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拆墙”事件看城市治理中的传播策略
2016-04-21 姜鹏 cityif
摘录:新媒体时代的治理囧途
超过半数人生活在城市,中国的城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政府要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
今年两会上热议的话题中,治理城市病首当其冲,交通拥堵成为普遍的痛点。所以不难理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中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
这一思路显然是想优化路网结构,打通“毛细血管”,有效实施治堵。
业内人士基本都理解上述用意,但普通公众显然更关注“打开”两字,甚至忽略了“意见”中9大部分共30条系统勾画出的城市发展“路线图”。
这种关注焦点的错位,很快演化为各种“拆墙”说,淹没了大家的微信“朋友圈”。公众所get的点,是“意见”发布前始料未及的。
城市治理工作在传播技巧方面似乎需要好好学习并总结经验,借用某知名媒体记者的话,“理念是好的,但总归要有说服技巧。”
传播途径发生异变
城市治理的顺畅推进,离不开政策的有效传播。借助传播培养公众对政策的理解、认可和支持,能有效减少实施障碍,提高城市治理效能。
近年来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悄然改变了原有的政策传播路径。在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传播中转站,过滤和选择信息,然后再进行传播。
城市治理的相关政策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很快引起了网民围观及讨论,这次对“意见”的解读即是如此。
新媒体促使城市治理的政策传播从封闭的单向组织,转向开放、互动。原先组织明确、途径专一,效果可以预期的传播“结构”被打破,信息的流动由垂直组织转向网格化无序传播,目标受众由集中、准确,走向分散和不确定。
传播渠道呈现多元化发展,也为公众提供了质疑和评测的空间,激活了由媒介技术驱动的自下而上的自发讨论,已然实现公众对城市治理决策过程的“强制性介入”。由于缺乏制度架构保障方面的应对,政策传播的风险明显加大。
传播效果不可预期
公众认同度决定了城市治理的政策传播效果。当政策内容符合共同利益,程序合法,一般就会获得广泛认同并得以顺利实施,比如城市的美化和公共设施建设。而当政策内容是基于长远筹划,短期可能侵占部分群体的利益时,便会招致争议和质疑,比如以经济手段治理拥堵。
新媒体的介入,促使封闭传播的政策信息变得开放、透明。网民的自发参与,一方面可以满足公众的主人翁精神,实现治理政策在更大程度上的公众参与,比如龟姐等倡导并推动的菜市场拯救计划和青年规划师联盟发起的百万庄小区保护活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快速了解和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保证治理政策的公平公正,比如许多城市正在探索的“众规”。
但风险也随之而来,有时局部信息会被过度放大,导致整体实施受阻甚至转向。比如这次“意见”就遭遇了局部信息的过度解读,第一时间就被房地产行业误读为“拆墙”,然后迅速演化为各式各样的版本,并脱离了原文语境。社会公众的自发参与,有时还会倒逼决策,导致政策失效或转向,比如收费公路条例的修编工作就因为公众意见过大而被迫一拖再拖。
传播互动注重时效
新媒体强调实时互动,打乱了以往政策在传播和反馈中层层传达的可控节奏。2014年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发生后,马方政府的处置迟缓,迅速招致诸多非议。除却突发事件应对,对于城市治理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城市管理者和维护者,都需要迅速回应并明确解决方案与期限。一旦公众得到的回应不够准确、及时、主动,就可能引发新的质疑。
公众可能会质疑拥堵收费和单双号限行政策,认为这是偏袒有钱人,也会刺激人们买更多的车“添堵”;有些人还会质疑诸如地铁调价这样的听证会,觉得只是形式主义。这些质疑都会引起社会情绪的抵触,并可能诱发新的问题。
传播主体如果没有充分掌握传播规律,未能抉择适宜的传播方法、媒介,无法避免信息冗余干扰,就会导致传播效果被削弱。而由于政府机构重叠、职能交叉等问题,产生的“政出多门”现象,也会引发不必要的群体抵触。比如这次许多专家和部门对新词汇“街区制”的发散解读,就让很多公众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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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对"存量规划"这样的标签
孙施文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首先,我对这个议题提出点疑义。我以为,从城市发展的动力而言,可以有外部因素推动的发展也可以有内生因素推动的发展,在发展方式上可以有要素扩张形成的也可以有结构调整形成的发展,“空间扩张”都可以是其表现形式,但不是其本质性的内容,而且与是否“内涵发展”或者其质量好坏也不存在必然的关系。现在之所以将它们并置在一起,完全是因为土地的问题,但城乡规划是以土地数量的增减来衡量、来分类的吗?
