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二月里的一天,上海法租界兰维蔼公园(le Parc Ravinel)西侧的亨利路旁,人头攒动。身着整洁军装的年轻小伙子与手抱画像的姑娘在静静等待,不远的屋顶上站满了人,高高地凝视着。大祭司手举耶稣受难十字架缓缓走出,全场一片肃穆。大门两侧,裸露着的红砖墙面还没完成粉刷。镜头抬起,刚刚落成的洋葱顶四周尚未拆去脚手架。这是一座东正教的新教堂,建筑尚未完全落成,隆重的祝圣仪式就已进行。

图1 - 新教堂落成时的一场祝圣仪式
(图1来源:1936-41年由哈里森福尔曼拍摄,照片来自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大学图书馆的美国地理学会图书馆)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翻出这些由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在1936-41年代拍摄的照片,城市的记忆来到上万白俄寓居上海的年代——他们的信仰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神圣的殿堂,他们的遗产如今依旧保留在这片土地上,等待着生命的轮回。
法租界里的“斯拉夫”社区
(The Russian Town in French Concession)
我们的故事位于上海,却开端于遥远的东欧。十月革命的炮声,终结了沙皇的统治。随后,1917-23年持续不断的“赤白之争”,逼迫大批拥护旧政权的俄国人出逃。有两条主要出逃路径:往西,经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到达欧洲大国法国、德国,或再迁至英美;往东,经由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帝俄经营已久的远东地区,主要落脚点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随后逃往哈尔滨、北京或上海。这些被称呼为“白俄”的人,因1920年代苏维埃政权完全确立,只能以“无国籍俄人”的身份,随沙俄舰队余部飘荡到上海黄浦江码头。
上海租界一开始并不愿收容俄国难民。这些俄民当时生活艰难、辗转流离。而在他们的故土之上,奉行无神论的新政权,开始变本加厉,迫害作为原沙俄国教的东正教。牧首吉洪(Patriarch Tikhon)1920年签署第362号教令,规定“当一个主教区与教廷完全失去联系时,该主教应立即与相邻主教区的主教们组建另一个高层教会机构”,这促使了俄罗斯境外的主教区同年联合起来,成立了东正教海外流亡教廷。由于流亡俄民人数激增,上海在1920年代后期被海外教廷擢升成为东正教的主教区。日益增长的宗教需求,促使时任主教的西蒙(Simon)萌发在上海兴建一座主教座堂的念头。

图2 - 圣母大堂与圣尼古拉斯堂在1932年上海法新租界图上的位置
(来源:作者自绘,底图为“1932年上海法新租界图”)

图3 – 圣母大堂与圣尼古拉斯堂鸟瞰图
(来源:作者建模并自绘)
圣母在东正教的教旨中历来享有崇高地位,西蒙主教决定将这座计划中的新主教座堂献给圣母,故命名为圣母大堂(俄文名Кафедральный Собор во имя Божией Матери,英文名Cathedral of Our Lady of Sorrows)。
从1927年3月开始,西蒙与上海俄侨各界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教堂的筹建委员会。首先开始筹款,委员会除了动用教会内部一部分资金外,主要是向广大的上海俄侨信众募捐,采取的是印制并发放名为“献给天主”认捐券的形式。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相地,西蒙希望新主教座堂能建在俄侨社区的中心,方便信众之余,更重要的是扩大教会的影响力。考虑数轮之后,他物色到的地段是亨利路(Route P.Henry)(今新乐路)与劳尔登路(Route Lorton)(今襄阳北路)交接处的一块地。该地块位于当时的霞飞路北侧,与之相隔两个街区,正是当时俄侨的聚居之地。
成功购地后,西蒙主教开始寻找有名的在沪外国建筑师来设计方案。根据史料【上海市城建档案馆图纸档案,编号D(03-05)-1933-0121)】,上海东正教会实际上先后委托了两位俄籍建筑师来设计圣母大堂。两稿方案分别在1932年12月及1933年6月由建筑师彼得罗夫(俄文名Петро?в,英文名Petrov)与利霍诺斯?J?卢奇克(俄文名Лихонос Яков Лукич,英文名Likhonos James Lukic)分别完成设计并呈送给法租界公董局,中间相隔了六个多月。
西蒙主教原购得的地块南北方向狭长,东西向进深不足,以致彼得罗夫在设计时为争取更多的空间,不得不将教堂撑满整个用地,没法遵从东正教堂传统的“希腊十字式”中心式布局。在初稿方案报送后,西蒙主教认为必须解决用地上的问题。与教会内部人员与设计师再三讨论后,西蒙认为最好的对策是通过购买劳尔登路上一块留作道路扩建的狭长地块来扩大基地。然而购地成功后,西蒙主教不幸在1933年2月去世,接任的维克托尔(Victor)主教将建筑师更换为利霍诺斯。利霍诺斯利用扩大了的基地成功将教堂改成了十字平面,让整体体量往上抬升,并且从中心穹顶空间往外分出了四个均质的洋葱顶,使立面构成更为和谐。在每一个饱满突出的穹顶上,都矗立着东正教标志性的八端十字架。


