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国城市设计实践伴随着快速、高密度、大规模的城市化,在物质性建构的需求推动下追求中观乃至宏观的空间形构,并具有显著的规划实施导向特征,在城市设计方案获得和规划执行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与教训,伴随着理论缺位的困惑。城市设计实践与绝大部分都市主义理念所倡导的以实践改变城市具有相通性,如何通过都市主义思辨什么是好的城市及其空间范型,有助于认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相对缺乏的“反城市”精神,并启发对未来中国城市设计的趋势及本土理论建构的思考。
关键词
城市设计;都市主义;空间范型;中国实践
(全文刊登于《》2020年第2期)
本文引用格式:王世福, 吴婷婷. 都市主义与中国城市设计实践[J]. ,2020(2): 102-108.(WANG Shifu, WU Tingting. Urbanism and china's urban design practic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0(2):102-108.)
1 什么是好的城市设计——空间范型的困惑
城市空间作为美好生活的物质承载,从社会、经济、技术、美学、文化、生态等各个维度对于城市的评价都与城市建成环境的空间形态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好的城市空间形态是回应这些评价的预期所在。然而,什么是好的城市,以及什么是好的城市设计,都难以绕开空间范型弥失的困惑。
1.1 理论角度的空间范型
荣格的原型理论(archetype) 认为原型是一种深层的有力量的结构形式和稳定沿袭的文化心理模式,揭示了“集体无意识”对人类活动的深刻影响,启发了众多学科领域。在以空间设计及场所营造为目标的城市设计领域,同样存在结构化心理模式影响下的美好城市空间预期,并可能被复制,本文称之为“空间范型”。
作为经典理论,林奇的《城市意象》与雅各布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分别于1960年与1961年出版。前者通过城市环境认知调研和归纳,自上而下地建构出城市意象五要素,强调空间认知经验的可结构化;后者则倡导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所需的城市空间,强调空间场所的社会价值,具有去结构化的特征(图1)。前者影响城市设计至今,后者则作为经典城市批评始终伴随着规划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同样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两部经典著作背后蕴含着物质形态与社会人文对于美好城市的深刻范型冲突。
图1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与《城市意象》
空间范型是城市设计学科自出现以来持续探讨的话题。既有理论建构的学说又有未来城市的假想;既有来自历史城市范本或现实空间模式的归纳和总结,也是一种反映内在价值观的设计语言,因人因地因文脉因生活方式而异。一个理想的空间范型的获得应该是基于公共审美思考的,政治上可接受、经济上可实现、社会上可认同的结果(王世福,2013)。空间范型有助于塑造城市地方化的特质,有的因为适应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而不断生长繁衍,有的则因与新的生产生活状态冲突而逐渐消失瓦解。林奇于1981年的著作《好的城市形态(Good City Form)》中承认自己在1960年代关于居民对城市的理解偏于静态化和简单化,并认为对于秩序的过分强调会忽略城市形态的模糊性、神秘性和惊奇性。为了论述什么样的城市形态是好的,林奇提出需要将有关城市形态的规划决策理论、功能理论和一般理论综合成一套标准理论,将人的价值观融进对城市形态的探讨中。
1.2 建成尺度的空间范型
城市空间意象既是具有超人尺度的宏大性、结构性、拼贴性的整体,也包括个体可感知的视觉性、精神性、生活性的片段,在城市建成空间中也普遍存在,产生了不同程度地复制性实践。
从微观尺度上看,中国传统生活空间单元以居住合院为范型,在历史传承中以同源性结构演化出千变万化的建筑空间,并通过街巷体系向街区生长,是中国传统城市形态中极具文化意蕴的空间范型。“拱廊”是欧洲城市商业空间的范型,“市政广场”则是欧洲城市公共空间的范型,它们都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以及北美城市的建造。代表着“美国梦”的郊区独栋或连排住宅也具有美国式美好生活的空间范型意义,形塑了美国的郊区化。
