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组团受访者比例过小,不具代表性,因此该部分的讨论仅针对居住在A、C、D3个组团的老人。A 组团的消费设施分布属于“沿街”型——组团东侧为调研小区商业主街,主街上有1 家小型菜市场( 营业面积约为150m2)、1 家出售生鲜蔬菜和肉类的小超市( 即友阿超市,营业面积约为400m2)。D组团的消费设施分布属于“混合”型——东侧有1家社区大菜市场( 营业面积约为23900m2),组团靠近岳华路上的众多便利店和餐馆,同时靠近人人乐大超市( 营业面积约为3400m2)。C 组团的消费设施分布属于“大超市”型——地块内部有新建成的社区商业中心,沃尔玛位于其负一楼,营业面积约为4000m2)。按每位老人家周边设施取组团平均值,D组团设施数多于A、C组团,特别是便利店、水果店和餐馆这三种非公益性设施(表2)。
A组团仅六成老人自述从家出发步行15~20分钟内有菜市场。可是,笔者发现所有A 组团老人家750m范围内至少有1 家菜市场。同样,A、C组团老人自述从家出发步行15~20分钟内有1家大超市,D组团老人自述有2家,但实地观测结果显示3 个组团任何一位受访老人家750m范围内都有同样2家大超市。所有老人中约三成老人认为家周边没有便利店,但实地观测老人家周边的便利店平均数达到24家(表3)。
小区菜市场规模小,社区菜市场距离老人比较远,这两个因素可能是四成A组团老人不认为从家出发步行15 ~ 20分钟内有菜市场的主要原因。距A 组团近的小区菜市场营业面积只有150m2,而规模大的社区菜市场距A 组团平均距离为1350m(平均距离比D组团远537m,比C组团远759m)。距离可以解释为什么A、C组团老人认为从家出发步行15~20 分钟内只有1家大超市。A、C组团距离人人乐超市的距离分别为968m和852m,D 组团与人人乐超市的距离仅为487m。
老人对便利店、水果店和餐馆数量的认知与实地观测数量高度不符,这一点超过预判。调研小区是一个绿树成荫、人行道平整宽阔、出行安全指数高的区域,且这三类设施离老人距离较近(表4)。受访老人在小区内居住的时间长,受教育水平较高。因此,对这三类非公益性消费设施来说,主观感知与实地观测在数量上产生的差异难以用既往研究发现的步行环境差来解释。
A 组团老人高频( 每周2~3次或多于3次) 使用菜市场的比例为17%,远低于C 组团和D 组团(80%和72% )。A 组团老人高频使用便利店的比例为28%, 而C、D 组团均为0。C 组团老人高频使用水果店和餐馆的比例分别为60%、25%,D 组团无老人高频使用水果店和餐馆。
对总样本人群来说,新开沃尔玛超市并没有极大地降低或者增加老人使用各种设施的频率(图3)。这一结论与西方文献针对全年龄段人群的研究结果类似。即使是受新开沃尔玛超市影响最大的小超市,虽然高频使用小超市的老人比例降低,但中频使用( 每周1 次或每月1 次) 的老人比例升高。A 组团老人高频使用小超市( 每周2~3次或以上) 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 从18%下降到9%),但中频使用( 每周1 次) 的比例从45%上升到55%。而且,尽管A 组团老人基本只能依靠超市买菜(不去或基本不去菜市场的比例高达67%),沃尔玛超市也未显著减少A组团老人使用小超市的频率。沃尔玛超市开张后,其他组团老人也出现了类似的小超市和菜市场的高频使用降低、中频使用增高的情况。
与既往研究结果类似,距离与老人使用公益性消费设施的频率有关。A组团老人使用菜市场的频率远低于其他组团,可以用A 组团距离大的社区菜市场更远,附近只有小菜市场来解释。新开业的沃尔玛超市对A 组团老人使用小超市的频率影响不大也说明距离近的设施更能吸引老人来买菜(A组团离沃尔玛超市524m,离小超市友阿超市404m)。当问及“您觉得使用大超市最不方便/最方便的地方在哪?”时,有约70%的老人提及的影响因素与距离有关,譬如大超市购物流线复杂、买单需要排队等待。距离和数量对使用非公益性消费设施的影响不明显。虽然D组团老人家周边750m范围内的便利店、水果店和餐馆数量为A 组团数量的两倍,但D组团老人高频使用这三类设施的比例均为0。老人之所以清楚家周边便利店的位置主要是因为家中小孩有购买零食的需要。绝大多数熟悉家周边餐馆品牌的老人前往就餐是出于宴客需求。这说明只有在实际使用需求的驱动下老人才能感知便利店或餐馆,家庭、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比设施距离远近和设施数量更好地解释老人如何感知与使用非公益性消费设施。
从经验行为主义的角度,问卷调研和实地观测提供了一些线索,支持本研究分析空间因素和设施感知与使用的关系。笔者认为,可以用设施距离和设施规模解释老人对公益性消费设施的感知和使用情况。但无论是设施距离还是数量、规模都难以解释3个组团老人在非公益性消费设施的感知和使用频率上表现出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