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面临着这些严峻的困境,但仍有两个理由认为,纽约市会在新冠疫情后之后回归。首先,事实证明,城市总体上对巨大冲击的恢复弹性极强。2002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Donald Davis和David Weinstein研究了二战期间被轰炸的日本城市。他们发现“临时性的冲击,甚至是可怕的灾难,似乎对经济的空间结构没有什么长期影响。”长崎的人口增长只用了20年就回到了美国原子弹袭击之前的趋势。
理论上讲,如果城市是有弹性的,那么纽约在实践中也证明了这一点。据该市审计长计算,2001年的“9·11”袭击导致世贸中心倒塌,造成830亿至950亿美元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双子塔所在的曼哈顿下城,失去了近30%的办公空间,暂时解雇了10万名工人。
但在2002年,纽约市新当选的市长Michael Bloomberg开始鼓励企业搬到市中心,城市的商业占比随之出现反弹。自袭击以来,该地区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到2007年,就业率已恢复到以前的水平。第二年雷曼兄弟倒闭,使得作为城市期间产业的金融服务业非常脆弱。到2018年,尽管金融服务行业在曼哈顿下城的就业岗位刚刚超过1/3,低于2001年的55%,但它仍然强劲。即使是飓风“Sandy”在2012年造成的190亿美元损失,也只不过是暂时的。曼哈顿滨水区当下的房产价值比飓风前高出70%;皇后区滨水的房产价值更是高出了128%。
但是,如果这次大流行不仅仅是类似往常的又一轮冲击呢?如果城市的经济基础和税收收入发生结构性变化,即便能够摆脱灾难,城市仍然会衰落。同样,纽约有历史能证明这一点。
和其他美国城市一样,纽约在20世纪60年代也发生了暴乱,1969年到1974年间,两次经济衰退导致纽约市失去了近3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在这期间,美国大多数城市都经历了“白人中产阶级逃离(white flight)”,纽约也是其中之一。上世纪70年代,纽约市净损失130万居民,他们当中几乎都是白人,超过了洛杉矶和芝加哥的总和。
纽约的税收基数不断缩小,到1975年,该市无法支付账单和偿还债务,向当时的总统Gerald Ford请求帮助时也遭到了反对。“FORD TO CITY: DROP DEAD”——每日新闻以144号的字体在头版刊登了这样的报道。
伴随着预算削减,13000个教学工作岗位就此消失。在纽约,虽然犯罪越来越严重,但四年来城市没有雇佣警察,被逮捕人数下降了1/5。地铁成为不安全的场所,涂鸦随处可见,公园成了毒品的据点。如今,St Mark’s Place上到处都是繁忙的酒吧、咖啡店和瑜伽室。它的肮脏程度足以为Led Zeppelin乐队提供一张关于城市衰败的专辑封面图片,也足以为抢劫、谋杀、食人的犯罪活动提供场地。
但这座城市仍然拥有将知识工作者聚集在一起的优势。上世纪80年代,Drexel Burnham Lambert证券的Michael Milken发明了垃圾债券,使得大型私募股权公司KKR的联合创始人Henry Kravis得以完成第一次杠杆收购,并彻底改变了企业融资。这并非不存在争议,Mr. Milken的一些金融活动让他被捕入狱,但这确实帮助纽约恢复了偿付能力,更恢复了活力。
纽约现在的状况比上世纪70年代要好得多,但预计到6月底将有大约90万工人申请失业,这一水平远会高于经济大衰退或2001年袭击后的水平。因为这场大流行,许多企业已经关闭;有些企业甚至可能永远不会重开。而新的员工可能非常缺乏。在纽约,移民几乎占到了小企业主的一半。目前还不清楚何时会取消对移民的限制。
即使联邦政府慷慨大方给予帮助,学校、医疗保健和地方政府的预算也将大幅削减。纽约州州长Mr. Cuomo认为,迄今为止联邦提供的75亿美元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还需要近10倍的资金救助。更差的服务可能会阻碍那些已经因为病毒逃离的人返回城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每20个纽约市居民中就有一个离开了纽约,进而选择居住在他们儿时生活的邻近州。对于曼哈顿这个最富有的区来说,离开的比例是1/6:在曼哈顿最豪华的区域(按邮政编码划分),这一比例超过了1/3,大多数死亡都发生在曼哈顿之外的贫困社区。
疾病的进一步爆发,既会导致经济恶化,也会削弱人们返回纽约的想法。Mr. Glaeser认为,SARS-COV-2病毒(引起COVID-19的病毒)的持久威胁“可能导致严重和长期的再定位,至少对于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来说。”值得注意的是,除流行病外的疾病通常也在城市中传播得更快;Mr. West发现疾病在城市中的传染往往比城市本身增长得更快,就像工资和生产力一样。