从中观尺度上看,实体建筑群肌理与外部开敞空间构成抽象的二维图底关系,体现了公共性与私密性的连续空间组织,往往呈现出某种韵律与秩序,经过长时间的生活体验得以成为共同建构。这类空间原型经过简化可具有符号的属性,集形式、功能和意义于一体,与文化习俗、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等相关联(何依,邓巍,2013),具有可复制性。如里坊式街区反映传统生活方式,“单位大院”也作为体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空间范型大规模地推广建设。
从宏观尺度上看,城市空间范型往往具有超越个体可感知但显见的几何秩序特征。《考工记》中的方城是中国古城的空间范型,且与中国传统建筑四合院落具有鲜明的同构和分形特点。欧洲城市的轴线体系组织堪称古典主义空间范型,用纪念性艺术形式来表达秩序并彰显荣耀与富足;奥斯曼巴黎改造以轴线加放射线构成主从有序的城市形态,使得巴黎成为美丽城市的空间范型,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各国及20世纪初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同一时期,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影响着英国新城实践,奥姆斯特德的纽约中央公园开启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城市大型开敞空间,产生出一种新型的网格加中央公园的城市空间范型。美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以巴黎范型与现代主义实践为交织,至1950—1960年代在城市规划与建筑学日益分离的背景中形成相对独立的城市设计新学科,并孕育出丰富的都市主义思潮引领的空间范型讨论。
从历史上看,不同的文化提供了不同的城市空间范型,清晰地表达了作为传统的城市形态。现代主义也提供了按照规划设计实施的极具几何构型的城市,如巴西利亚、昌迪加尔、堪培拉等。长春(图2) 因其作为伪满首都的特殊背景,实践了非常独特的范型融合,日本统治方偏好的星型放射范型与伪满皇宫的中国式南北中轴范型拼贴,交织了中西范型并得以实施,体现出自上而下清晰的目标性,反映了决策者价值观与空间范型存在联系。
图2 伪满时期长春市总体规划(左) 与2016 年卫星影像图(右)
2 都市主义的回顾——“反城市”精神
都市主义(urbanism,又被称为城市主义) 来自于法语urbanisme,于19世纪末被引入英文语境中(C. Waldheim, 2016),也被译为城市性、城市主义、城市生活、或都市状态等。“都市主义”这一译法受到台湾规划学界的翻译习惯影响,也因21世纪以来以景观都市主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城市思潮,如日常都市主义、后都市主义、食物都市主义、战术都市主义等快速发展。中文用词使用“都市主义”,包含着与“城市”概念之间微妙的差异,即“城市”是具有管治主体的具体地理空间,而“都市”则更多地作为一种状态。
2.1 丰富多元的都市主义:从社会理想到综合实践
都市主义具有理论、运动、宣言等各种形态,它们之间既有交织也有辩论,反映了城市认知和价值观的不同视角。简要回顾其起源和近30年以来的多元思潮,可以发现都市主义不仅反映着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理想,更包含着对当时城市问题的深刻批评和积极实践。
1937年,美国都市主义委员会成员之一,社会学家沃斯(L. Wirth, 1938)提出“都市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代表国家成熟的一个标志”(Urbanism Committee,1937)。这一定义不仅掀起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都市主义学术辩论,还标志着一个城市社会学研究流派的形成。
广为人知的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 思潮兴起于1980年代,集理想性与实用性于一体,同时也是极具组织性的城市运动(道格拉斯·凯尔博,等,2014),被广泛应用于城市设计实践与教学。它批判郊区化生活缺乏公共性,提倡混合使用、提高密度、步行街区、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等,这些理念被有效地原则化和规则化,创建了一系列设计导则,强调通过公共空间营造建筑之间和谐互动的关系,不关注单个建设项目或非结构性的细节空间。新城市主义者们用大量实际项目驱动城市设计成为塑造整体性环境的设计工具,对当时美国的郊区化蔓延、城市中心的衰败都有改善的效果。
对新城市主义理念构成激进挑战的是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其学派的发展动机源于景观学对自身学科价值的反思以及对城市问题积极关注,他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跨专业思潮运动。景观都市主义者们提倡用景观替代建筑成为刺激城市发展的基本媒介,期望跳脱景观范畴和城市规划设计结合,介入城市结构、扩大设计尺度,并强调艺术性、社会功能、文化认同等内容,其设计研究的主要方向有工业废弃地的修复、自然过程作为设计形式、景观作为绿色基础设施等(杨锐,2009)。有学者建议其创意的思想应转化为明确的城市范式(R. Weller,2009)。
