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经济学堂首站丽水市莲都区于2016年1月8-9日开讲,特邀夏铸九、王军龙、董筱丹、欧宁、石嫣、刘昭吟、赵燕菁、刘宇扬、孙君、林德福、潘陶共11位专家,从各自不同领域出发、多元思想相互碰撞,共同探讨“以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之主题。《乡愁经济》特将讲师授课内容整理成文,以供更广大读者分享。
要了解一个区域的发展,一定要把国家层面的宏观形势和这个区域的经验历程结合起来。区域发展的每个阶段之间会有断点,从数字和发展机制上看,区域发展表现为一种非连贯性,为什么会是不连贯的?研究发现它每次都是和宏观经济的突然变化有关,每当宏观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就会发生比较剧烈的制度变迁,在这个大的制度变迁之下,区域发展的路径就发生了转变。因此,当我们要重新讨论、定位区域怎么发展的时候,就要看看宏观环境的情况。
全球危机必然发生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中,从1961年到2003年,全球的增长趋势从人均GDP看是下降的,每十年下降一个台阶,这与我们切身体会到的经验感知是相违背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是高速增长的,为什么这张图是下降的?这是世界的平均水平。当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下降时,中国在快速增长,说明有些国家衰落得很快。
当中国告别了产品短缺,其生产能力在不断扩张,我们的产品要卖到哪里?要面向世界市场,可是世界市场是这样的:市场容量在不断减少,也就是说我们不断地扩充产能,想要到世界市场上去倾销的时候发现这是矛盾的,这个市场总体容量的增长率是连年下降的。
全球百分之百的经济交易总量当中,99%是虚拟资本的交易,实体资本的交易只占1%。而全球金融资本的主导权并不在中国手里,是在世界货币的发行者美国手里。
上图说明了世界财富的分布是严重不均衡的,图形就像一个高脚杯底座,横轴表示人均收入水平,纵轴表示比重。世界上20%的人占有的财富是80%以上,这是典型的二八定律,剩下80%的人则要去挤20%的财富和收益。因为贫富不均,整个世界社会冲突就会比较多,各种各样的不安全事件也层出不穷。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全球危机是一个必然现象,因为你要用全球人口有限的资源去支持产业资本的不断扩张,然后再用这个产业资本去支持金融资本滚雪球的不断扩张,但是我们的底层是越来越弱的,你越是强调资本收益的时候就相当于从他们身上获取越多。因此,全球发生危机是必然趋势。
金融全球化下的中国
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是美国,当然也可以说它是第一穷国,因为它的债务占全球二分之一以上。为什么它可以借钱不还?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则变了,不再是黄世仁追着杨白劳要钱,说你还不了钱就拿喜儿抵债,而是杨白劳成了大爷,黄世仁说“如果你愿意还债的话我可以把闺女嫁给你”。
上图是美国的资金流动情况,蓝色表示它的资金来源,粉色表示它的贸易逆差,绿色是它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这一买一卖有什么差别?上边是它的金融衍生品,也就是我允许公司发股票、发债券,债券和股票再进一步生成衍生品。从1981年至今,美国发行了两千多种衍生品,目的就是把全球其他国家手中的美元变成它手中的资金来源。它拿这部分钱,一方面去支付买食品、商品的贸易逆差,同时,还用来收购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产业。也就是说,我们买的是一个符号产品,手里的债券或者是手里的金融衍生品,但是它们买的是对我们实体产业的控制权。
再看看我们国内的情况。下图是纺织业的实际数据。任何一个国家,当它进行工业起步、从传统的经济类型转向现代产业时,第一步都是发展纺织业,因为纺织有非常广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同时劳动力直接可以从传统产业转到纺织业。
纺织业曲线的左端是它的主营产品收入,右端是出口收入,我们发现,国内纺织产品外向度早就非常高了,但利润又非常低。广交会上我们的服装不是一件一件去卖,而是论斤去卖,一斤多少钱。我到苏州一个地方去做调研,访谈一个服装企业老板,她主要做代工加工服装,当时给我们展示了一件礼服,非常漂亮,我们看了都很震撼,加工费多少钱?一千块钱,大概是几个工人要做一周。我又问她,最后礼服标价多少?她说合人民币七万八。我们的利润水平仅此而已。
塑料制品业的外向度相比于纺织品略低点。因为纺织业和塑料制品业两个行业利润低,所以我们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就大力发展IT产业。从1999年一直做到2006年,IT产业的产品收入在不断增加,外向度也非常高的。但是利润依旧很低。尽管这是一个高新产业,政府有很多补贴、很多优惠,但是利润仍然很低。有一个我们感到很极端的例子。北大有一个教授说,他的研究生到广东去做调查,有个企业原来是一个鞋厂,一夜之间就变成生产电脑的了,还是那个厂房,还是那些工人。我们可以想一下,它在这个电脑上能获得多少附加值?