图4 – 圣母大堂第一稿方案总平面(1932年12月)第二稿(1933年6月)对比

图5 – 圣母大堂第一稿方案的北立面与东立面

图6 – 圣母大堂第二稿方案的北立面与西立面
(图4、5、6来源:上海市城建档案馆档案D(03-05)-1933-0121)
历时约一年半,圣母大堂终于在1936年2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它依凭硕大的体量与丰满的造型,顿时成为亨利路一带的标志性建筑,路人遥遥即可望其穹顶。同时,它的落成标志着上海俄国东正教主教区有了自己的主教座堂,为信徒带来更大的希望。宗教的力量逐渐物化为有形的建筑与城市空间实体,以其“地标式”(landmark)的特征联立起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

图7 – 圣母大堂建成时的景象
同期在法租界高乃依路(Rue Corneille)(今黄埔区皋兰路)18号这块地皮上建起的圣尼古拉斯堂,是圣母大堂的姐妹花。
圣尼古拉斯堂由在移居上海的前俄国远东哥萨克军团首领格列博夫中将向西蒙主教提议,用以纪念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被苏维埃分子以武装暴力推翻,后经审判后被处死。尼古拉二世本人就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格列博夫此举显然想利用宗教力量重唤起白俄流亡者的“爱国”情绪,并以此团结上海的俄侨社会。西蒙本人在政治上是保皇党,两人自然一拍即可,决定将这座教堂的规模定为仅次于上海教区的主教座堂,并为圣尼古拉斯堂。
旅沪俄籍建筑师亚历山大?I?亚龙是圣尼古拉斯堂的设计师。格列博夫与他之所以相中高乃依路上的这块地,是因这一带以独栋别墅为主,建筑密度及容积率都很低,且路旁栽种法国梧桐,蔚然成荫,相当宁静。
亚龙在处理基地问题上的策略是,首先考虑如何在如此小的地块上组建起一个希腊十字式的东正教堂平面,但严格的中心对称不利于教堂与周边建筑的对话。于是,亚龙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将教堂的平面与体量切分成几个等级,通过这若干等级之间的过渡,实现建筑的“自主性”(autonomy)与“城市性”(urbanity)。亚龙为新教堂绘制了一幅黑白墨线设计图,没有完全按照真实场景画,而是将城市环境化约为一个纯粹的自然环境。教堂中央是逐级退台的、依靠分心尖拱式的线脚以及竖向长窗进行过渡的体量。该体量两侧分别是敦实的主门廊以及高挑的钟楼,两者打破了中心体量的中心对称性,在两个侧面共同形成一对均衡的“杠杆”。

图8 - 亚历山大?I?亚龙为圣尼古拉斯堂绘制的设计图
它内部除了圣像画,最引人注目的是从中厅上方的穹顶悬垂下来的大吊灯,共五层,从上到下逐层增加水晶装饰物以及灯泡,造型奇特。该教堂墙身很厚重,室内墙面上砌有彩色瓷砖,用以渲染浓厚的宗教色彩。底层主门廊南侧墙面上的窗为双联窗,其它窗则采取拱形窗。在设计与建造过程中,亚龙的大儿子亚历山大?伊万?亚龙(俄文名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 Ярон,英文名Alexander Ivan Yaron)辅助父亲绘制了圣尼古拉斯堂的建筑图纸,而二儿子亚历山大?A?亚龙(俄文名Александр А. Ярон,英文名Alexander A. Yaron)为教堂内部绘制四幅主要的圣像画,并且为角落处的一些局部装饰纹样提供意见。