所以,我对“存量规划”、“减量规划”这样的标签也始终持反对意见,城乡规划讲的是土地的使用,是怎么用的问题!即使是土地利用规划,讲土地的高效利用,也并非是用地少了就是高效了,而是指其对社会经济的效用是高效的。现在提“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等等,其实这些“量”指的都是土地的量,但空间是三维的,土地的量不扩张不代表建设空间不扩张,从现在所谓土地零增长之类的规划来看,那也是在空间扩张啊,有的甚至还是大扩张,只是向上扩张而已!
从语意上判断,这里的“空间扩张”实质上指的是城市建成区的扩大,“内涵发展”指的是城市建设用地不扩张、在已建成城区内通过更新改造来谋求发展(我不认为这是城市内涵提升的本意,而且差距还很远),这两者之间也不存在对立,从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来看,许多城市这两方面也都存在,今后也会继续存在下去,所以也谈不上从一个到另一个的过程,更何况,城市建成区扩张放慢或者不再进行外延式的扩张,未必就是内涵式的发展,也未必就是集约发展,最多也就是土地集约使用而已,甚至是否集约发展或者这种集约是否有效率应当另作判断。我觉得这些概念都应该清楚界定。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说目前阶段城乡规划不存在问题,不需要改革发展,只是想说,无论是“空间扩张”还是“内涵发展”都应当关注真实的需要、关注发展的质量,不要用土地数量作为唯一的衡量指标;而且我也认为,无论是“扩张”还是“内涵”,都不是城乡规划内容的主导性因素,更无关乎规划的质量。规划历来是关注城市发展和空间质量的,我们可以说做得还不好,可以说有关质量的理念需要与时俱进,但肯定不能说规划不关注空间发展的质量!所以,规划的问题应当依据规划的逻辑、按照规划发展的逻辑来讨论,不应被似是而非的、外部形式的甚至一些口号所牵制,更不应该以此来否定过去曾经走过的路。
如果说,我们要思考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条件下城乡规划的改革和未来发展,我觉得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起点:
首先,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到底转什么,应当转成什么以及实际会转成什么,这是城乡规划改革必须首先思考的。
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必然要求城乡规划的改革来适应,但我们要注意,这种转型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演进的,而且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即使我们能够知道它最后会转变成什么样(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以那种状态下的规划对策来应对整个转型过程,否则规划就变成了乌托邦。这也绝对不是我们自以为是的说应该怎样、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是个社会过程。
所以我也反对在缺少对转型、转型过程及其可能前景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来提规划的理论基础、规划内容以及方法等的改革及管理应对,因为这种讨论的基础在哪里仍然是不明确的,我们也无法明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同样也不应该去自设一个未来的理想状态来讨论规划的这些内容。当然我这里指的是实践中的城乡规划,纯学术的研究不在此列。
其次,应该很好地研究在新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城乡规划的定位和作用,也就是社会为什么需要规划、怎么使用规划,然后我们再来说规划应该怎么样。
我们过去只关注规划系统内部的合理性,而不是将规划放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来讨论规划的问题,最后就变成自说自话,想发挥的作用发挥不出来,而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没有发挥好。当然,这里也不是一个消极接受的过程,而是互动,这就是规划体制建设甚至更广泛的社会治理结构要很好解决的问题。
第三,我们要对过去规划实践的结果进行很好的评估、总结和反思,无论是各类规划是否得到了实施,为什么有些能够得到实施有些得不到实施,原因是什么,还是各类按照规划实施后的建设结果在实际使用中的效果怎样,使用中有没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是设计的原因、实施的原因还是是使用的原因等等,都应当有很好的分辨。
如果我们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策,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如果我们只是用什么“长官意志”、“资本权力”这一两个概念就把这些问题打发了,那么我们还是无法了解其决策的逻辑,既然都不了解,那么也就不可能在规划过程中将其纳入思考的范围,更谈不上去打断、打破这个逻辑(不打破这样的逻辑要改变这种状况也是没来由的),同样也无法就这个分歧点向社会做出交代,或者阐释我们的合理性究竟在哪里,否则,我们规划人要么就是替人背黑锅,要么只能憋屈地私底下发发牢骚了。
本文来源:城市规划学刊
中国城市中心规划院 转载

看日本如何打造智慧的“众创空间”?