不管是哪种产业,如果仍然停留在过去那种加工贸易的方式上,我们面临的恐怕就是这样的微笑曲线。微笑曲线左端是研发,右端是营销,中间是加工生产。如果我们处在中间这个环节恐怕就很难笑得起来。
1999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外向度不断提高,出口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的区间在60%-70%,但同时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到2011年已经超过57%,到现在已经60%,铁矿石有80%是进口的,大豆90%靠进口。
在不平等的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内在区域的不平等也在加剧。我们所有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不仅孔雀东南飞,麻雀也向东南飞。在这个大格局下一个内陆山区如何和沿海地区同步发展?目前国内区域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比1970年的时候还要高。1970年广大山区在进行三线建设,恰好可以缓解区域不平衡。
发展中国家通过一般的产品出口,于是在发达国家会形成一个经常项目的逆差,因为它总是进口商品,当然兜里的钱就待不住,大量地外流,怎么办?这就表现为一种负债,我们大家身边都有钱,有钱意味着我可以随时买东西,但是对于政府来讲,你手里有钞票意味着政府对你的负债,因为你得保证随时有足够的商品供这张货币来实现它的购买力。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我花了大量的纸币去买了人家的实体商品,我当然就获得了铸币税,比如说一张面值100美元的钞票,它的成本是多少?只是五美分。也就是这样的一张纸它可以获得99.95美元的收益。我怎么样保证各国手里持有的美元不集中抢购我的商品?于是我推出一个资本市场,借用资本市场的概念,发展中国家把获得的收益进行再投资,也就是把外汇拿到资本市场上来,这样就吸收了发展中国家的顺差。同时还吸收资源出口国的贸易顺差,比如说中东。
2008年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成本转嫁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宣布实行量化宽松政策,首先把钱投给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这些机构投资者得到的钱主要又投向了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中寻找最能避险的领域——能源、原材料和粮食市场。
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之后,联合国粮油组织预测全球会有38个国家发生粮荒,被预测名单里唯一没发生的只有中国,因为中国战略性地保持着粮食自给率百分之九十以上,但其他国家不仅发生了一轮,而且还在2011年、2012年发生了第二轮粮荒,也就是北非的“阿拉伯之春”。
这些钱首先涌入到能源、原材料和粮食市场,这些产品属于基础商品。机构投资者在这里获得了高收益,赚得盆满钵满。每当这个市场价格下滑的时候,边边角角就会打一场战争,只要一打战争大家都要寻找避险投资,价格就又会上涨。
由于这个高收益并不投向实体生产,因此并不产生国民的消费增加,所以对美国来说,它的内部分化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也是比较明显的,美国发生粮食短缺的人口比重从9%升到了19%,国内能保障低收入人口基本粮食安全的能力也在下降。因为这个能力下降,所以消费需求就开始下降,对于中国这样高度依赖对外出口的国家来讲,实体经济就发生了大幅度下滑,于是我们就紧急出台了四万亿的国债政策,大量投向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替代外需的作用。到目前来看,这是一个见招拆招的过程,还比较主动。
我们的被动在哪里?要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我们的石油,矿产都是不足的,包括钢铁,要大量从国外进口,这就极大推高了基础商品的价格。我们大量从外部进口,恰好是替美国的资本市场消纳了期货价格上涨压力,也就是说它可以把货币增发形成的通胀压力传导到我们国内。
当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被吸收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也推高了土地、劳动力等等这些要素价格。对于和基础设施无关的实体产业而言,外需市场是下降的,资金价格是上涨的,甚至还要借高利贷,同时又面临国内市场上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价格的上涨压力,实体经济就可能衰败。
于是在低收益的现状和预期下,原来投资实体产业的资金就开始大规模地移出,投到了投机品市场。过去房价十年九调控,但是越调越高,是因为金融从实体产业分离发生异化的时候首先倾向于投机品市场,而投机品又以房地产市场为主。为什么调控会不奏效?因为你不能实打实地调控。房地产和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高度相关,很多地方的开发区一旦建成,其实工业用地很难获得正向收益,在大部分地方甚至还要替引来的投资者代建厂房。
我们现在的实体产业处于低收益状态,资金价格又非常高,而美国量化宽松,它的资金利息是0.25%,所有手续办下来是0.5%,香港的融资成本是2%,我们这边银行最正规的信贷也是7%,小额贷款一年是18%,有的地方甚至是20%到30%,那么海外资金进来不用干别的,吃一个利差就够了。
面对发达国家向全球的成本转嫁,光靠国内的宏观调控很难改变这种局面。这是全国的总体数据,从2007年到2013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体上发生了一个指数下滑的趋势,实体产业进入萧条期,这已经成为学界讨论的公认事实。
中国的比较优势