图9 - 刚落成的圣尼古拉斯堂
1934年3月31日,圣尼古拉斯堂建成,并举行盛大的祝圣礼,经英诺肯提大主教祝福后正式向信众开放。该教堂最多可容纳400人同时祈祷。
上海东正教的式微
(Decline of Orthodox Church in Shanghai)
欧洲战场的动向波及远东。1940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德国纳粹的入侵迫使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高层不得不改变对东正教的政策,吸纳更多俄罗斯人投入卫国战争。苏联对海外侨胞的政策也相应转变。苏联最高政治机构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1月签署决议,声明“所有侨居中国的旧俄臣民均可获得苏联国籍”,这项政策出台预示着苏联对前白俄残余势力的态度由拒斥转为招拢。在爱国号令的召唤下,大多数俄侨政治态度发生变化,关怀祖国的爱国热情普遍高涨。截至1945年二战结束前夕,大约有2000名上海俄侨提出了加入苏联国籍的申请以及返国要求。
二战结束后,上海俄侨开始出现申请入苏联籍的高潮。史料表明,截止1948年3月底,一共有5批共约5000余人离沪返苏。另外,到了1948年底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逼近长江流域,当时未加入苏联国籍的在沪俄侨纷纷向英美以及国际难民组织要求移居第三国。随着上海租界取消,在沪俄侨越来越少,东正教随之一蹶不振。
上海东正教会在二战后迅速萎靡绝非偶然。它在1920-1930年代的繁荣,完全依赖两个因素,一是俄侨的涌入,二是租界的存在。在这二十多年间,它竟然只集中在众多的俄国侨民中,而没有发展多少中国信徒。当俄侨逐步撤离,上海教会的神职人员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开始逐渐本土化,包括将东正教教理译成白话文、吸纳并提升中国信徒、到兄弟教会(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去观摩等等。
俄侨的减少,一方面迫使莫斯科牧首区不得不启用中国籍神父,另一方面也使得莫斯科逐渐将中国教区移出重要教区的名录,这明显体现在拨往中国的微薄津贴上。此外,苏联在中国北方的势力更为强大,所以莫斯科牧首区宁肯将援助投往哈尔滨。上海教区在1950年代积贫积弱。

1950年夏,中国东正教会大主教维克托尔陪同原在天津教会担任神职的杜润臣(1886-1965年,阿尔巴津人后代,“杜”姓系取自其原俄姓“杜比诺夫”的第一个音节)前往莫斯科,接受全俄罗斯莫斯科牧首区牧首阿列克赛晋升主教之礼。杜润臣因此成为东正教在华传播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主教。回沪后,杜润臣让从北京东正教神学院毕业来沪的教会人员协助开办“东正教道学院”,翻译教义教理,出版福音读本。其次,加强与兄弟教会即中国天主教与中国新教的联系。他详细制定教会日常开支的准则,节缩开支。尽管杜润臣主教多方努力,仍阻挡不住上海东正教会日渐衰落。1953年12月,他给位于莫斯科牧首区的尼古拉都主教的信件中说到:“……无论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经过了革新,都在蒸蒸日上,惟独东正教依然如故,毫无进展,反而趋向末路,这是令人痛心的事。”
杜润臣主教在1965年3月安息主怀,上海东正教会从此无以为继。神父被安排转业,宗教活动随之停止,两座东正教堂也被迫关闭。
文革烙印
(Imprin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教堂、寺庙被迫停止宗教活动,房屋被占用。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路线影响,特别是1958年以后,要求宗教团体献堂献庙,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上海宗教界共捐出10万平方米房产。60年代初,又动员宗教界让出空余房产,支援电子工业建设。在这种政治号召下,上海电真空器研究所迁入圣母大堂。然而,圣母大堂穹顶内部以及鼓座的壁画被认为是“洋人的东西”、“有碍共产主义道路”,全部被灰泥覆盖之后再刷白。圣尼古拉斯堂在文革期间被改为洗衣机总厂,主要用作该厂的仓库以堆放产品。
从以下这张拍摄于文革刚结束时的照片可见,圣尼古拉斯堂最具宗教标志性的穹顶,全部被拆除。当时上海仅剩的东正教徒在圣尼古拉斯堂钟楼的花窗外绘制了毛主席像,如此才让整栋教堂躲过了进一步打砸。文革之后,圣尼古拉斯堂的穹顶才被重新修复。这就是在特殊的政治年代里,宗教被政治肢解的典型例子。两座教堂遗留下来的疤痕,是这种被肢解状况的直接投射。

