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自2014年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了全面深化的新阶段。京冀交界地区作为协同发展的先行先试平台,在重大规划、重要政策和重点工程的推动下,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在梳理京冀交界地区空间发展新特征和疫情背景下区域关系新形势的基础上,提出继续促进要素高效流动、加强交界地区空间分类引导、深化三个空间圈层协同发展体系等规划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施前后,北京与河北交界地区的空间发展路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蔓延式扩张到严格城镇开发边界;从环首都“睡城”到严控房地产过度开发;从突出的环境质量问题到携手共建区域生态空间;从显著的公共服务落差到资源整合共享……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冀交界地区的空间发展新特点和新趋势,并结合疫情背景分析交界地区发展和治理的最新形势,对于下一步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北京历版城市总体规划均强调首都需要面向区域协调发展。1993版总体规划提出:“利用首都的科技、人才优势,按照自愿互利、平等协商、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针,促进和加强与津、冀等地区的经济技术协作,为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2004版总体规划提出:“加强北京与京津冀地区,特别是京津城镇发展走廊及北京周边城市的协调,构筑面向区域综合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随着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北京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深入研究新时期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径,在新版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五大策略: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对接支持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推进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加强交界地区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控;全力办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促进区域整体发展水平提升。
在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显著提速,北京与环京省市的交界地区作为协同发展的一线实践地区,其发展动态备受关注。京冀交界地区主要涉及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4个河北城市,整体上可以划分为西北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西北部主要位于山区,以生态涵养功能为主,城镇间距离较远;东部、南部地区沿京津、京保石、京唐秦等主要交通廊道是加强跨界协作的主导方向,既是跨界互动活跃、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绩突出的地区,同时也是贴边发展、职住失衡等矛盾集中的地区。为解决交界地区的突出性、紧迫性问题,跨界协同的一系列发展规划和重大项目应运而生,当前京冀交界地区已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和探路者。
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有序引导跨界城镇组团发展,防止城镇连片开发。依托现有发展基础、资源环境和区位条件,结合规划主要发展廊道和重点功能区布局,基本明确京冀交界地区有潜力形成跨界城镇组团的四个片区:东部通州-北三县协同发展组团、南部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组团、东南部廊坊-采育-永乐组团、西南部涿州、高碑店-房山组团。其中东部、南部跨界城镇组团为近期发展重点,《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大厂、香河三县市协同发展规划》《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总体规划(2019—2035年)》相继出台,明确了相应组团的发展策略,跨界城镇组团建设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在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背景下,京津冀产业对接协作持续深化,北京与环京城市的各类要素联系强度进一步增强。以跨界联系最密切的廊坊为例,当前北京企业投资占廊坊吸引内资比重的49.1%。[1]在高端制造业承接方面,2019年北三县签约北京转移项目60余个,主要涉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机器人等产业。在河北的多个区域性批发市场承接地中,燕郊承接“动批”疏解商户、永清承接“大红门”疏解商户的比例均为最高。当前,京冀交界地区正在加速形成一批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产业重点承接平台,承载能力和吸引力迅速增强。
环京地区的贴边建设问题对区域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了较大压力,现状东南部交界地区的贴边建设率均较高(图1)。在《关于加强京冀交界地区规划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等政策统筹指导下,近期廊坊北三县贴边建设情况得到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增速明显放缓。从2017年底到2019年初,大厂贴近北京2公里范围内建设用地没有增长,三河仅增长0.02平方公里,香河增长了1.12平方公里,贴边建设无序蔓延的态势得到有效扭转。

