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盟 | 赵燕菁专栏
1.
尺度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一直以为长安街和天安门就是我所看到的样子。直到我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开始城市规划专业的学习,我才知道,他们在我出生前不久还不是这个样子。特别是蒋国权老师用长安街和天安门为例,讲解城市的尺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尽管当时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尺度”是什么,但“尺度”的视角却慢慢融入我对城市的观察。
▲ 图1 1901,热气球航拍北京古城
图片来源:法軍上尉普雷森特 Plaisant 摄
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没多久就赶上北京开展的一个长安街全国竞赛。当时好像有九家单位参加竞赛,大部分是建筑设计院。那时的中国城市规划才刚刚起步,是建筑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城市规划学会是建筑学会下的二级组织),城市规划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这类竞赛大都是由建筑标准来衡量,相当于一个大型建筑群竞赛。
加上当时中规院还是老先生们为主(现在中规院那些“大腕”当时还都是小字辈,话语权不多),在以建筑为主的竞赛中,城市规划自然是配角。印象中那次中规院的方案没什么特色,成绩不佳。
其实,这次本应在北京规划史上留下一笔的竞赛的所有方案都影响有限。当时的优胜单位是谁?特点是什么?今天基本没有人记得了。我那时在业务室(后来的科技处),虽然不在承担这个项目的专业所(好像是详规所),但那时中规院本身没有多大,项目基本上和钱无关,单位署名,多一个人参与,少一个人参与并没有什么正规的手续。而我那时对设计的兴趣,远大于对研究的兴趣。
我当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针对长安街的“非人尺度”问题。当时长安街除了孤零零的几座地标建筑(军博、电报大楼、北京饭店等)散布在长安街沿线,大部分都是比较低矮的建筑——这纯粹是为了适应“汽车速度”的尺度,当你在长安街骑车或步行时,长安街就显得非常空旷。这种为了“照相视觉”设计的尺度,好“看”但不好“用”。
按照竞赛要求,各单位的方案都是沿着长安街修建一层尺度巨大的大型公共建筑。这些从鸟瞰视角提出的方案,同其背后低矮的平房完全不是一个尺度,依然是围绕领导“好看”而不是群众“好用”而设计的。针对这一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双重尺度长安街”的方案——在长安街第一层大型公建的背后,打通一条平行长安街的小尺度商业步行街。这样,既能保持长安街纪念性的政治需要,又可以使长安街具有商业功能。第一层公建和宽阔的长安街尺度匹配,后面小尺度的商业长安街则可以用胡同这样的老城尺度相衔接。
但那时我刚刚毕业,人轻言微,这一建议在中规院内部讨论中没有被采纳。但长安街的尺度问题,一直到我主持名城所工作,还依然在我脑海中盘旋。我逐渐开始意识到,划开北京古城破坏的第一道伤口,可能正是从长安街改造开始。
1999年,平安大道改造的结果,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一判断。在随后北京征集朝(阳门)阜(城门)大街改造方案时,名城所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方案——在宽阔的朝内大街中央设计了一排传统风格建筑,将双向车道分为上下行单车道。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不影响交通的条件下,压缩道路的尺度。据我所知,这是北京迄今唯一一个将恢复传统街道尺度为目的的保护规划。