日常都市主义(everyday urbanism)传承了雅各布的社会关注,注重通过对已存在区域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调和重组获得新的意义,同时接受视觉的“无序”,“非正式”的灵活空间。近年来兴起的战术城市主义(tactical urbanism)提出通过短期的、低成本和小规模的干预来促进城市品质化发展的长远变化(张翰卿,陈莉莉,2016)。在存量更新和公众参与的语境中,战术城市主义和日常都市主义都具有相当积极的现实意义。
整合都市主义(integral urbanism)(N. Ellin,2013),认为城市系统不是要达到一个稳定的理想状态,而是要不断地寻求重新整合,同时又包容差异而保持每一个体完整性。这种整合是多学科、多尺度、跨时空的、跨“资本——工具——愿景”的(王妍,2013)。
生态都市主义(ecological urbanism) 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如何用更少的资源建设城市,崇尚将设计作为一种积极的生态介入,而不仅仅是消极地保护自然(杨沛如,2010)。食物都市主义(food urbanism) 和农业都市主义(agricultural urbanism) 理念是基于北美都市农业和食物系统的规划研究,着重关注城市食物安全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新技术方法方面,动态都市主义(live urbanism) 将城市视为被异构过程驱动的多维聚合体,可建立“城市——管理——人”反馈回路(B. Resch,等,2012),使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之间获得真实联系。参数都市主义(parametric urbanism) 则通过特定的程序设计工具去处理形式、功能和环境等一系列设计变量,尝试城市设计方法的先锋式探索(P. Fusero,等,2013)。
2.2 都市主义的思想根源:“反城市”精神
在实践导向下,都市主义快速发展出近百个话语构成的庞大谱系,关注空间形态、社会关系与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城市形态方面,反对低密度的城市蔓延,鼓励高密度混合功能、适合步行的人体尺度。社会关系方面,反对匿名隔离的社会关系,强调社会交往和公共领域的重要性。生活方式方面,倡导健康、积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把绿色、快乐、宜居等作为判断一个城市是否成功的指标。
2.2.1 关注“非增长”要素
在纷繁的都市主义演绎过程中,不乏在社会学层面充满的理论思辨与学术争论,但是在城市工作与设计策略建构方面却表现出了巨大的活力,尤其是其对增长主义话语的质疑和反击。虽然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城市竞争在城市规划中长期占据着主导话语,但是都市主义策略却极少出现对增长与效率的偏好,更多地表现出了对社会的关注与对建成城市的批判。更具改良意义的是,都市主义不再停留在对城市问题的批判与预测,而是积极通过设计干预来修补城市空间,并重新定义都市生活价值。都市主义的大部分要素来自于增长主义所忽视的“非增长”部类,例如景观、生态、可持续、步行、社区等等。这些非增长要素或来自于自然,或来自于传统,或来自于自组织或非正式行为,往往并不具备直接促进生产和发展经济的作用,但是在修补城市短板、转变城市生活方式与提升生活质量方面却具有特殊作用。
2.2.2 强调“反城市”意识
在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反城市”意识长期存在。工业革命后,城市的环境、健康与卫生问题受到普遍的批判,托马斯·杰斐逊曾把大城市的出现比作“人类道德、健康和自由的瘟疫”,卢梭则认为当时的城市是“坑陷人类的深渊”(杰夫·斯佩克,2015)。在彼得·霍尔看来,现代城市规划作为一场学术与专业运动,是针对19世纪城市“邪恶(evils)”的反应(P. Hall,1988)。二战以后,新兴都市主义思潮虽然延续了城市社会学的“都市主义”名词,但是普遍在本质上拒绝接受沃斯所描述的匿名、冷漠的城市社会,而是以城市为新的舞台,以建筑、规划、景观、社会、政治等不同方式不断尝试通过新的路径实现符合特定理想的城市生活方式。
2.2.3 从“逃离城市”走向“城市的胜利”
2011年,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 的著作《城市的胜利》(Triumph of the city) 一经发表很快成为畅销书,其观点挑战了在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反城市”文化与郊区化生活方式。格莱泽认为多人口与高密度不仅没有摧毁城市文化,还有利于新技术与人才的集中,通过形成多样化的生活服务与经济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甚至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与保护生态环境(E.Glaeser,2011)。