图10 – 圣尼古拉斯堂在文革时被砸掉中央穹顶以及后来的修复

图11 - 文革期间绘制在圣尼古拉斯堂钟楼外花窗上的毛主席像
资本:变更与重生
(Dramatic Changes and Rebirth)
文革过后,社会一切都在恢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恢复落实宗教政策。中共上海市政府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制定《上海市关于教堂寺庙产权问题的批复》,开始了宗教房产的落政工作,对全市的宗教房产进行全面清理,一大批宗教活动场所得以恢复。
根据发布于1994年2月15日的文件【沪府(1994)8号】,圣母大堂与圣尼古拉斯堂均被列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虽被公布为市级文保,但两座教堂依然被文革时期的功能占据。这是由于上海东正教会信徒数量很少,而且东正教不属于国家宗教事务局首肯的五大宗教之一,所以两座教堂不再能恢复原有的宗教活动。上海电真空器研究所与洗衣机总厂“名正言顺”地将这两座教堂分别收为自己的房产。文革时的政治错乱遗留,变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产权的偷梁换柱。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上海社会风气转变,它们开始被置换进下一种“时髦的”功能。那就是当时社会流行的合资股份与证券交易。
合资股份制公司80年代末开始兴起。上海市在1986年以国营大中型企业为主,选择了八家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上海电真空电子器件公司为股份制试点企业被选中,随后正式成为上海第一家实行股份制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而位于圣母大堂里的上海电真空器研究所,这时被并入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批资产一体化股份制公司。在接下来几年里,该公司发行的股票相当好。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同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整个上海开始陷入对股票的迷狂。这所证券公司1994年入驻圣母大堂时加建了一个夹层,用作内部人员办公室,而底层留作证券公司大厅。此外增建了内部天花,将使用空间与教堂原有的穹顶空间分隔开来。证券大厅内按一般证券公司的布置方式,安装了用于显示股票涨落的大屏幕,“红涨绿跌”成为当时圣母大堂的一道奇特风景。资本的鬼魅成为空间形态的支配力量,而该建筑曾有的历史在资本洪流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九十年代的上海,一方面是方兴未艾的保护与修复历史建筑的浪潮,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众蜂拥炒股紧跟“时尚”。在曾是东正教堂的这里,如同空壳的建筑实体仅存的宗教感被流转的资本无情瓦解。
随着九十年代末期股票风潮慢慢平静,证券行业的不景气,使得这家证券公司难以维持现状,因租金问题,它于1999年搬离了圣母大堂。空置两年后,圣母大堂在2001年底被一位来自台湾的年轻商人收购,被改造成为阿罗哈圆顶音乐餐厅,从当时一张照片看,教堂外“圆顶”二字赫然可见。该餐厅的业主拆除了之前的证券公司在室内加建的夹层与天花,使原来的中央穹顶重新显露出来。由于室内壁画在文革时已被灰泥覆盖掉,业主本想重新请人绘制,但由于没有适当的素材,而且街道办提醒说此举有破坏文物之嫌,因而作罢。为了增加餐厅的营业面积,业主在四个大柱墩的周围加建了一些夹层。同时,为了装饰门面以招揽顾客,该餐厅在五个洋葱顶的外部重新涂了蓝色,并将穹顶顶部的小球体重新镀金。

图12 - 2001年的圣母大堂外景
该餐厅内部号称采用法国式风格装修。昔日东正教堂的穹顶下,如今被置换进一个世俗的餐厅。当时徐汇区、卢湾区的很多里弄街巷(位于原法租界区域内)在九十年代末期一下子就冒出了各种的法国餐厅,一时间这种餐饮消费文化成为“时髦”,在上海这个永久的摩登都市里钻进每一寸可资利用的空间。圣母大堂被阿罗哈餐厅占领就是典型代表,是后现代消费文化对都市空间赤裸裸的改造。
圣尼古拉斯堂同期的命运也相似。它在2002年被改造为一座名为阿香蒂的法国餐厅。在教堂一进门的西厅,设置了一个圆形的吧台。昔日位于东厅的祭坛与神龛被餐厅改造成一处用作餐具展示的空间。