尺度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专业概念,其大小往往是通过对比形成的,而并非自身的尺寸大小。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以为体量巨大就会壮观、宏伟。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尺度是通过对比体现出来的。在天安门广场扩大之前,天安门的尺度是非常震撼的。人们穿过窄窄的千步廊进入天安门广场,看到的天安门远比今天更宏伟、壮丽。就像大家今天看到的太和殿,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只有区区30.05米,但如果把太和殿前面的广场拓宽一倍,太和殿的尺度立刻就会减少。天安门也是如此,巨大的广场实际上并没有强化天安门的尺度。
▲ 图2 1945,美军航拍千步廊-天安門-端門以及長安街(長安左、右门)
图片来源:探地悟理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huodituboke
▲ 图3 千步廊与老天安门广场
图片来源:薛阳的博客 紫禁城市区的部分——千步廊
http://blog.sina.com.cn/huguang1203
其实很多城市中心设计时都遇到类似问题,无论多高大的建筑,只要配上一个超尺度的广场,建筑马上就会变得矮小。而这些巨大广场的存在,往往是由那些不理解尺度的领导所决定的。福建安海镇的安平桥,始建于宋朝,桥头有一个小庙和白塔,共同构成了尺度非常和谐的明信片般的图景。二十年后我再去安海,发现“好心的领导”在桥头建设了一个巨大的广场,白塔背后则是一群现代风格的高层建筑,导致本想保护的古塔和安平桥却变得非常渺小。这使我相信,保护历史古城,首先要从保护古城的尺度开始。
▲ 图4 安平桥改造前后尺度对比
图片来源:http://www.mnw.cn/jinjiang/news/808651.html
那么已经按照巨大尺寸设计的街道还有可能恢复人的尺度吗?我最近正在和学生一起重新发现被现代设计所抛弃的“墙”,在尺度塑造中的作用。我们发现故宫通过“墙”这一要素,巧妙塑造出不同尺度的广场、巷道和院落。这给我们以启示,通过传统的设计手法,可以部分地修复那些尺度失序的空间。重塑长安街和天安门的尺度,也许是对我们理论的最好实验。
2.
肌理
我的大学老师尹培桐翻译的芦原义信《街道美学》,一直被我视为经典中的经典。在这本书中,芦原义信把城市的外部空间分为两类:一类是建筑通过加法“剩”出来的空间,比如日本,一栋栋独立建筑建成后,建筑之间留出的空间,就是公共的外部空间。在芦原义信看来,这类外部空间大多是“消极”的空间;另一类则是通过减法而塑造的空间,“整座城市像是一栋房子”,广场和街道像雕塑一样,是从建筑中“切”出的。比如意大利中世纪的城市,它们的公共空间,就像是没有屋顶的房间,由此而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城市“图底”结构。
▲ 图5 日本和意大利城市肌理对比
图片来源:芦原义信《街道的美学》,32页,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尹培桐译
芦原义信对城市肌理的这一洞见,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我至今仍认为,城市肌理设计应当作为大学教育的必修课。城市设计的第一要务,就是要选择和设计城市的肌理。我们这一代规划师(包括建筑师)很少有城市肌理设计的意识,学校里这类训练更是付诸阙如。虽然现代主义建筑发端于西方,但彼时欧美城市主体已塑造成型,反而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之中大行其道,主导了中国城市的街道景观和城市肌理。
▲ 图6 现代功能主义塑造的城市肌理和中国传统的城市肌理
图片来源:Serge Salat, cities and forms, 2011, p87,
过去几十年中国城市的新区,几乎都被现代功能主义的城市肌理所统治。无论柯布西耶的“阳光城”还是赖特的“广亩城”,柯布西耶式的外部空间(芦原义信所说的“消极的空间”),不仅导致了中国“千城一面”,也造成了传统社会联系模式的解体。直到不久前,我造访喀什古城后,才知道中国其实早就存在芦原义信所推崇的“积极”的外部空间。而按照现代功能主义手法规划的喀什新城,远远没有达到古城所曾经达到的公共空间规划水平。
