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特区成立四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本文利用工业统计数据和企业工商注册大数据,以图“数说”,复盘深圳及周边大都市地区城市经济起步与发展的内在逻辑。谨以此文致敬改革开放,并作为我们通向城市未来的宣言。
改革开放以前,今日深圳所在的原宝安县属惠阳地区管辖。惠阳地区行署为当时的广东省政府派出机构,辖1市10县,空间范围覆盖了今日的深圳、东莞、惠州、河源、汕尾和广州市部分地区。
1978年,党中央酝酿在毗邻港澳的惠阳地区宝安县、佛山地区珠海县建立出口加工基地,并设立省辖市,加强对当地的领导。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宝安、珠海两县改设为深圳市、珠海市。这一天,被定为深圳建市纪念日。
随着在深圳、珠海等地区试行特殊经济区政策的构想逐步成型,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也被记为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
1985年,位于珠三角经济开发区核心地带的东莞撤县建市;1987年,紧随国家调整放宽设市标准,广东省申请调整部分行政区划,并于1988年得到国务院批准。在此次行政区划调整中,惠阳地区行署撤销,并另立河源、汕尾两市,由此一分为五。这次影响深远的分权化改革,使得珠三角东岸地区扫除了城市化的体制障碍,启动了超常规的城市化进程。

1978年广东省地级政区划分方式与今日市级政区的比较
“船小好调头”,在县级行政单元基础上建立的深圳、珠海、东莞等“城市”,可以放手充分试验不同的开放与发展模式。以中国之社会体量与空间纵深,此举的试错成本是可控的。更具深意的是,于小船而言,若是姿态得当,一阵浪花就会将其送上时代的潮头。
深圳和珠三角的对外开放恰逢香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期。快速上涨的地价和用工成本,促使香港实业家寻找新的生产空间,而珠三角的廉价土地和内地广大的廉价劳动力则为港商提供了一条低成本扩张出路。随着香港资本以及以香港为中转站的海外资本大规模参与珠三角开发建设,香港与珠三角形成“前店后厂”型贸易加工互补模式,各类从事来料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正契合彼时原材料与销售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内地经济开放战略,并将深圳和珠三角纳入到国际产业大循环中。
从服装、鞋帽、玩具、家具,到缝纫机、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哪里有市场,这些“三来一补”工厂就做什么。但在特区成立短短五年时间内,电子工业便占据了深圳最显著的经济份额。

脱颖而出的为什么是电子工业?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全球经济进入重大变革周期,美国加快了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创新突破,并催生了新一轮产业革命,电子信息产业即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大量研究成果逐渐转化为民用技术和产品,进入寻常人家,也由此诞生了微软(1975年)、苹果(1976年)等产业巨头和无数新经济主体,以及“硅谷”(1972年)这一人类城市化进程中从未出现过的产城空间。

工业革命至20世纪70年代电信革命:五波创新浪潮
当电子信息技术随着冷战高峰褪去后的“全球化”进程由美、欧、日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发达地区向外扩散,最先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是ICT产业链上的元器件生产、电器组装等劳动密集型部分。深圳和珠三角则以地理之便和要素成本之低廉,承接了80年代香港、台湾、日本等东亚发达地区产业转型过程中释放甚至被淘汰的电子工业“低端”生产环节。这一时期,珠三角和广东也成为全国电子工业增长最快的地区。

1979-1989年全国新增电子工业企业空间分布(来源:位和科技)
回过头看,当时的世界恰好出现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标志的新技术长波叠加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全球转移的时间窗口。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深圳和珠三角迎面遇上这一历史机遇。
“风好正扬帆”,支撑起深圳电子工业风帆的,是有作为的政府。
特区建立初期,与“外引”并行的是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和其他省市的“内联”资源。由第四机械工业部(即后电子工业部、信息产业部)、广东省电子工业局等相关部局引进、成立的技术和工贸企业,成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先驱。1980年曾以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身份参与主持《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制定工作的江泽民,后于1982-1985年间领导电子工业部,推动部属企业在经济特区筹划建设科研、生产基地。国史有评:“今天深圳蓬勃的电子产业,就奠基于80年代初电子工业部与深圳联手发展的电子企业。”这些坐落在深南路与华强路路口的企业,便是华强北电子工业区乃至深莞电子产业链的源头活水。

1988年深圳经济特区机械和电子工业企业空间分布,可见以“内联”企业为主体的华强北电子工业区和“外引”香港、日本电子生产线的蛇口、南油工业区与科技工业园(今高新园)格局
“急流须领航”,在动荡和困境中指明发展方向的,是具有远见的产业政策。
世纪之交,伴随传统电子产业产能过剩,以及面临中国加入WTO、全面进入全球市场的潜在挑战,深圳市委作出《关于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决定》,“把深圳建成全国乃至亚洲重要的信息制造业基地”;2004年,深圳市将高新技术列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同年,信息产业部提出将珠三角列为国家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支持产业扩容升级。基于电子信息产业高新化发展的阶段成绩,2008年深圳进一步提出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政策促进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使深圳及周边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进一步走向规模化,并且在城市与区域产业经济体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目前,电子信息制造业仍是深圳、东莞和惠州工业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其中,深圳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58%,整体营收规模约为全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六分之一。

