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大理这两年变化很大,人群慢慢更迭,你个人有什么变化吗?
许崧:我心态上是没有变化的,它确实经过一次危机。我们在古城里本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有它自己的土壤、气候、阳光、雨露,有各种养分,本来可以生机勃勃的,但那次危机后就变了。
行李:危机具体是指什么?
许崧:古城房价全涨,阿德在人民路的书店,四年里,房租从一年一万八慢慢涨到十六万。
行李:是因为另外一拨有钱人来了?
许崧:有人提着一堆现金来,你出多少钱我就给多少。这背后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看好大理的未来市场,一部分是因为有投机客,为了未来商业上的增值,只要价格在他的区间范围内,他都可以买。
但这个是你不可控的,我们最甜美的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暴风雨将要来临的前夜。因为在前面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一个低活力的地方,没有形成紧密的社区。猫猫果儿幼儿园的创始人陈钢这样的“老大理”认为,过去是没有社区的,都是一帮嬉皮士,各自混自己的小圈子,在人民路上碰到,都会扭头避一下那种,谁也看不惯谁。陈钢讲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故事,他原来住在古城里最牛的几个院子之一,有一天一个嬉皮士来敲门,打开门,人是不熟的,但牵着一条狗,扭着头说“我们家那个谁谁想你们家那个谁谁了”,就是他们两家人的狗,那只门外的狗哧溜就进去了,那就进来喝茶吧。
人的关系是这么缓慢地、偶然地,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原始生态,你可以看到幂律分布中最平缓爬坡的那一段,一直爬到一个转折点,一下就上去了,那个转折点,叫“自媒体”。跟我们现在研究的理论完全应合,人的交往就是“分享—合作—一致行动”的过程,首先我得知道你是谁,在过去分享非常稀缺的情况下,人们是靠猜。但在自媒体时代,你只要开始说,其他人开始转,开始跟帖,那你的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就开始表达出来了。
行李:这个转折点发生在哪一年?
许崧:二〇一〇年,微博兴起,我就是那时候来的。微博嘛,你关注谁是不需要他同意的,所以当时把好多邻居都关注了,我这叫“监视邻居”,我专门把这些都凑一块儿,分组叫“监视中”。
就这样,你攒着攒着这些人和他们的动态,古城要做什么事你肯定知道,“分享”完成了。
接下来,聊天就是“合作”。从最基础的聊天,到聊得好了,这个周末我们去哪儿露营去?“一致行动”开始。就这样,“分享—合作—一致行动”,人的关系就开始建立起来。
大家都知道大理住着很多“妖魔鬼怪”,如果有一些活动,就会互相碰到,社区关系进而变成凝聚力。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是音乐人欢庆的演出,大概在二〇一一年,他把生活在大理的、路过大理的音乐人通通逮住,每人录一首曲子,就叫《乐大理》。然后把街坊们都请了来,在洱海门一排房子里,用非常牛气的干法:买唱片送门票,买门票送唱片,做了一次演出。演唱会阵容强大,周云蓬、欢庆、张佺、陈志鹏,全都是最好的民谣歌手。那天真是好开心,离春节也很近了,街上张灯结彩,春联贴好了,新棉袄也做好了。下午两点开唱,唱到中间,大家散伙吃饭,吃完饭再回来接着唱,那种欢乐!城市里不可能有的。而且没有门票,就是在手上盖个戳,回头吃完饭看看戳再进去,就是那种信任体系,一直到晚上十点。
这也是环境改变行为,当这些人全都聚在古城的时候,这样的局很容易凑,现在再凑就不容易了。
行李:因为社区环境变了?
许崧:对,我刚才讲大理经过了一次危机,社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将你的土壤连根拔起、铲掉。它是一个生态,离开了土壤,生态链就完了。过去一条胡同,一条里弄,几十年都是这样的社区生活,忽然拆迁了,邻居四散开,整个社区就不存在了。我们经过的危机当然没有这么暴力、坚决,但也经过了一次小规模的震荡,我们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被从古城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