追溯西方都市主义的发展与演变,“反城市”精神始终存在,一方面体现为对大城市充斥的无序和丑陋问题的批判,特别是对功能性工业城市和高密度紧张城市的厌恶;另一方面体现为历史主义和保守主义情结,尽可能保护传统建成区,甚至维持乡村田园居住模式,放弃高密度城市的选择。但是,通过积极实践,都市主义从早期“逃离城市”的悲观态度转变为以“城市的胜利”为宣言的积极策略,激发出精明增长、步行友好、紧凑韧性、健康城市等规划理念和原则。在这个过程中,都市主义某种程度也成为增长主义的调和剂,包容性地将多样化的非增长要素纳入在城市实践中,是当前都市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3 中国城市设计实践中的都市主义——方案获得与规划执行
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设计实践伴随着增长主义特征的城市化,在拓展型物质性建构需求的推动下,无暇思考适合中国城市的空间范型,追求中观乃至宏观的空间形构,并具有显著的规划实施导向特征,已建设了一批极具显示度的城市新区。本文认为中国城市设计必须回答两个基本问题:如何获得好的城市设计方案和如何执行好的城市设计过程。虽然在这两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与教训,但也一直伴随着中国城市实践是否应该产生中国城市设计理论的困惑。
3.1 获得好的城市设计方案:拼贴与折衷的都市主义
“设计”是一种有目的的创作行为,是为了构建一种有意义的秩序,也是对未来多种可能性的预先设想。设计城市注定是与审美与创意关联的,且具有谋划城市发展和解决城市问题的功用。好的空间形态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巨大和深远的(道格拉斯·凯尔博,等,2014)。一个好的蓝图能够激发共同想象与空间向往,既赋予人们审美的愉悦与乐趣,也有助于促成目标与共识的达成。因此,获得好的城市设计方案实质上是一种选择性决策,首先需要鼓励吸引创意,其次也必须进行择优评估。
3.1.1 方案获得中战术性的拼贴都市主义
通过竞赛吸引创意并获得城市设计方案方面,中国已经是国际热区,吸引了世界各国的设计精英参与,尤其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深圳为例,2019年面向全球征集的各类城市设计国际竞赛项目多达17个,总共获得约120个咨询方案,涉及的境内外参与单位两百多家,包括了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景观设计以及相关策划咨询机构(图3)。如此巨量的国际创作在前沿概念、视觉表现、技术应用等方面可谓集全球之智慧、探未来之潮流了。但是,在标新立异、个性张扬的创意呈现背后,也遗憾地看到地域性、文化性的式微,套路性的宣言和图像化的拼贴难以掩盖因空间范型弥失、公共审美迷茫的困境。具有超级视觉冲击力的宏伟轴线、超级地标、标准化图底鲜明的街区、丰富别致的滨水轮廓等频频展现在城市设计方案的图纸与多媒体中,但往往缺乏有关形态生成的都市主义解释。在城市设计方案获得的环节,无论是境外设计团队,还是境内境外联合体或者境内设计机构,都大量地运用全球优秀城市案例作为参照意象或者直接作为概念生成的启示,也就是说,从城市设计的空间决策选择视角考察,中国城市设计本身就崇尚拼贴都市主义、战术都市主义,其优点在于直接借鉴优秀城市的经验,但缺点也是显然的,城市设计的在地性和场所精神存在诟病,很容易被注重文脉传承的都市主义批评。
图3 2019 年深圳城市设计相关国际咨询项目空间分布
3.1.2 择优评估中折衷性的整合都市主义
择优评估方面,城市设计方案一般通过专家评审、综合深化之后,由地方规划部门具体纳入规划执行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从注重概念性设计意象及效果表现到设计理念、空间创意与可实施性并重的演进。
城市设计方案竞赛的中标方案一般是以专家组投票的方式产生的,姑且不深入探究不同投票方式如何影响方案选择的结果,仅就如何在获得最具创意的设计与最有可能的实施之间的权衡而言,不同的评审情景、不同的专家构成,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笔者有机会参与各类城市设计竞赛评审,过程感受非常复杂、微妙,其间充满对中国美好城市不同理解的辩论和选择,更充满了尊重程序的折衷。除了有时受到地方决策者一定程度的影响之外,总体上评审专家还是本着各自的专业判断力进行方案选择的,技术因素包括设计结构、开敞空间、建筑形态、交通及其他公共设施等,而深层次的喜恶往往包括密度、开发利益与公共性的平衡度、原创性或形态创新程度等带个人偏好的主观因素。通过数轮淘汰而产生的中标方案往往是缺陷暴露最少的,而不是最具想象力或者最具创意的方案。相对于设计团队,专家对现场情况和设计文件的了解掌握都因时间有限而依赖经验,主观偏好的因素是明显存在的,且评审过程一般也不允许进行学术性的讨论。规划部门加入实施可能性评估之后往往还必须要求中标方案深化做出各方面的折衷,其结果往往是作为整合方案大大偏离了设计竞赛中最有价值的创意。