图1:2019年环京贴边发展建设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2018年度北京城市体检报告》)
2019年出台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确定了北京通州区与廊坊北三县共同打造“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的目标。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控”要求,通州与北三县已建立起协同发展“1+1+1+4+8”规划体系,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合作共建等方式,循序渐进推动北京的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向北三县延伸布局。2019年集中签约的52个重点合作项目当前正在持续落地。百度地图迁徙数据显示,北三县进京通勤人群以通州区为目的地的比例迅速提高,由2015年的14.4%提高到2019年的23.6%,促进就近就业、缓解职住失衡的成效显著。
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我国的区域与城市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京津冀迅速建立了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主要包括: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在人员流动引导、交通通道防疫、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保障等方面紧密对接;针对重点跨界地区保障跨省通勤人员出入便利,北京与北三县及固安等廊坊环京6个区县采用“一信一卡一证”的通行管理方式;构建数据融合共享平台,统一技术标准,推动三地疫情数据互认互信;三地政府共同协调推动跨区域供应链配套企业复工复产等。[2]面对大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京津冀区域联防联控体现出快速反应、有效协调、随事件进展动态优化的特点,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对接渠道畅通、资源共享积极的良性互动状态。未来既要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区域协同应急响应机制,也要利用疫情下的部分领域“破冰”机会,进一步推进日常状态下要素流动、产业协作、数据共享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3.2劳动力对接长期格局受疫情影响较小,重大工程建设地区韧性较强
根据2020年春运期间的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春节前从北京流出人口的主要去向为河北(28.8%)、河南(13.6%)、山东(10.1%)、山西(7.8%)等省。截至3月底,节后返京人口总规模达到节前离京人口规模的68%,其中节前去往河北人口的返京比例超过90%,远高于河南(53%)、山东(67%)、山西(53%)等,反映了京冀在劳动力就业方面的相互依存性和联系便利性。分城市来看,节后至3月底从廊坊、天津、赤峰、唐山、承德净迁入北京的人口规模已超过节前从北京净迁出规模,反映虽然经济和就业一定程度受疫情影响(一季度北京GDP下降6.6%),但劳动力供需对接的整体格局不变,京冀间仍保持较高强度的人员流动,节后区域间人口迁徙特征表现为在京就业人员返京与新增进京务工并行。
从新增来京就业人员的分布来看,当前全市范围内产业成长性较强、吸引新增就业较多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四环至六环间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地区,即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机场、冬奥会等协同发展重大工程的承载空间(图2)。在疫情影响下,虽然新增来京就业人员的整体规模有所减少,但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项目的建设需求旺盛,相关区域仍表现出较强的就业吸引力。

图2:截至4月本年度新增来京就业人员的工作地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联通手机信令数据)
3.3长距离通勤比例阶段性下降,需持续推动京冀重点合作地区提升发展水平
百度地图迁徙数据显示,2019年在京稳定工作人口中有96.4%在京居住,3.6%需要进行日常跨界通勤。跨界通勤中到中心城区通勤的比例约占一半,边界两侧相邻地区间通勤占36.4%(其中廊坊最多为24.2%),其他到非中心城区的跨地区通勤占13.9%,整体上呈现跨圈层交换远多于相邻地区交换的特征,长距离通勤比例较高(表1)。
表1:跨界通勤现状结构

2020年4月,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天津主要环京区县的跨界通勤人群整体规模约达到2019年的94%,受疫情影响较小。从目的地来看,到核心区的跨界通勤规模降低42.1%,朝海丰石四区降低13.2%,到通州区和“多点”地区跨界通勤规模有所增加,生态涵养区略有降低,整体符合核心区“静下来”、城市副中心和新城承接中心城区功能转移、促进职住对接以缩短通勤时间的规划导向(图3)。从具体OD来看,跨界通勤人群规模显著增加的主要包括三河市、固安县到通州区,固安县、安次区到大兴区,三河市到顺义区等,以重大项目建设需求吸引邻近地区劳动力为主,也有疫情下特定空间(如首都机场周边)的新增岗位需求。