1990、2000、2010、2018年珠三角各乡镇街道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分布比较
经过四十年的生长和演化,深圳、东莞和惠州临深、莞地区已经成为珠三角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核心集群,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热点地带也由华强北工业区,一步步向宝安、东莞长安、东莞临深片区漂移。区域主导产业的空间布局不受行政区划限制,在城市交界地区发展最为活跃,成为珠三角有别于其他城市群的重要特征(参见城市边界上的边缘城市)。

1990、2000、2010、2018年珠三角各乡镇街道电子信息服务业企业分布比较
珠三角电子信息服务业企业则从80年代在深圳、广州、珠海中心城区三点集聚,走向在深圳中心城区单点集聚。其中,作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前海正在成为新设立电子信息服务业企业的热点注册地。在这里,政策“边界”又扮演了重塑“信息”空间的力量。
经济评论家时常会将深圳及周边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喻为“网络”与“生态”。链接成网的产业群落,得以于大浪淘沙中迭代进化。网络中的企业则通过搜索适宜自己的“生态位”,来充分利用群落的能量。
电子信息产业主要分为软件(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和硬件(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两大版块,其中硬件领域又可主要分为研发与生产两个环节。而在产业市场中,无论是软件、硬件研发等服务环节,还是设备生产等制造环节,都由各类供应商来配套支撑。诸如华为、中兴通讯等企业,已在企业内部整合了软件、硬件研发与组装等服务、制造核心领域。而像腾讯和富士康,则分别作为软件与硬件的集成者,占据产业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拆解后的电子信息产业单链,和外围供应商一起,呈现“双色烟花”状的组织模式。

电子信息产业单链的“双色烟花”状模式
我们选取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公布的2019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主要为制造企业)与“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中总部位于深莞惠地区的26家头部企业,并将经由企业工商注册数据库获取的企业供应商分为服务供应商与生产供应商两类,分别与上述头部企业的总部、研发基地和生产基地关联,建立“双色烟花”模式拓扑关系,并进行地理落位,从而获得基于头部企业的深圳及周边地区电子信息供应链网络。

基于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的深圳及周边地区电子信息供应链网络(珠三角尺度)
供应链网络中的ICT服务、软件与研发部分,在深圳簇聚成约10公里半径极核。该极核以南山为中心,以福田、坂田-龙华为支点,并延伸至光明、松山湖地区。它的供应商主要在深圳中心城区近距分布,而广州、珠海中心城区和深圳东部、惠州的部分研发机构也纳入到了供应体系中。
供应链网络中的生产制造部分,则以深圳原关外地区和东莞、惠州临深地区为核心集群,其供应商主要分布在以福田-南山为中心、半径60公里的范围。深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背后,是一张由深圳牵引的产业链条束编织成的网络。

基于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的深圳及周边地区电子信息供应链网络(深莞尺度)
由此再看华为去留深圳的争议,尽管华为的一部分功能搬离了深圳的行政市域范围,但是它并未搬离以深圳为中心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且仍在产业网络的组织中发挥关键作用。

基于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的深圳及周边地区电子信息供应链网络(全国尺度)
这张网络还延伸到全国,链接北京、长三角和成都等地的软件企业,以及分布于全国的电子元器件和零部件工厂。电子信息产业供应链,尤其是ICT服务供应链,成为今日城市空间联系中的一项重要因素,支撑深圳在全国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参见基于机场客流大数据的广深港城市职能大揭秘),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格局下的城市经济发展与提升奠定了市场基础。
技术长波约以五十年为周期,ICT的辉煌未尽,新一波产业与技术革命已经箭在弦上。许多人预测,新的技术长波将以人工智能与数字智慧科技为标志,但培育它们的温床仍然是电子信息产业。然而在“逆全球化”与“脱钩”涌动的时局下,新一代科技已经无法再如当年那样,依靠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来获得。推动新浪潮,唯有依靠集结自身可集结的力量。
2019年,广东省发改委提出“3+2”深圳都市圈的构想,它的空间范围覆盖了深圳、东莞、惠州、河源、汕尾五市,仿佛回到四十年前惠阳地区的版图;2020年,珠海、中山、惠州、汕头先后提出建设深珠合作区、深中合作区、深惠协同发展示范区及开展深圳-汕头深度协作,加之已经运行数年的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河产业园和正在积极谋划的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一个以深圳为核心、连结周边各行政区版块的空间结构也在同时浮现。我们看到,产业经济驱动的城市职能分工与合作仍在持续调节和丰富自上而下的空间治理体制路径,不断充实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

基于电子信息产业空间发展趋势与区域合作形势的深圳都市圈空间结构
我们为经济特区四十年的成就而自豪,为这座城市正在持续喷薄而出的能量所鼓舞。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四十而已”的深圳在公正、包容、可持续等方面还有诸多挑战需要应对。大湾区要为全体湾区人提供宜居宜业的共同家园港湾,这也将是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应有之义。
愿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个我们都保有“而已”的勇气。
深规院研究团队:
吴晓莉
郭磊贤、汪莲 (技委会)
郭晓芳、严泽幸 、王逸文(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