3.2 执行好的城市设计过程:作为公共政策的中国城市设计
通过在规划管理过程中执行精细化的设计控制,是值得指出并讨论的中国城市设计实践经验。国内一线城市拥有强大的专业精英队伍,规划部门一方面持续探索在获得好的城市设计方案环节更加综合的评选标准,另一方面也不断改进在执行好的城市设计过程环节更加有效的目标实现。中国城市已经收集了当今全球最前沿的城市设计智慧,国内城市设计的专业能力也已显著提高,大部分城市已经将城市设计方案转化为地块开发控制图则并纳入设计审查与规划许可。
以广州国际金融城为例(图4),国际竞赛后市政府聘请被采纳方案的设计团队,与中标的设计单位共同深化了地块控制图则,确保设计意图与规划控制体系对接。以院士领衔的顾问团队,制定了各细项设计导则及设计审查程序,设定了“关联地块同步审查”“先建地块优先”等创新审查方式,对每个开发项目与金融城整体形态关系,尤其是与其对称、相邻位置项目的关系进行严格的设计审查。在这个过程中,业主、建筑设计师、规划部门充分沟通交流,有效地实现了具有集体行动意义的城市设计执行过程,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实践等方面均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刘利雄,王世福,2019)。
图4 广州国际金融城采纳方案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城市设计工作的日益重视,这种以特定地区顾问总师或地区总规划师制度建立衔接行政许可与设计创作的平台,强调通过城市设计获得地块开发与城市整体更好的关系,实现地块开发的建筑创意与城市整体的公共空间更好的协调和融合。这种城市设计制度创新对于开发利益与城市公共利益的协调,在实践层面呈现为“城市设计作为公共政策”理论的中国实证。
4 都市主义的启示——机遇与挑战
都市主义思潮带着“反城市”的初心,通过有力度的批判或宣言引发深刻的关注,直面问题并积极实践,既反映了变革中的城市性,也为解决城市问题提供了选项,同时也指引了城市设计营造美好城市的发展方向。
4.1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反城市”精神的缺位
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由城墙、集市共同涵构的“城市”概念,具备与乡村生活方式差异对立的社会学意义,也一直具有显著的政治、经济集聚优势。近现代我国未经历大规模工业化拉动的城市化。新中国成立后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格局进一步扩大了城市在就业、公共服务、资源配给等方面的优势,城市的吸引力持续增加。虽然其本身有关城市性的现代性和公共领域建构并未充分发育成熟,但相对优势从未受到质疑和挑战,始终是老百姓的一种向往。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工业化才真正拉动了中国城市化,城市化率从1990年的26.44%,2011年跨越50%并持续上升到2019年的60.60%,巨量人口从乡村转移至城市生活和就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压缩在极短周期且极大规模人口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始终扮演着胜利者的角色,代表着活力、先进、财富与成就,既缺乏真正“逃离城市”的郊区化,也极少出现强烈的“反城市”意识。虽然城市也暴露出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病,也出现过2020年初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及2003年SARS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但中国城市仍然积极地通过治理能力的提升予以面对。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反城市”精神的缺位,既有历史现实的必然性,本身也是集聚增长主义主导的巨大成就。高密度聚集作为可接受的人文传统加上资源约束的人地关系,也难以发生西方式的“逃离城市”。也就是说,缺乏“反城市”精神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所能启发的都市主义,注定是一种不得不更加包容、不断修正增长主义的“更好的城市”,可能是通往中国式“城市的胜利”的特殊的艰难的历程。
4.2 中国城市设计的机遇:强干预能力的制度优势
