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期规划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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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伟:城市增长理论之争——鸡与蛋的关系
2016-04-18 徐伟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为什么某些城市发展得快,另一些则慢?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最近关于北上广深的起起落落之感叹,似乎在说权力、金融、科技是中国当代城市发展的要害所在,而以贸易为生的广州居然被马云的杭州淘了下去。
这些众说纷纭,当然都经不起推敲。但就是在严谨的学术界,讨论起这样一个题目,大家也是热泪盈眶、捶胸顿足、鸡对鸭讲而莫衷一是。
推动并深化新经济地理学的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由于发现了效益递增的经济原理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这一观点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就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过了。
但产业集聚而产生的城市专业化是不是城市更容易增长的充要条件呢?依旧不得而知。
斯托帕(Michael Storper)最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试图从专业化、制度建设、劳动力市场三个方面来解释洛杉矶的发展速度为什么赶不上旧金山湾区,认为企业是鸡,员工是蛋,且一定是先有鸡再有蛋。
旧金山湾区的鸡,品种新,长得大而快,发展自然快。
但加拿大的‘半个家庭妇女’思想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六十年代就回答了美国城市死与生的问题。
她用写流行读物的方式告诉世人,城市是个生命有机体,犹如生态系统,城市多样化为城市适应时代变化提供了根本的机制,多样化而不是专业化是鸡,其他是蛋。
哈佛大学的格莱泽(Edward Glaeser)读了雅各布斯的简易流行读物,大受启发,认为空调系统的发明,使得美国南方城市得到了发展的契机,老美由于出汗就身体发臭,在空调发明以前,为了不恶心自己,只能躲在北方。
适境(Amenity),解释了城市的起起落落。所以,是人而不是企业是鸡,其他都是蛋。
大牌Pop学者佛罗里达继承了这一说法,认为信息时代的城市成长的充要条件:才能(Talent)、技术(Technology)、容忍(Tolerance)。
这就产生了以3T为准的新鸡,而政府、企业等则沦落为蛋,有鸡才有蛋。
当然,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叠耿(Peter Dicken)则认为城市成长的机理在全球化时代不再是由一个城市本身的条件所决定的了,生产网络是全球化时代城市成长的鸡,其他都是蛋。
相应地,一个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操控力(Saskia Sassen)、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利位置(Eric Sheppard)以及它的投怀送抱能力(杨伟聪的说法:所谓的战略耦合),是城市成长的充要条件。
至此,在我们的文明史上,第一次开始从局部拓展到全球尺度讨论城市成长的这种鸡与蛋的关系,那些基于地方(Place-based)的过程,悄悄地被抛到九霄云外。
可以看出,关于城市成长中的鸡与蛋的关系问题,其实是无解的。
为什么如此?也许是因为全球经济社会的性质与尺度空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经济发展的长波周期、产业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经济危机周期,过度积累周期,社会分配周期,人口变化周期等,需要不同的城市禀赋、优势条件来匹配,相应地,就产生了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现象。
由于我们的社会经济政治充满了变化,所以解释城市的起起落落现象之理论也不可穷尽。
譬如,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就开始寻找能够应付危机的理论解释,在欧洲,就有了Resilience的理念,不知道这些Resilience理论创造者对雅各布斯的书及其多样化概念有多深的研究、对C.S. Holling的生态系统Integrity思想有多少体会;那里也有了所谓的精明(Smart)城市发展,也不知道他们的举措为什么就能高人一等。
在中国,在政府一枝独秀之下,则有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方针。
社会科学理论,似乎怎么证明都不会错,但如果对上面所讲鸡与蛋的关系不甚了解,则一切所谓的城市发展、产业升级,只能是画饼充饥,沦为空谈。
在社会正在被信息解构的今天,如何跨越福柯(Michel Foucault),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后结构主义的虚无,揭示信息社会的城市再购、扶植后理性社会的重建,使得我们在摈弃新自由主义的公共紧缩和市场理性之后,产生一套城市成长的新的、有良心的鸡与蛋的关系,我们这些做城市与区域研究的,也不枉此一生。
作者简介:徐伟,加拿大莱斯桥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紫江学者。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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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安全视角下的旧城有机更新规划
2016-04-18 规划师杂志
摘录:安全风险辨识
西沽地区的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由于西沽公园为封闭的公园,四周被围墙遮挡,导致在安全事件发生时居民不能及时疏散到这里,使公园的防灾避险功能降低。
此外,西沽地区只有西侧可以进行紧急疏散,如果紧急情况下道路被阻断,将造成不可估量的人员及财产损失( 图6)。
开敞空间安全风险:区内道路的可达性决定了开敞空间的覆盖范围。由于西沽地区的道路与外界的连通性差,开敞空间实际覆盖范围较小,且总体呈不规则三角形,造成开敞空间的可达性较差。由此,规划需要提高街区内部道路与外界的连通性,形成道路空间网络,并增加开敞空间数量( 图7)。建筑环境安全风险:规划通过对地区建筑的现状调研,对建筑安全度进行评估,主要评估指标有建筑年代、建筑结构改变程度和建筑材料。三个指标通过加权归一化处理,得到五个等级结果,由高到低分别为安全、较安全、一般、较危险和危险。将评价结果与栅格数据进行关联,得到建筑安全度评价结果图( 图8)。疏散安全度( 图9)和避难安全度( 图10) 的评价过程与建筑安全度的评价过程类似。依据三者所占比例和重要程度进行加权计算,最终得出建筑综合安全度 ( 具体算法为:建筑综合安全度= 建筑安全度×0.3+ 疏散安全度×0.3+ 避难安全度×0.4)( 图11)。根据评估结果和历史文化价值,可将建筑分为保护保留、维护修复、更新整治和拆除重建四类,并分别进行改造。空间句法分析结果显示,西沽地区的内部便捷性不好。通过分析得到,西沽地区的相关系数为1.696 1,拟合系数为0.601 5,说明区域现状智能度不高,局部空间与周边空间不连续;南部小区与周边空间不连续,出现明显断层(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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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8大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经典一览
2016-04-18 新土地规划人

