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思维给规划带来的概念和隐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有可能打破公开而徒劳的分析以及严苛保守的干预,并由此重构规划,以便我们能够重新看待。长期以来,政策和实践体系的重要性,以及重构作为一种潜在的变革性活动的作用,一直是规划领域的重要讨论(Forester, 1989; Fischer, 2003; Rein & Schon, 1993)。本次特刊的作者撰写了关于“演进韧性”如何改变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假设—规划所固守的确定性、蓝图、预测和均衡的标志。所有作者都指出了这种重构可能发生的各种理论和实践方法,体现了一些尤为重要的特点。首先,韧性思维提供了打破规划对秩序、确定性和现状迷恋的概念和方法。韧性思维认为变革是正常的,动态化是系统运作的固有部分,强调“预设变革、解释稳定性,而不是预设稳定性、解释变革的重要性“(Folke et al., 2003, p.352)。
其次,韧性思维强调,为非线性、复杂系统和内在动态系统准备“蓝图”这类的策略从根本上是徒劳的。尽管这种“工程”式运作模式仍然深深根植于规划政策和实践方法之中。正如Funfgeld和McEvoy在本专题所表明的,似乎在气候变化应对的策略中这种方式最为明显,这些策略旨在解决有界系统中的线形因果关系。韧性思维可能以自由的形式避开任何被定为“正常”的舒适状态。如果在某种干扰或剧变之后,一个系统发生了不同于以前的转变,这并非被视为韧性的失败,而是该系统内在的可能性。在这种假设下,例如,如果我们不再谈论回到“正常”的房地产市场或“正常”的经济,而是把重点放在转型的可能性上,转向一个可能更好的房地产市场,或更公平地分配经济资源,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些转变。
第三,由于韧性思维不会使社会和生态系统脱钩,因此它具有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复杂、深刻和动态的社会生态问题的独特潜力。韧性要求从“生态现代化”占主导的环境观转变为将生态价值置于规划师关注大前题的方式方法上来。
在本次特刊里,Haider和同事Wilkinson特别展示了规划中韧性思维具有的潜力。这两篇论文反映了如何采用“韧性评估工作薄“的方法,以更加透明和连贯的方式揭示社会经济、生态、文化和政治现象之间的联系。正如Haider和同事在论文中所反映的那样,我们在规划叙事中,有多经常能够同时概念化战争、难民、粮食波动、腐败和植被流失?在阿富汗北部,传统的规划方法可能试图测绘彼此无关的数据,例如植被类型、集水量、土地利用和可达性,而不太注意驱动该地区发生变化的更根本因素。同样,在Wilkinson关于在瑞典北部应用韧性评估手册的论文中,官员们能够通过和标准规划模式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规划、粮食安全、青少年和能源之间的联系。
韧性思维的所有这些方面对于规划理论和实践都很有用且具有潜在的洞察力。然而,这些都不属于真正的新事物:我们并非对这些不屑一顾,而是要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在该领域内部和边缘,一直存在着类似“重构”规划的方式。韧性思维与“思考空间的相互关联“(Davoudi, 本期), 解释性、对话性和后结构主义概念下的城市治理高度相关(Wilkinson,本期)。长期以来,我们利用一堆社会科学之外的方法论来批判“秩序意志”和控制时空的欲望(Friedmann, 1993; Sandercock, 2003; Scott, 1998)。我们也从可替代的理论观点获得启发,来发展具备更强关联性、流动性和解释性的规划方法(Davoudi, 2011;Davoudi & Strange, 2009; Healey, 2007; Hillier, 2007)。在这个意义上,规划的“演进韧性”论只是为这些长期存在的呼声增添了另一种声音。
如上所述,韧性思维给规划带来的一个重要的新观点是,它认为社会和生态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虽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一直在规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气候变化,但在规划中使用的理论概念和实际工具似乎与作为社会基本条件的生态系统的概念不相协调。因此,我们很少看到我们一贯定义的“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韧性思维之所以受到欢迎也是因为其不仅为规划中的这种“脱节”提供了新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