图3:主要环京区县到北京各圈层的跨界通勤规模2020年相比2019年增幅
(数据来源:百度地图迁徙数据)
与此同时,结合对各街道上年度就业人员本年度仍在京就业比例的分析可以看到,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机场、冬奥会相关工程建设区域既是新增来京就业多的地区,也是上年度就业者离京比例高的地区(图4)。可见,近期出现的长距离跨界通勤比例下降、京冀交界地区职住对接加强的现象,主要是由大项目建设驱动的,虽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且疫情下在吸纳就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中短期、非固定性质的岗位较多,相关就业人群流动性较强。后续这几个地区只有持续保持发展动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和综合承接能力,才能维持就业“造血”能力,不断吸引周边地区劳动力,促进合理的短距离跨界通勤逐渐取代现有的大规模长距离通勤模式。

图4:各街道上年度稳定就业人员本年度仍在京就业的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联通手机信令数据)
3.4北京与廊坊联系日趋密切,应推动通州与北三县跨界协同的治理机制创新
2020年春节前,从北京净流出至廊坊的人口规模远低于河北其他主要城市,反映大量廊坊在京人员可保持当日往返而不需要参与春运,北京与廊坊的关系不同于与其他城市的劳动力长期迁徙关系,而是已经呈现一定程度的同城化趋势(图5)。当前,57%的跨界通勤者居住在廊坊,北京与廊坊的客流交换量在每日进出京客流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约占30%-40%,而廊坊的跨界通勤者中有73%来自北三县(图6)。

图5:2020年春节前两周从北京净流出至河北各城市的人口规模指数
(数据来源:百度地图迁徙数据)

图6:一日进出京人口规模指数
(数据来源:百度地图迁徙数据,以2020.3.23为例)
当前需要适应跨界通勤从非正规、野蛮生长到正规化、常态化的转变。例如,北京地铁六号线末端三站为北三县小汽车“P+R”换乘主要地区,所停车辆70%以上来自通州以外,全部为违法停车。[3]未来需要逐步纳入规范化城市治理的边界内,优化跨界通勤秩序,并结合京唐城际、轨道交通平谷线、跨界公交快线等各类型交通设施建设,合理服务多元化的跨界交通需求,促进通州与北三县率先实现统筹协同发展。
一是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继续促进京津冀要素高效流动。疫情期间北京与津冀主要城市间仍有相当规模的人员往来,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已形成了好的态势。应基于已有的良好基础,继续完善区域联防联控的长效常态化机制,促进形成长期的健康状态互认、防疫信息共享、资源统筹调度等制度,建立不同应急响应级别下指导通勤、商务交往等活动有序开展的统一标准,降低疫情等各类突发事件对城市群生产生活秩序、要素跨区域流通的影响。
二是明确积极保障、有限支持、限制发展的三类交界地区空间,加强分类引导,强化空间治理。以重大项目建设为带动,积极引导各类资源向近期重点建设的东部、南部跨界城镇组团集中,促进邻近地区融合发展,合理服务跨界通勤需求,减少长距离通勤。对于远景有发展潜力、近期需求有限的组团如东南、西南跨界城镇组团,预留发展条件,强化建设时序管控,规模、设施与发展水平相匹配。对于跨界城镇组团以外的地区,加强环境协同治理和生态廊道共建,严格建设管控,实现生态空间和城镇空间的共轭布局。
三是结合日益清晰的城市间功能联系格局,进一步研究京津冀城市群三个空间圈层的协同发展体系,明确空间范围、功能分工、空间结构、区域协作机制等。以通州与北三县为示范,探索交界地区跨省级行政区区域合作的新模式,促进半径约50公里的都市区地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在半径150公里左右的京津冀中部核心功能区,保定、天津、张家口等地与北京既有长期劳动力对接关系,也有持续性、常态化的当日往返商务活动,未来与雄安新区更将建立紧密联系,应强化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联动发展。半径300公里左右的城市群协同发展腹地范围近期已扩展至唐山、承德、秦皇岛以及赤峰、大同等城市,以高铁通达为标志,呈现出与北京交通联系升级、功能联系加强的趋势,应继续促进网络化多支点城镇体系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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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飞, 石晓冬, 郑皓, 伍毅敏. 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把握十个关系——《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转型探索[J]. 城市规划, 2017, 41(11): 9-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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