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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徐伟，加拿大莱斯桥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紫江学者。为什么某些城市发展得快，另一些则慢？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最近关于北上广深的起起落落之感叹，似乎在说权力、金融、科技是中国当代城市发展的要害所在，而以贸易为生的广州居然被马云的杭州淘了下去。这些众说纷纭，当然都经不起推敲。但就是在严谨的学术界，讨论起这样一个题目，大家也是热泪盈眶、捶胸顿足、鸡对鸭讲而莫衷一是。推动并深化新经济地理学的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由于发现了效益递增的经济原理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这一观点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就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过了。但产业集聚而产生的城市专业化是不是城市更容易增长的充要条件呢？依旧不得而知。斯托帕（Michael Storper）最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试图从专业化、制度建设、劳动力市场三个方面来解释洛杉矶的发展速度为什么赶不上旧金山湾区，认为企业是鸡，员工是蛋，且一定是先有鸡再有蛋。旧金山湾区的鸡，品种新，长得大而快，发展自然快。但加拿大的‘半个家庭妇女’思想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六十年代就回答了美国城市死与生的问题。她用写流行读物的方式告诉世人，城市是个生命有机体，犹如生态系统，城市多样化为城市适应时代变化提供了根本的机制，多样化而不是专业化是鸡，其他是蛋。哈佛大学的格莱泽(Edward Glaeser)读了雅各布斯的简易流行读物，大受启发，认为空调系统的发明，使得美国南方城市得到了发展的契机，老美由于出汗就身体发臭，在空调发明以前，为了不恶心自己，只能躲在北方。适境(Amenity)，解释了城市的起起落落。所以，是人而不是企业是鸡，其他都是蛋。大牌Pop学者佛罗里达继承了这一说法，认为信息时代的城市成长的充要条件：才能（Talent）、技术（Technology）、容忍（Tolerance）。这就产生了以3T为准的新鸡，而政府、企业等则沦落为蛋，有鸡才有蛋。当然，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叠耿（Peter Dicken）则认为城市成长的机理在全球化时代不再是由一个城市本身的条件所决定的了，生产网络是全球化时代城市成长的鸡，其他都是蛋。相应地，一个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操控力（Saskia Sassen）、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利位置（Eric Sheppard）以及它的投怀送抱能力（杨伟聪的说法：所谓的战略耦合），是城市成长的充要条件。至此，在我们的文明史上，第一次开始从局部拓展到全球尺度讨论城市成长的这种鸡与蛋的关系，那些基于地方（Place-based）的过程，悄悄地被抛到九霄云外。可以看出，关于城市成长中的鸡与蛋的关系问题，其实是无解的。为什么如此？也许是因为全球经济社会的性质与尺度空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经济发展的长波周期、产业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经济危机周期，过度积累周期，社会分配周期，人口变化周期等，需要不同的城市禀赋、优势条件来匹配，相应地，就产生了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由于我们的社会经济政治充满了变化，所以解释城市的起起落落现象之理论也不可穷尽。譬如，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就开始寻找能够应付危机的理论解释，在欧洲，就有了Resilience的理念，不知道这些Resilience理论创造者对雅各布斯的书及其多样化概念有多深的研究、对C.S. Holling的生态系统Integrity思想有多少体会；那里也有了所谓的精明(Smart)城市发展，也不知道他们的举措为什么就能高人一等。在中国，在政府一枝独秀之下，则有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方针。社会科学理论，似乎怎么证明都不会错，但如果对上面所讲鸡与蛋的关系不甚了解，则一切所谓的城市发展、产业升级，只能是画饼充饥，沦为空谈。在社会正在被信息解构的今天，如何跨越福柯（Michel Foucault），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后结构主义的虚无，揭示信息社会的城市再购、扶植后理性社会的重建，使得我们在摈弃新自由主义的公共紧缩和市场理性之后，产生一套城市成长的新的、有良心的鸡与蛋的关系，我们这些做城市与区域研究的，也不枉此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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