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Facebook上有关数据隐私泄漏的事件,动摇了这家科技巨头作为一个行善企业的品牌形象。新闻报道显示,在风险很高时,Facebook一再把(公司)增长置于22亿用户安全之上。Facebook的清算在2018年成功地吸引了世界的关注,但私营技术对公益的风险也在“智慧城市”这个新兴领域中显现出来。
“智慧城市”的概念起源于上一次经济萧条时期,那时候几代人当中占主导地位的IT巨头,如IBM和Cisco,凭借手里的软件和数据驱动的“洞察力”,冲进预算紧张的市政厅,向疲于应付的管理者兜售让电力、水利和交通系统运行更快、更便宜的运行模式。现在,得益于移动设备的普及,世博会上见到的许多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比你想象的还要熟悉。
Uber和Lyft就是个例子,他们承诺通过共享的按需乘车服务来减缓道路拥堵和减少碳排放,但,事实上,他们又似乎增加了人们对汽车出行的需求。因此,大量的新的研究——今年的一波——将他们与城市最近面临的交通拥堵和排放上升联系在了一起。并非网约车而是私家车才是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但是Uber和Lyft是建立在他们人为压低的价格基础上,并得到大量风险资本补贴的模式。到目前为止,Uber Pool和Lyft Line虽然提供了很多拼车服务,并与公共交通机构进行了许多试点“合作”,但这种模式已被证明与人们都想要的更清洁、更快的交通网络并不兼容。
再举一个交通方面的例子,无人驾驶-益在从汽车和科技两个方面去挽救因为不完美和大意而造成的交通事故。但是今年,Volvos公司的无人驾驶汽车在坦佩(Temple)撞死了一位路人。除了依赖的软件有问题,优步采用人工备份司机独自工作,而且还放弃了更安全的机器人汽车测试。从本质上讲,这使得他们的员工更有可能成为同样因分心而致命的受害者,这些因分心导致的撞车事故每年都会发生,这也是坦佩死亡事故的一个促成因素。这并不是说自动驾驶不会变得更好更安全——自动驾驶会变得更好,更安全——但是Uber碰撞事故表明,大多数自动驾驶的行业参与者距离真正取代大多数车辆出行还很远。Waymo的CEO John Krafcik在今年夏天的一次州长会议上表示,自动驾驶普及的时间表“将比你想象的还要长”。
这一事件还产生了操纵车辆的算法存在偏差的可能性。如果在一个明亮的,宽阔的道路上,汽车识别不到一个女人和她的自行车,它应该看到什么?在由自动驾驶汽车运行的“更智能”的城市未来,行人和骑车人的安全移动是否必须遵守机器规则? 工程师可能会说,这听起来好像是更加合理的街景。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高速公路繁荣,向以av(自动车辆)为中心的交通世界转型,可能对制造汽车的公司和驾驶汽车的人都有好处。然而,对于社会来说这听起来似乎更加苛刻。
坦佩的交通事故表明了“技术沙文主义(techno-chauvinism)”的观点,或者认为技术是解决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事实上,通过低技术含量的替代方案可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自动驾驶汽车可以作为消除道路死亡的一种方法来兜售,但除了自动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这起致命的交通事故为坦佩提供了一些机会,包括需要更安全的街道设计,增加人行横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以及更好的保护措施来防止数字化干扰。
最后,还有今年最大的智慧城市故事:多伦多的Sidewalk Labs社区建设项目。这是Alphabet未来城市群长期规划的首个年度计划, 以互联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区,拥有智慧城市完整的细节特征:高效能的预制建筑,传感器驱动的路面和人行道,能感知交通荷载并融化积雪,以及自动穿梭巴士的货运网络。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数字化层”,用以收集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数据,并将其反馈到一个中心地图。
通过与政府制定的非营利性发展机构合作,Sidewalk Labs承诺在项目规划的第一年里建立一个透明的社区参与过程。在Facebook和谷歌重大数据隐私泄露的背景下,更不用说万豪(Marriott)、潘尼拉(Panera)、洛德(Lord)和泰勒(Taylor)以及无数其他公司的数据遭到泄露的背景下,但在多伦多发生的事情包括一份未披露的基础合同、该公司在数据使用计划上的谨慎立场、项目顾问的一连串辞职,以及最近政府对多伦多海滨(政府代理人)的审计,导致三名关键领导人被解雇,并引发了人们对谷歌姊妹公司在多大程度上被割让控制权的严重担忧。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引发的讨论似乎更多是关于如何避免建设一个更智慧的城市。
不过,这些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些公司,像亚利桑那州一样,在多伦多像很多城市一样网约车已经成为常态,政府领导在考虑安全、环境效率和透明的情况下,竭尽所能与私营企业进行合作或对其监管。
这个故事随着叫车服务(ride-hailing)的出现,开始发生转变。今年,纽约对叫车服务的新型车辆设定了上限;华盛顿,芝加哥和其他城市相继对旅游征收新税并用于公交预算。亚利桑那州通过了有关AV技术测试的新安全法,其他州也开始主动制定了以前没有的法律。但是,尽管美国的一些地区开始实施数据隐私的保护措施,但保护公民不受不必要的数据使用和暴露的框架充其量是零零碎碎的,与欧盟新的全面的GDPR法律相比,显得力度不够。
简单来说,这些科技公司尽管有宏伟的社会承诺和良好的意图,但进入公众领域的这些科技公司,并不总是优先考虑公共利益。归根结底,他们的使命是有股东利益驱使,而非利他主义。这个基本事实没错,但这会使这些科技公司迷失在“智慧城市”的迷雾中。2019年,在应对软件升级时需要更加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