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给我发私信,说有的地方借新一轮空间规划的东风,以提高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效率的名义,通过拆村腾出建设用地指标,满足镇区扩张需求。规划师明知这种做法有待商榷,但面对项目合同的压力,左右为难,进则有违职业初衷,退则饭碗不保,于是自嘲“规划再次沦为傀儡与工具”。
其实,类似的声音这些年始终没有绝迹过。简单地批评地方政府不是负责任的做法,撤村并点曾经是发达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常用的政策手段之一,通过这一方法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义务教育设施的使用效率,提高乡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同时腾退部分废弃或低效乡村建设用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批评之声主要集中在:提高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效率通常并非撤村并点的初衷,农民脚下的宅基地及背后的建设用地指标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农民故土难离的情结未被尊重,简单粗暴地一刀切让乡亲寒心;过度集中居住造成就学就医和耕作距离增加,带来生活成本上升;新居民点楼房设计无法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习惯之需,人上了楼,生计反成了问题;等等。
在市场短期无法解决效率低下问题的情况下,在建设用地继续实行指标化管理的客观环境下,乡镇几乎无法获得所需的建设用地指标,为了满足其建设需求,撤村并点自然成了重要的选项,提高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于是成了名正言顺的理由。这在城镇化速度较快,尤其是大中城市周边的农村,变得更为普遍。
问题在于这种措施是否充分尊重了农民的意愿,能否保障农民在集体土地上的所有权益,是否确保了农民成为这种腾挪的最主要受益者?假如这些前提无法满足,就难怪有人质疑撤村并点的真实意图了。
刊载于《》杂志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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