图13- 阿香蒂餐厅当时的室内装潢
在中厅,新绘制了一些宗教题材的绘画,比如圣母与圣子像、圣三位一体等,这些壁画居然成为了餐厅用来招揽顾客的室内装潢题材。具有宗教性的圣像画(icon)被后现代的消费文化消解成为图像(image),从圣物沦为供顾客就餐时满足眼球消费的俗物,无异于招贴画。消费时代的媚俗(Kitsch)艺术成为一种愉悦肢体感官的倾向,消费主体对它的追求直接导致事物本身原有的神性、宗教性、抽象性被瓦解,重新被拼贴成一幅世俗的画面。
媚俗艺术潜移默化地进入大众的生活,“甚至不要求他们的时间”【克莱蒙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先锋派与媚俗艺术》(Avant-garde and Kitsch),1939】,也就是说它打破宗教的永恒性,将一切事物置于短暂、流变、拜物的洪流中。在政治斗争(political conflict)与资本(capital)的力量之后,这两座东正教堂均被改造成时下流行的法国餐厅的事实,反映出媚俗文化作为第三种力量,强烈介入到上海当代都市空间的塑造中。
这两座教堂的命运伴随着中苏(后来是中俄)关系的此起彼伏。文革之后第一次对圣母大堂进行维修是在1988年7月,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因戈尔巴乔夫将于次年5月访问中国,中方特地从各种层面为翘首等待的中苏最高领导人会谈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当年为示中苏友好,除了修缮圣母大堂,上海市政府还修复了位于岳阳路、汾阳路、东平路和桃江路路口的普希金铜像。然而,那次维修并没有更改占据在圣母大堂中的商业功能。
从2004年开始,中俄关系日益紧密,这两座东正教堂的命运也因这种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而发生转变。此前,上海的俄罗斯社会团体和俄罗斯俱乐部不止一次向上海市市政府请求保护并修复这两座东正教教堂。无奈此时上海东正教会的信徒人数只有几十人,因人数太少难以取得合法地位,教堂被占用的现状难以改变。当两座教堂被改为餐厅后,信徒们提出强烈抗议。到了2004年10月,普京访华,并与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宣布确定了中俄全部的边界线。在同年的俄中总理会晤以及俄罗斯对外教会联络部主席都主教基里尔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刘古昌会面上均提到圣母大堂的问题。随后,为表示对东正教徒的尊重,上海市政府下令将餐厅从两座教堂中迁出,并开始了相关的修复工作。
2007年,圣母大堂的修复工程开始。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托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对圣母大堂进行结构检测、室内维修和壁画修复。整个修缮工作历时大约半年,当中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圣母大堂穹顶壁画的修复。修复团队小心翼翼地层层清洗掉灰泥,当逐渐清除完由外及内的白色涂料、腻子、蓝色涂料等三层覆盖物之后,湮没了近半个世纪的精美壁画终于能重放异彩。随后在2009年,俄罗斯油画艺术展在圣母大堂举办,这标志着圣母大堂以艺术展廊的形式获得了重生。

图14 - 圣母大堂穹顶的圣三位一体壁画(局部)

图15 - 鼓座壁柱之间的圣徒像(选取4幅)
2013年5月10日,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俄语Кири?лл,英语Kirill)访华,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随后5月15日,基里尔来到上海,在圣母大堂这里主持弥撒,这是圣母大堂自文革之后首度举行弥撒,有数百名东正教徒参加。基里尔牧首是首位拜访中国的俄罗斯东正教领袖,这一事件也昭示着,当中俄关系日益紧密时,俄国东正教很可能会扩大在华的宗教影响。换言之,圣母大堂与圣尼古拉斯堂存在有朝一日被转回教堂的可能。
启示
(Teaching of these Two Churches)
宗教的政治化(the politicalization of religion)是贯穿在两座东正教堂的设计及早期使用的隐藏线索。宗教可被用作政治筹码,新建主教座堂可成为组织一个涣散的俄侨难民社区的手段。教堂作为有形资产,后来却成为两派背后政治势力对立的教会内部阵营抢夺的对象。而这种教会上阵营的对立,对应着万里之外俄罗斯本土政治局势的动荡。俄国原本政教合一的特殊政治宗教格局被新政权肢解后,东正教却又因各种原因再度被利用起来。宗教始终遭受政治的绑架。
两座东正教堂后来的功能转变,看似剧烈而无规律,但实际上藏匿背后的有三种层面的社会观念——政治的、资本的、媚俗文化的观念。从观念到物质,这个过程有复杂的呈现机制。新中国成立后,它采取的是一种“宗教国有化”的进程,但宽松的宗教政策在十年文革期间被一扫而光。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复兴,九十年代在上海兴起全民炒股浪潮,其背后是资本流通运作的诱惑。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将一切都化约为数量,在资本流转的国度里,无形的数值关系才是决定性的,而作为有形存在的建筑空间根本不被关心。新千年伊始,摩登上海的消费时代开始以颇为小资的法国式餐厅为时尚,当它渗透进原来的宗教空间之后,它利用原有的宗教题材,比如宗教绘画等,来作为自身招揽顾客的招牌。这些被剥夺宗教性后的绘画,就是一种廉价的复制品,媚俗且大众化。
两座东正教堂是两个鲜活的都市建筑案例。它们的实体空间身上被依次投射了教会、政府等各种类型的团体或机构的意识形态影响,凝固了历时数十年的社会记忆,随着上海各个时代而浮沉。
(作者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