费模式所代表的功能板块定义。园区化管理使得苏家与周边的村落形成了明显隔阂,成为了一块城市飞地。居住工作在其中的新村民也没有纳入到当地 “属地化”管理的范畴中来,甚至成为了所属村社“网格化”管理主动回避的区域。这一治理模式更多纳入到了公司治理的框架中,缺少乡村的公共性意涵。
4.3 村社集体虚置背景下建设运营的分离
▲ 图13 村社集体虚置背景下村庄建设运营的分离
Fig.13 Separation of rural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vacancy of village collectives
不同于城市语境下的开发建设,乡村中没有真正来自村社层面的参与,集体资产的变现存在着难点。在城市语境下,现代财富是由资本和现金流构成的,资本是现金流的贴现(discount)。从资源到资产再到现金流,资产的资本化是其中的关键环节,这也是与现代公司制度下出资方和运营方分离的基本原则相适应的。这一制度体系放置于中国乡村产权制度下则出现了水土不服,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主体,都无法将集体资产通过信贷的方式资本化。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村社集体实质性地参与到乡村发展中就显得尤为必要。乡村的产权特点决定了其不适用于资产持有和管理高度分工的城市模式。相反,需要真正强化村社集体的主体建设,并贯穿于乡村建设运营的始终。农户的组织化应当成为政府部门参与乡村建设和工商资本下乡的前提[19],这对于村社集体能够以主体形式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苏家尽管存在着村庄搬迁的现象,但村民的宅基地和其农民的身份依然存在。上文提及的徐家院、钱家渡等同类型村庄,均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村社集体性质的机构(图11、图12)。这类合作社通过农地经营权入股换股权的方式,跟租赁农地做城市农园项目的企业对接,分享乡村旅游的红利。这表明村社集体与企业合作,优势互补共同经营乡村的路径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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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苏家案例中,并没有出现在中西部乡村资本下乡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和资本“合谋”共同应对分散孤立农户的情景[11],农户的利益在搬迁中得到了保障,但是失去了参与乡村发展的权益。村庄的发展历程可以明显地分为建设和运营两个完全分离的部分,前期是异常活跃的政府行为,后期是市场力量完全主导的模式。乡村建设时期,街镇政府出于政绩短期见效的考量,动用整个区域的优质资源着力打造示范村庄,对原先的自然村采用了整体搬迁的办法,村社集体被虚置代管。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以项目下乡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的规划设计与景观营造,为乡村不计回报地注入了可观的资产。乡村运营的过程中,政府与企业间形成了实质性的委托代理(principle-agent)关系。街镇政府类似于对外购买了私企的服务(为其代管经营示范乡村),同时也让渡了村庄运营中获取收益的权利。企业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在品牌营销、新业态开发、村庄环境管控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精准定位了城市的消费需求,乡村经营效益总体是非常成功的。
从乡村建设到乡村运营,本文所重点讨论的“政府项目植入+企业托管收益”的模式也存在着诸多困境。企业片面追求嫁接在政府“重资产”上的投资的收益回报,“园区式”的管理模式使得村庄成为周边环境中的一块飞地,公司化的治理内容失去了村庄公共性的意涵。其次,乡村的产权特点决定了其不适用于资产持有和管理高度分工的城市模式,该类村庄亟需形成组织化的农民村社集体,实质性地参与到乡村建设运营的全过程中,将村民的利益联结完整地架设在“资源-资产-资金”这一乡村发展的全链条中。因此,展望未来乡村振兴场景中“城郊融合型”村庄的可持续发展,迫切地需要在乡村规划实践中探索出一套可变现的“商业模式”,这一商业模式既能够充分对接城市市场,又能够让原村民作为用益物权的所有人实现利益共享;既要合理地利用好市场主体的专业化力量,又要有效地避免其寻租行为。
( 感谢参与调研的陆昕越、祝畅、周文昌同学对相关资料的整理工作,感谢南京大学周凌教授、各级政府和乡伴公司工作人员的支持,文责自负。)
注释
①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按照“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四类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对于“城郊融合类”村庄,要求“在形态上保留乡村风貌,在治理上体现城市水平,逐步强化服务城市发展、承接城市功能外溢、满足城市消费需求能力,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实践经验”。
② 江宁地区村庄搬迁置换的背后,是苏南一带普遍推行的“三置换”政策背景——集体资产所有权、分配权置换社区股份合作社股权;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置换基本社会保障,或入股换股权;宅基地使用权置换城镇住房,或进行货币化置换。具体见参考文献8。
⑦ 街道工作人员访谈,2020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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