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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辑:赵蔚,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协同环境治理:社会—生态系统的集体行动网络
来源:BODIN ?.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chieving collective action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Science , 2017, 357(6352): 1114.
这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复原中心对人类协同环境治理的一项研究。未来的十年可能会决定人类是否能够在一个生态系统提供星球所需的供给和服务,因此,当下和未来世界中我们面临着为环境问题制订可持续发展策略的任务。这个难题的关键部分在于管理生态系统是一项复杂的挑战,因为涉及大量的利益相关者、人为的政治因素和法律渗透,生物物理过程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以及对复杂的生态系统和社会动态的有限理解。鉴于这些因素,协同或合作治理通常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首选方法。在这一范式下,关于协作网络的跨学科研究表明,哪些参与者应当参与其中,与谁合作,以及他们之间以怎样的方式与生态系统的结构关联起来,这些对参与者应对不同类型环境问题的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经验表明,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参与不同合作治理安排的行动是有效的。不过也有研究表明,行动者有时合作只是作为宣扬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为解决共同问题而进行协商的意愿,因此有时协作无法产生任何实际的结果,也不能触及利益冲突的核心。最近的研究表明,个体之间的背景、知识、经验和兴趣的差距导致了诉求的不同,协作的有效性取决于参与者之间的合作能力。另外早期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协作网络的结构与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错位会降低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因此,需要对协作治理是否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理解。研究设定了“无效——有效”这样一个连续的评估系统,以研究未来需要确定哪些因素在这一连续体上确切的合作位置。新近的观点认为,合作安排的范围是由几个因素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这也是潜在的集体行动问题的特征之一。此外,底层生物物理系统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如何与协作治理安排的建构、制度嵌入及管理方式相一致,最后参与者之间相互协作(或不协作)的模式是潜在的决定因素。
生态系统构成了复杂的实体地理跨度,与人为的司法政治等边界不吻合,因此根据治理结构来整合这些因素的时候往往受制于制度的碎片化。同时,生态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和紧急性,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来适应生态系统的发展在未来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领域,协作被认为是一种手段——即通过社会学习增强新知识的生成;更好地整合来自不同知识体系的见解;在众多参与者之间传播知识和最佳实践。由于生态系统的治理涉及到平衡各方利益,所以常见的争论焦点是:跨越对立联盟的协作是否可以解开治理中的死结,如不同联盟之间的权利和影响力的不对称导致的政府惰性等。
最近的研究表明,不同合作的有效性是不同的,合作方在相互协作时需要将注意力引向行动者是谁,他们的兴趣和动机是什么,他们与谁合作,以及这种“协作网络”的结构将如何与他们处理环境问题的能力联系起来。
在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不一定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另外参与者之间的联系增强也与协作绩效无关,还可能因为形成了某种特定的关系而影响协作结果。例如2001年到2006年期间,瑞士核能政策并没有因为三个对立方的参与而产生实质性的改变,美国佛得河流域地下水管理希望通过共享信息建立伙伴关系,但实际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这种僵局反过来妨碍了行动者共同采取重大行动以推动合作。此外有证据表明,努力增强合作本身可能会使冲突升级。因此,如果合作倡议不能解决利益冲突,并刻意寻找某种形式的中间立场,那可能将无法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宣言在很大程度上隐藏了基本的权衡和矛盾。
上述这些问题显示合作似乎是一种吸引人的、必要的,但本身却并不充分的工作方式。解决问题并不像建立联系那么简单,研究对参与者和联系者,以及这种协作网络的结构与他们处理环境问题的能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调查了不同形式如何影响行为者处理不同类型的环境问题的能力。研究用协作的网络视角构成了一个框架,包括了一些网络的特征,如网络的内聚性(关系的密度),网络集中程度(一个或几个行动者作为中枢的程度),网络碎片化程度(不同子群的状况),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同质性或异质性)。
管理表明,在协作网络中,复杂情况下,异构参与者并不局限于只由他们的直接伙伴组成的孤立的子组,通过加强网络中心位置行动者的作用,可以实现类似的学习(扩散)的效果。虽然合作网络的积极影响在于网络密度达到一定稠密度,但一个过于紧密度协作网络泽可能会强化现有的观念,从而使创新变得更艰难。
尽管学习在管理复杂的生态系统中至关重要,但真正对环境有影响的是参与者的实际行动,集体行动可以分为两大类:协调与合作。这其中需要解决以下几项问题:①如何创建和维护协作网络,以解决根深蒂固的利益冲突,同时又能有效协调相对简单的目标;②如何在当地环境下促进社会关系,从而发展出令人满意的协作网络,以适应生物物理环境;③如何让参与者更好地参与到协作网络中来,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感兴趣,或者出于误解而感兴趣,甚至仅仅将协作场所作为阻碍改变现状的一种手段;④如何创建和维护协作网络,使其具有灵活性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同时又能促进相互信任和进一步合作,联结社会资本。
协作网络不仅应该符合集体行动问题的具体情况,还应该符合潜在的生物物理特性,在概念层面上,社会-生态契合意味着一个协作网络的结构(参与者及其协作关系) 应该与被治理的生物物理(生态) 系统的结构保持一致。
协同网络和领导力协同网络是有具有不同能力、兴趣和意图的参与者组成的,因此,协同环境治理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的有效性只能从结构协同网络的角度来解释。如果位于中央的协调者没有完成其工作,则协调有可能会失败,因此,一个共同的实验网络的有效性是由网络的整体结构,参与者的特性以及他们所处的网络位置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对小规模的协作网络来说,与领导的素质密切相关。同时研究表明,一些特定的参与者作为“风险调解者”参与到合作中,他们往往占据与紧密结合结构相关的网络位置。比如国家机构在城市发展协同管理中承担了大部分的风险。
协作网络和其他社交网络一样,不是静态的,他们作为参与者不断演变,以适应不同的内源性和外延性的驱动,因此,不同的网络结构不是偶然出现的,参与者在网络中的位置也不是随机分布的,要理解协作网络的动态,需要识别参与者之间的协作机制,识别增加或减少参与者协作的机制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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