而在病毒得以被控制的未来时间里,如果个人便利和企业战略都让远程工作从临时的权宜之计转变为城市经济的常态,资源聚集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其伴随的城市复兴可能仍会丧失。
以曼哈顿工资总额的三分之一的金融服务业为例。巴克莱、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这三家银行在曼哈顿雇佣了2万多名员工,在其办公大楼中占据了93万多平方米(10万平方英尺),这一面积大致相当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中心的所有办公空间。摩根士丹利的老板James Gorman曾表示,该公司“证明了可以在没有实体办公空间的情况下运营”,尽管他后来强调,公司的大部分业务仍将在办公室进行。巴克莱首席执行官Jes Staley曾表示,“把7000人安置在一栋楼里的想法可能已经成为过去。”纽约最大写字楼租户之一的摩根大通也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表示,该公司正在审查将允许多少员工返回办公室工作。
纽约私募股权公司黑石集团(Blackstone)的房地产投资部门负责人Ken Caplan表示:“办公空间是最大的争论点。”遵守社会疏远措施似乎需要每个工人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内有更多的空间。这将使公司有理由在不增加办公空间需求的情况下,鼓励员工部分或全部时间在家办公;Mr. Caplan对办公空间的长期需求仍充满信心。
如果员工们能一直在家工作,一些人就会永远离开城市。房地产平台Redfin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居家工作者表明,如果有机会永久在家工作办公,他们会离开自己的城市。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夸张。有可能搬离城市和真的搬离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在房地产网站上的搜索并没有显示出人们十分渴望生活在偏僻地区(对真正的纽约人来说,这基本上意味着纽约市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纽约市审计长Scott Stringer认为,飞往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等地不太可能。“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笑着说,“因为他们必须住在那里定居。”
更重要的是,一个完全分散化的工作团队,无论是对于公司员工(在寻找更好的工作方面)还是对于雇主,不管团队多么的懈怠或者团结,都不能获得城市所能提供的所有好处。花旗银行的高管Paco Ybarra曾表示,过去已经建立的面对面的客户和团队关系,让远程工作可以进行,但这样的关系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
因此,当个人和公司试图将在线联系与充分接触城市生活结合起来时,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平衡点。线下办公将成为一些人的记忆,一些人的日常乐趣,大多数人的节日庆典。
持续的居家办公将鼓励一种新形式的城市扩张。长期以来,因为工作机会和生活基础设施都非常宝贵,市中心附近的房产价格和租金都很高,小公寓也很值钱。如果每天的通勤潮减弱,客户群的缩水会进一步削弱城市的优势。于是,搬到城市外更宽阔地区的吸引力也会增加。Redfin的经济学家Taylor Marr说:“同样的通勤时间下,如果你一周只需要上两三天的班,你可以选择住得更远一些,在一个更大的房子里实现居家办公。”
城市一直是繁荣的引擎,也是减少现代生活方式对环境破坏的一种方式。在之前的动荡中,纽约这类城市的复苏,取决于人们在城市中的聚集,而非分散。人们一同踏上拥挤的地铁或电梯更像是面对恐怖主义的一种反抗。
面对这场大流行,城市的领导者将无法仅依靠其居民坚韧不拔的韧性来重启城市。他们需要提出有富有创意的方案,帮助工人们安全出行,并确保城市有追踪和检测接触者的能力,以防止疫情的第二次爆发。他们还需要密切关注人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地点可能发生的变化。如果纽约能够在增加远程办公的同时保持城市活力,它可能再次成为全球城市的典范。如果这点不能在纽约得以实现,高密度的城市也终将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