日建设计综合研究所理事 山村真司博士 中国城市中心规划院
通过电脑使用空间与会议空间等空间的共享,实现分属于不同公司的员工间共同工作的工作方式如今已备受瞩目。
所谓联合办公空间,就是使各种各样的人物聚集在一起,通过互相启发和集思广益以诱发创新的场所。
涩谷Hikarie(东京都涩谷区)8楼有一家会员制的「Creative Lounge MOV」,顾名思义,这是一处为支持创新性工作方式与打造开放性创新基地而创办的联合办公空间。
<图片1>MOV中“城市中的广场”的空间设计理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工业社会曾非常注重分工与效率,然而近年来已逐渐实现向注重个人创造力的知识社会的转型。与企业之外的个人合作以及与其他公司进行交流协作等工作方式在与日俱增。
同时许多企业感受到单凭一己之力难以进行创新的困境。只凭自身资源恐怕很难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与其固步自封,倒不如以课题为基础,与公司外的人开展交流以求创新,这种趋势似乎正逐渐成为主流。
「在日本,联合办公空间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以来增长迅速」,在负责MOV企划运营的国誉公司担任未来工作场所研发的主任研究员?齐藤敦子女士这样说到。
「据说在那次地震后,有许多人开始考虑要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比如说不再以盈利为目的,而希望从事针对解决能源与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从而使世人得到幸福的事业。也正是这些人开始意识到跨企业合作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性。」
不同领域的人们汇聚在一起,通过经验与知识的共享可以创造出新的价值。而作为其创新基地发挥作用的就是像MOV那样的联合办公空间。所谓MOV,其实就是以movement开头三个字母来命名的。<图片3>MOV位于涩谷站楼上,交通便利。面积有888平方米。2012年涩谷Hikarie开业的同时,MOV也开始了运营。「再开发中的涩谷从此也将要涌现出许多写字楼。从单纯消费型街区向商务街区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开始考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工作场所,而MOV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实验性项目」,齐藤女士说到。因为是在独具特色的涩谷,顾客以IT方面的创作者居多,年龄层从20多岁到70多岁分布广泛。据说还有从大企业独立出来创业的人、公司在外地仅以此处作为东京办事处使用的人、以及由于出差暂且滞留东京的外国人等。「这里面有只在夜间做音乐的、有厨艺高超不亚于专业厨师水准的、也有从事NPO活动的,总之这里多才多艺的人为数众多」。这里即提供包月也可用来临时使用,主要提供自由座席的开放大厅,也可通过另签合同提供固定座席与展位。「开放大厅中,除桌边席位与沙发座位外,还设置了类似公园里的那种长椅与可进行餐饮的高吧台。会员可根据当天的心情选择自己喜欢的场所进行工作」。此外还准备了可在工作间隙稍事放松的图书室和咖啡吧等设施。<图片4>MOV的多元化布局。在这一空间中,总是能以新鲜的感觉进行工作。MOV的特征之一,在于其在入口处设置了一个由玻璃围合的限时展室「aiiima」。展室以“进行中”为概念,无论是思考到一半的创意,还是制作过程中的商品都可以在这一空间中自由推广。此外还可以在此召开研讨会等。「兵库县丰冈市的市长甚至将此处命名为临时市长室,并且真的每1~2周就来到这里执行公务。」<图片5>在由玻璃围合的展示空间aiiima中,迄今为止已举行了许多展览与活动。MOV的工作人员总是听到类似「在找网页设计师」与「请帮忙介绍专业营销人员」这样的请求。「如果能在这个人与那个人之间建立联系不是挺有趣的吗,热心于这种供求匹配的工作人员非常之多。大家总是在互相询问」,齐藤女士说到。这里还经常举办交流派对与活动。其中的「MOV市」每年召开一次,会员可以在各自的展位上展示创意与经营方式以及自己可以提供的技术,还可以相互交流信息。开发中的系统、发布的APP和游戏、出版的图书、设计的珠宝和网站、导演的竞选广告、新商品的品牌宣传和样品等等,涉及各个专业领域的工作和作品纷纷各展神通呈现于此。通过这一活动,可以了解平时共享同一空间的其他会员在做些什么、可以遇到曾苦苦找寻的合作伙伴、甚至有可能参与到一个意料之外的好项目中。据说在MOV市中,「不同领域会员间的相互启发,促生了许多小创新」。「有田烧 Re-value项目」是其中的代表性案例,其两位创意制作人井上祐巳梨女士与插画家Shoko Sugiyama就是在这里相遇的。佐贺县的有田烧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井上女士先是注意到了磁窑中的大量不良库存,而这些不良品仅仅是由于些许色彩瑕疵或微小变形便失去了进入市场的机会。能否重新利用这些不良品,让更多的人随意使用呢? 随即想到这个问题的井上女士向Sugiyama说起了此事,于是,这个通过在器皿上绘制图案赋予其设计性的项目便开始了。可以说这一项目创造了新的价值。前所未有的创意创造了新的商品与市场。个人与个人、或个人与企业内个人间的有机连接,更易于创新。联合办公空间不仅可以说是创新的土壤,甚至可以说是今后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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