相比之下中国的优势在哪里?和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优势在于政府债务占比很低,还有发债的空间,还有足够的财政空间和货币空间,可以用这两只手去扩张信用。扩张信用干什么?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中央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的大规模的投资,是上一轮我们能够度过经济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2009年,过去靠出口的企业大量倒闭之后,有一个统计说2500万农民工开始失业,他们回到了内地,四万亿的国债投资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中西部的新农村建设,所以他们可以回乡继续在工地上干活,失业压力静悄悄地吸纳了。
我们有城乡二元结构,所以当整个收益降到非常低的时候,可以有蓄水池来替它托底,国家靠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一个倒U型的曲线来增加总地租,然后对它形成一个支持。
不好的地方在于什么?国债投资都是中央投一部分钱,地方要配套,尤其是铁路、公路建设等等,据我所知,比如说铁道部和哪一个省份签定协议的时候,它给你出铁道的整个设施建设,但是征地成本是要地方出的。包括高技术产业园区的建设,于是就形成地方债务的来源,地方做固定资产投资的时候自筹资金的规模就越来越大,这也导致了地方债务的沉重压力。
对于中国来说,环境危机亦是不容乐观,农业污染物占全国污染物的贡献已达到一半以上。农业污染是点源污染、面源污染加上立体交叉污染几种合到一块,最难治理。2011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仅占世界的10.48%,但是我们消耗的能源是多少?全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23%的能源,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25%,整个能耗强度是世界水平的2.3倍。当农业也被进入产业化思路的时候,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20%的人口,这个强度已经很大了,但是我们生产的蔬菜、肉类、水果都是百分之几十,远远地高于20%的这个水平,所以农产品也是过剩的。
新农村,新希望
在全球危机影响下的中国,也许回归乡土,重塑生态文明才是解决之道。
农村并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还是一个生态概念、社会概念、文化概念和历史概念…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不仅仅是各种资源和剩余的输送者,还是工业化与生俱来的制度成本的承载者。
自古以来,农村社区就处于一种相对自给自足、对外半依赖性的状态,这种自力更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也是社区、国家可持续发展下去的基础。农村不仅是食物和原材料的供应地,也是自然环境和文化的保育所,是最宜于人类居住和休养的地方。
过去帝制条件下的乡村治理是一个自我稳定的治理结构,上面皇权,下面族权和绅权。皇权不下县,官僚制设到县一级,县和下面的乡绅、族长打交道,也是一个二八定律,只和乡村中20%的精英打交道,小农则是和这20%的精英去交易。
到了近现代,农村中的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都大量外流,农村发生了治理裂化以及小农的大量破产,就是说地主进城去办工商业了,于是交租方式要改变,以前是秋后打了粮食再交地租,现在变成春前要交钱,这样就等于把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自然风险全都由小农自己一个人承担了,小农承担不住就大量地破产,破产就走向农民起义,这是清朝末年乃至民国时的状况。
有一批有识之士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就开始走向乡村,办各种各样的社团,这就是与民国“黄金经建十年”同步的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三十年,我们则是在每一次城市发生危机时都向农村去转嫁,也就是把城市中的失业人口向农村输送,比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过去讲三农问题,新的条件下三农除了问题还有很多机遇,如何把握?农民的那点田、那点地、那点房子,其实都是财产,都有非常好的开发前景。新三农路径应该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开发农村多元文化。而新经验则是:农民生计为体,多元文化为用,社会参与为纲。
从近年来的乡建实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一,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二,农业除了生产产品之外,还有其他的功能,附加值可以变得非常高。比如说一斤黄豆可能是三块钱,你卖有机黄豆就是二十块钱,这二十块钱还不一定有足够的人来买。但是如果把它开发成一个教育和体验课程,请小朋友来,从给豆子泡水做起,一直弄到做成豆腐,把豆腐带回家,这个过程二百块钱,一斤黄豆就够了,他会玩得很美,又觉得非常值。
现在城里孩子知道的大多数都是没有根的知识,你问他粮食怎么来的,他说粮食是爸爸妈妈从超市里买来的,他甚至还要问你,说一只鸡会长十二个翅膀吗?因为我们在超市里买的鸡翅十二个一袋。当农业加儿童的时候,我们发现休闲农业、体验农业、教育农业,乃至快乐农业,所有这些功能都开发出来了,小孩在土地上玩得非常开心,他只要能打滚、能玩土就好。
中国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资本过剩时代,商业资本过剩、产业资本过剩,金融资本也过剩,应该让国内过剩的金融资本向乡村地方来倾斜,这边有什么?生态环境。良好的产品不是简单地出售,而是你到我这儿来消费,形成在地化的经济,养生、养心都是要慢慢品味的,一定要和在地的资源环境及人文氛围相结合。
当在地化题材不断地吸引着成为市民中的中产阶级,或者剩余金融资本过来投资,不管是产业上的投资还是个体的消费都有了搭便车的渠道。
唯有如此,我们才会最终发现绿水青山真的就是金山银山,而且是子子孙孙永世享用的永不耗竭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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