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继1978年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后,中央首次召开最高规格的城市工作会议。
本期浙江人文大讲堂邀请到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顾问王国平,他从自身的工作经验出发,在浙江中医药大学进行了题为“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的演讲。
“城市兴则天下兴,城市稳则天下稳,城市安则天下安。”中国城市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城市化已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和核心动力。
城市化是利大于弊的双刃剑,关键要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所谓“新型城市化”:
从人口学角度看,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民变市民、城市人口适度增长的过程。
从地理学角度看,就是城市向周边地区扩散、农村变城市、城市规模适度扩张的过程。
从社会学角度看,就是城市文明向农村地区传播,城市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取代农村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的过程。
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城市生产方式取代农村生产方式的过程。
可见,城市化不仅是一个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国民意识转变的过程。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是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两大关键性因素。”
部分专家、老百姓担心,推行新型城市化会不会影响18亿亩耕地红线的保护?会不会影响中国粮食的安全?会不会赶农民进城,赶农民上楼?会不会在城市搞大拆大建,进而出现“空城”、“死城”?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像交通拥堵、城市污染这样的“城市病”?会不会加剧城市日益凸显的“上学难”、“看病难”、高房价等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城市化确实是双刃剑,但是城市化一定是利大于弊的双刃剑,关键要做到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打造2.0版新型城市化。
推进新型城市化,大家要问“新”在何处?“三化四型”就是我们的回答,也是杭州城研中心在国家级课题中的一个回答。即必须坚持以城市网络化、智能化、个性化为要求,以城市有机更新为路径,以破解中国“城市病”挑战为重点,推进中国城市化从经济型城市化转向生态型城市化、从土地型城市化转向人口型城市化、从数量型城市化转向质量型城市化、从粗放型城市化转向效益型城市化,使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引擎。
当前,“拆老城、建新城”的城市化模式,正在吞噬富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摧毁老街、老宅、老树等历史遗产,造成传统风貌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邻里社区的解体,城市记忆的消失,使城市成为水泥丛林,从而抹杀了城市个性,甚至使城市出现了“欧美化”、“同质化”、“千城一面”的现象。
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产生于,也只能产生于其固有的特色,也就是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差异性、独特性,甚至是惟一性,而这只能来自于历史文化遗产。新型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保持城市个性的关键就是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城市的“根”和“魂”。其关键的关键是要摒弃“拆老城、建新城”的模式,确立“保老城、建新城”的模式。这也是杭州迈入新世纪以来最成功的经验之一。
我们发现“拆老城、建新城”这套路子是两败俱伤:城市发展不了,因为它提供不了足够的空间;老城毁于一旦,城市的个性特色消失殆尽。
所以杭州提出要“保老城、建新城”,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钱江新城、奥体博览城以及滨江区的崛起,滨江高教园区的建设等等都是呼应、参与了这一时代的到来。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绝对不是摒弃西湖。杭州保护的重点放在西湖,而建设的重点不能放在西湖,只能放在钱塘江的两岸,实现沿江、跨江发展。
坚持“保老城、建新城”,就要按照“两疏散、三集中”的方针,把保护的重点放在老城区,把建设的重点放在新城区,疏散老城区人口和建筑,推动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高校向大学城集中、建设向新城区集中,进而实现保护与建设“双赢”。
现在,“保老城、建新城”这样的理念已经被媒体、广大市民所认同、接受了。某种意义上讲,“保老城、建新城”这种模式的确立,第一功臣不是城市管理者,也不是专家学者,而是我们广大的市民。
杭州即将承办G20峰会,习总书记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介绍杭州的时候用了两句话,他首先强调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第二句话是“创新活力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