▲ 图7 喀什老城——建筑中“切出”的街道
图片来源:http://news.hexun.com/2014-10-16/169400654.html
其实,在芦原义信发现的两种城市肌理之外,还有一种中国式的城市肌理,其特点是以一系列围墙和院落嵌套而成的“里坊”。虽然宋代商品经济大繁荣导致了开放的街巷取代封闭的“里坊”,但这套空间体系的基因从未在中国的城市传统中完全消失过。其中最伟大的杰作,就是以北京故宫为核心,四合院和老城墙为主体的里坊体系。在中国的传统城市肌理中,原本“消极”的外部空间,被一系列“墙”塑造成有明确边界和功能的“积极”的外部空间。从公共到私有,层层递进。围墙可以将无意义的外部空间,围合出意大利广场那样的“阴角”(芦原义信《街道的美学》,45-46页)。
▲ 图8 北京故宫——里坊制的院落体系的历史标本(1945年日本投降後,美軍航拍北平)
照片来源:探地悟理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huodituboke
很少有研究从城市肌理角度研究拆除北京城墙带来的破坏。大面积四合院体系的消失,其实同城墙拆除一样,破坏的都是对传统城市肌理,而城市肌理才是城市风貌最核心的部分。
▲ 图9 传统院落体系构成的城市肌理(赵燕菁、何贤皙,2018)
一旦城市传统的肌理消失,无论修建多少“大屋顶”都无法弥补传统城市风貌的丧失。相反,只要城市肌理还在,哪怕建筑完全是新建的(比如大火后的香格里拉古城、重建的宽窄巷子),传统的城市特色就能得到延续。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最近引起广泛争议的大同古城修复,这一工程由于被认为是造“假古董”而广受批评,但名城保护不等同于古建保护,对古城肌理的保护至少是和保护建筑同样重要的保护。大同恢复的建筑也许是“假古董”,但只要保留下来的城市的肌理是真实的,就不要轻易将其判定为“赝品”。从恢复城市肌理的角度看,大同的做法并非完全没有价值——也许需要更新的是名城保护理论,而不是名城保护的实践。
既然中国的院落体系是中国特有的城市肌理,那么如何在现代城市规划中加以应用?雄安新区的规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雄安规划一开始就被赋予“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这样不同于其他城市的高标准。这四条中,唯有“中国特色”怎么也无法达到委托方的要求。尽管由全国顶尖设计单位组成的工作营采用了诸如“方城”、“轴线”、“风水”等一系列传统营城理念,但都无法达到委托方的要求。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找到“肌理”这一承载“中国特色”的空间线索。只要是按照功能主义的“技术规范”设计,城市就不可能具有“中国特色”。
为了寻找“中国特色”,雄安专门进行了一次未公开的方案征集。参加单位均是国内外最有实力的设计单位。我作为主创人员之一,参加了崔恺院士领衔,黄文亮大师操刀的设计团队。我和何贤皙先生负责其中“国家客厅”组团的规划。我们认为,同深圳、浦东作为“中国看世界“的窗口不同,新时代雄安肩负的职能是让“世界看中国”。因此,必须让进入城市的人具有与深圳、浦东完全不同的空间体验。
▲ 图10 街道与坊墙构成的意向(赵燕菁、何贤皙,2018)雄安街道与北京菖蒲河
为体现中国独有的城市意象,我们在这个组团中,参照故宫的坊墙体系,复制了中国特有的院-墙为特色的城市肌理,将被现代城市规划否定的“墙”复活为塑造城市空间的主要工具。打破功能主义的街道-建筑关系,将中国的宫殿(故宫)、园林(颐和园)、民居(四合院)、地标(布达拉宫)等集合在一个组团,作为承载现代会议、酒店、文化等多样职能的“国家客厅”,使之成为与全球其他文化对接的窗口,以分流北京国际交往功能的“大国职能”。尽管这一概念距离实际建造还有一定距离,但已足以说明传统中国城市的肌理,完全可以兼容现代城市功能。
▲ 图11 集合了中国城市-园林精华的“国家立面”(赵燕菁、何贤皙,2018)
3.