巴黎当前使用的下水道系统建造于19世纪下半叶,因其系统设计巧妙而被誉为现代下水道系统的鼻祖。
巴黎的下水道总长为2484千米,拥有约3万个井盖、6000多个地下蓄水池,每天有超过1.5万立方米的城市污水通过这个庞大的系统排出城市。

设计之初,管廊里同时修建了两条相互分离的水道,分别集纳雨水和城市污水,使得这个管廊从一开始就拥有排污和泄洪两个用途。

如今,这些管廊已经不仅是下水道,巴黎人的饮用水系统、日常清洗街道及城市灌溉系统、调节建筑温度的冰水系统以及通信管线也从这里通向千家万户,综合管廊的建设大大减少了施工挖开马路的次数。
特点:总长已达2100千米,并已制定所有大城市建设综合管廊的长远规划。
1926年,日本在关东大地震以后的东京复兴建设中,完成了包括九段坂在内的多处长约1.8千米的共同沟。

采用盾构法施工的日比谷地下管廊建于地表以下30多米处,全长约1550米,直径约7.5米。日比谷地下综合管廊的现代化程度非常高,承担了该地区几乎所有的市政公共服务功能。

特点:采用盾构开挖,在大深度地下建设综合管廊网络系统。
上海于1994年在浦东新区张杨路人行道下建造了两条宽5.9米,高2.6米,双孔各长5.6公里,共计11.2公里的支管综合管廊,收容煤气、通信、上水、电力等管线。

特点:我国第一条较具规模的运营地下管廊。

新加坡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是有详细规划设计的:地表以下20米内,建设供水、供气管道;地下15米至地下40米,建设地铁站、地下商场、地下停车场和实验室等设施;地下30米至地下130米,建设涉及较少人员的设施,比如电缆隧道、油库和水库等。

滨海地下管廊距地面3米,全长3.9千米,工程耗资8亿新元(约合35.86亿元人民币)。
特点:容纳供水管道、通信电缆、电力电缆,甚至垃圾收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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