自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以来,城市设计被期待为改善城市环境、塑造城市特色、提高城市品质和解决景观风貌管控等问题的“专业”药方。雄安新区起步区的城市设计国际竞赛中,“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被明确作为要求提出,也说明了城市设计被期待为更深刻的城市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一种“专业”手段。
大多数都市主义的城市设计实践都倡导通过设计干预空间来引导甚至重新定义城市生活方式,中国城市设计具有的融在城市规划行政中的控制权力有助于控制城市开发过程来实现空间理想。这种基于中国制度优势的对于空间生成的强干预能力具备更大的构建公共审美的可能性。很多美好的城市形态背后往往就是这种强干预能力,如民国时期广州执行的在指定街道强制性建设骑楼的法规,塑造出一种来自决策管理者关于城市街道公共空间的审美偏好,通过公权对于私权的强干预构建了街道的公共审美。
4.3 中国城市设计的挑战:弱批判理性的范型危机
规划控制自上而下的强干预能力同时也导致“官方审美”的强大,城市设计事实上辅助了政府英雄主义的发展,宏伟蓝图式叙事空间成为政府对于城市设计作用的主要理解,从城市建成形态中甚至可以识别出不同行政意图空间表达的叠加。地方政府的决策者认为城市形态与竞争力关联,因此积极通过城市设计“打造”城市“名片”。缺乏集体行动与社会责任的开发商们,经由规划控制合法地拼贴出糟糕的城市。城市呈现一种经济力驱动的非常蒙太奇式的堆砌,消费主义成功地诠释并承接了城市中生产出来的巨量空间(王世福,2013)。中国城市设计实践中充满了去地域性的意象拼贴和复制,政府强大的决策与实施力量在城市扩张中与随后跟进的市场开发力量叠加,空间生产中也呈现出缺乏都市主义批评的套路或者模式,城市充斥了范型危机。比如,政府大楼加行政广场成为一大批城市的中心区范型,诸多地方政府以深圳的深南大道加摩天楼的模式作为“成功”拓展新区的空间范型,在质疑中始终践行的“大马路+大街坊”范型,房地产开发带来的门禁花园楼盘模式等,是一系列在实践中形成的缺乏都市主义理性批判的空间范型,既显著地定义着城市扩张的形态,也叠加在传统城市肌理之上,共同演绎着城市中国的形态。
在如何获得好的城市设计方案环节,总体上缺乏一个相对理性的评估体系,有关“什么是中国的好城市”的批判思辨理性是相当缺失的。彼得·罗(P. Rowe,2017) 认为中国受现代主义的影响是外力强加的,直到自己经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对于未来仍然充满着困惑,于是出现了痉挛式的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与这种持续困惑伴随的是持续的城市设计实践以及建成形态,因此,中国城市设计非常有必要讨论如何以空间范型指引好的城市。
5 讨论:中国城市设计发展趋势的讨论
受都市主义启发,好的城市设计一定遵循智慧理性包容的干预原则,朝向构建公共审美、承载美好生活的目标有效地实施。因此,中国城市设计有必要在空间治理实施能力持续提升的同时,注重技术方法创新与本土理论建设。
技术方法创新方面,充分关注信息时代新技术广泛应用对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通方式和休憩方式产生的剧变式影响。互联网、影视等媒介和交通工具及轨道站点所传递的空间意象将叠加于传统的基于身体体验的认知地图之上,城市意象已不再仅仅依赖于步行者的亲身体验,更加呈现使用者导向的集体性节点叠加特征。不久的将来,规划设计可能实现从数字采集到数字设计,再到数字管理的跨越(王建国,2018)。城市空间的实时全面感知、城市公共参与的日益深入,都将推进中国城市设计在获得方案与实施执行方面的技术方法创新。
本土理论建设方面,深入探索中国城市空间范型建构的基本问题。城市空间的某些构成要素如生物遗传基因般影响着城市的形态演化和发展,需要加以综合统筹以促进城市建设与自然保护、历史传承的共赢(段进,等,2019)。城市设计是否有用,除了局部精致的地标区域,还可以从一座城市的日常生活空间品质中看到、感受到;可以从一座城市的建筑是否有地方性或设计感来评价。中国城市生活方式显然具有一定的本土特性与文化价值,而如何进行辨析并建构中国人民美好生活承载的空间范型,是城市设计本土理论建设的关键任务。
总之,中国城市设计实践既期待本土的都市主义,更呼唤系统的理论建设。如何通过都市主义思辨什么是好的城市及其空间范型,有助于认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缺失“反城市”精神的问题和困惑,也对未来城市设计的趋势具有相当程度的启发意义。本文在这个方向上做出一次尽可能深刻的思辨与讨论,旨在倡导中国城市设计实践中理应产生的中国城市设计理论。
作者简介
王世福,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吴婷婷,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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