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了外部巨变冲突凸显期,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肯定会产生深远影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它有一些具体表征,一是世界经济未来中长期走势的问题,增速下行肯定是个大概率事件,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到现在并没有完全解决。二是国际形势多变和急速变化,大家都能看到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都在迅速抬头,冲突有加剧化的趋势,同时引发了全球经济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就是贸易摩擦骤然增多。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恐怕会贯穿“十四五”,甚至更长的一个历史阶段。
2021年起我国人口发展将进入关键转折期,虽然这两年开始放开了二胎政策等等,从实际效果来讲并不理想。人口增长趋势减弱,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缓慢缩减,城镇人口增幅总体来讲也会出现明显下降。真正全国一起上,大扩张的时代,正在比较快的过去。中国老龄人口很快就会出现第一个增长高峰,中国也会很快进入到一个深度老龄化社会,失能老人数量的增速会非常快,这对未来中国城镇化都是有很大压力的。
城乡双向流动日益频繁,实现乡村振兴农村人口也需要保留在一个必要的水平。中国城镇化到什么时候是一个比较正常或者比较均衡的状态。从农业集中考虑,一是全要素农副产品完全实现自给自足;二是保口粮加工业用粮、饲料粮;三是只保全民口粮。不管用哪些想法测算,都可以倒算出来,在农村维系多少人口才能维持基本保障国家安全的农业生产活动。
从最终的情况看,最低限度也要6%到7%的人口留在乡村,才能维系这样一个基本的城乡生产之间的平衡。我们在广大的乡村地区是不是只有农业?肯定不是,尤其在城市群、都市圈里面所谓的农村地区,它其实已经在大量承接城市功能的外溢。比如在解决城市居住问题、度假问题、疗养问题、康养问题等等,这些地区的农村在迅速职业多样化、身份多样化、功能多样化。
人口流动进入了一个调整期,流动模式从单向流动向全方位、多层次以及多元化流动在转变。这种长距离、跨省的流动、东西部之间超大规模人群流动其实在逐渐缓慢下降,慢慢趋于稳定。但是城与乡之间的流动,中短途的流动强度越来越大。随着我们一系列落户政策有效实施,家庭化的流动趋势会增强,流动人口流入地家庭规模会进一步扩大。
人口跨省流动的比例,近几年的数据观察来看,在逐步下降,但是省内跨市流动比例在上升。东部地区仍然是流动人口主要目的地,但是人口流动由集中流向东部地区逐步向中西部分散。有些新的明星城市,大家经常在抖音、各种新媒体上看到的重庆、成都、西安,甚至是这次爆发疫情的武汉,都是抢人大战很核心的城市,它的吸引力也在迅速上升。
制造业逐步向中西部扩散趋势很明显。从热度分布度来看,除了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是历史优势,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形成了若干高度集中的制造业板块。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程度逐渐会超过第二产业,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实现产业服务化。东部地区仍然是吸引城市人口最庞大的主力,从全国服务企业的空间分布、三次产业结构的分布和人口热力图的分布,都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在继续发展。
科技创新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功能等级进一步提升,并赋予城镇突破等级跃迁的可能性在加大。新型城市发展机会增多,最终从全球的规律看,会推动城镇体系扁平化发展。中国的城镇体系跟传统资源分配体系是有关的,当政府掌握资源的绝对量和绝对分配权的时候,它一定是城市的等级决定了它可以获取的资源。
随着这些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逐渐被市场化,其实它的等级效应会进一步的弱化,整体的城市网络扁平化趋势会进一步增强。这里既有科技创新对城镇化的积极推动作用,也有教育水平带来的推动作用,还有一系列的创新对所谓新经济区位的偏好。
从科创角度来讲,像北上广这些地区,为什么都存在科创企业溢出的问题。这些地区的房价、地价、生活综合成本,远不是支撑这些创业人群所合适的东西,所以它的溢出效应这些年表现的非常明显。哪怕是深圳,作为企业创新、产品创新最主要的城市,这些年也出现了明显的溢出效应。周围的东莞等等很多所谓当年珠三角二线甚至三线城市也在大量承接这样一个溢出功能。这个都为大城市周围的中小城市特色化发展或者说新型城市的出现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
当然消费会成为拉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也是推进城镇化进程最大的需求。当时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很多国际经济学家看好中国城市化进程能够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判断。
对城镇化的挑战来讲,就是从高质量的城镇化走向全面现代化的城镇化。
第一个阶段,高质量现代化当时定的目标是25年左右,这里面有一些发展速度的需求,仍然像前三四十年那样平均下来维持每年1%左右的中速增长。当然开始做区域均衡的探索、城乡新关系建立,以及发展动能转化,以及所谓发展路径的进一步绿色化。
第二个阶段,到35年是一个新型城镇化相对成熟阶段,人的素质提升和无差别化发展的追求变成主要的动力。从发展的动能来讲,服务经济和新型工业化经济是一个双轮驱动的态势。
第三个阶段,最终我们会走向一个全面现代化的城镇化,人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不同地区的人群享受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这是最终的一个状态。它不仅仅是聚焦于当时若干年前提的“三个一亿人”的问题,而是更加关注全体人民的全面需求,不仅仅关注区域协调和城市群建设,最终要关注建立国土均衡和符合中国国情国土空间管控体系。不仅关注形象上城乡一体化,而且要关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以及乡村可持续振兴。不仅仅时段性的脱贫,而是要一劳永逸持续性的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不仅仅强调生态保护,而且要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到城镇化全过程、全领域当中来,要全面协调多元动力对城镇化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更主动的参与全球合作,提升中国人居文化和城乡文明的全球感召能力。
这些都是摆在我们下几个发展阶段当中,所谓从高质量城镇化走向前面现代化城镇化过程迈出去的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