结构
如果说长安街-天安门70年的演变,深刻改变了北京古城的尺度和肌理的话,北京古城单中心的空间结构不仅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比老北京更加强化了。拓宽、延长后的长安街,显著拉大了长安街与北京其他街道的地位差距;天安门广场通过超大的平面尺度,在高度严格控制的北京,形成类似布达拉宫之于拉萨那样通过巨大的垂直尺度具有统治力的地标。两者在北京共同构成了一个以天安门为中心,长安街为轴线,数个环线为层界的空间秩序。
北京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包括最早的地铁),都是以天安门为原点,布置在长安街沿线。这些公共建筑的重要性,随着其离天安门广场的距离增加而递减。尽管奥运会等活动开始强调南北中轴,但空间地位仍无法同长安街相匹敌。由于南北中轴的中心依然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位反而得到进一步强化。
古城的建设被严格管制,首都职能所带来的众多功能,导致长安街沿线区位供给严重不足。像世纪坛这样国家级的纪念性建筑,只能挤在长安街一个完全不能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角落。那些必须在天安门附近布置的国家级项目,例如国家大剧院,无不引发大量的争议。可以说,北京城市风貌几十年来所有的争议,几乎背后都有天安门-长安街所构成的向心空间秩序的影子。
▲ 图12 现代功能与古城保护的冲突(笔者手绘)
来源:中规院“关于《北京市规划建筑高度部分调整报告》的评估意见”2002
实际上,北京有几次机会改变长安街-天安门所固化的单中心空间秩序。最著名的一次,就是1950年的“梁-陈方案”。如果按照梁陈方案的设想,在北京西郊建设一个新的中央行政区,像国家大剧院这样体量巨大的现代建筑,就不必强行嵌入传统尺度和肌理构成的古城核心。从某种意义上,国家大剧院的问题,不是出在建筑形态上,而是出在空间位置上,是规划问题,而不是建筑问题。只要长安街-天安门塑造的城市空间结构不变,即使不采用安德鲁的方案,其他方案一样会有争议。
▲ 图13 “梁陈方案”中国城市规划史的伟大坐标
图片来源:陈瞰:百万庄,新中国的居住样本,《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10期
北京风貌保护的本质,其实是如何在京剧唱腔里加入西洋歌剧唱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50年代梁陈方案将“京剧”和“歌剧”分开两个舞台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是这一难题唯一可能的解。70年代巴黎德方斯的建设,就是梁陈方案一个可行的注解。
1976 年,巴黎大都市圈规划经过修订,决定在巴黎市中心肯克德鲁广场西北 4公里 处建设德方斯新城。1982至1983年间,巴黎市组织有关这一地区开发设计方案的国际招标,最后选中了丹麦建筑师奥托·冯·施普雷克尔森的设计方案。1985年7月,拉德芳斯新区的建设工程正式上马。建设的过程中,虽然受到两次经济危机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代化新城。两个城市正反两个实践的结果表明,除非把城市新旧两个城市中心在空间上分离,否则想要在满足现代功能条件下不破坏古城风貌就是天方夜谭。
▲ 图14 巴黎德方斯——单中心秩序向多中心只需转变的成功案例
照片来源:王朝网络 http://tc.wangchao.net.cn/baike/detail_9735.html
去年我参加北规委一个小范围专家咨询会,闲聊时问起北京市怎么想起来把政府迁往通州副中心?北规委的同事开玩笑说,还不是你当初提出来的!我当然知道建设北京副中心不是我提出的。2002年前后,我提出的建议和梁陈方案一样,是搬中央政府而不是北京政府,是把“首都”功能迁出去,而不是把“北京”功能迁出去。因为,只有把中央政府迁出去,以天安门为核心的城市结构才可能从古城中分离出去,老城压力才能降低,首都功能才能得到疏解。
▲ 图15 在通州建立新首都区的设想(笔者手绘)
应该说,2002年北京控高引起的讨论(以及后来的奥运会),是改变北京“天安门-长安街”单中心空间结构的另一次机会。我在新书《超越地平线》中有专门的章节回溯当时的争论。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抓住这次机会,今天很可能根本就不需要靠建设雄安新区来疏解非首都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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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什么,说什么和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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