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您的博士论文是有关世界工业设计史的。《李德华文集》中,您探讨其作为“设计师”的作品和思想渊源。是何种契机让你转向了历史保护,工业设计史与遗产保护是否共享了某种学术价值和标准?
A:1987年拜罗先生为师, 不久她就给了这个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因为是个直接的任务,为学院刚开办的工业设计系做历史课程的学术建设。当时研究条件实在有限,但尽力去做了,第二年就开课。后来博士论文完成后,又与罗先生一起修改联名出版,也用作教科书,为工业设计系讲了近10年的课。
这个专业我们是国内首创者之一,但我觉得对同济人来说,成立这个系似乎是早就想做的事情。包豪斯打通各种领域的设计教学传统,在同济一直坚持,并追溯到罗先生李先生们在圣约翰大学所受的设计教育。他们当时在黄作燊先生主持的圣约翰建筑系学习工作时,从家具、室内、服装、纺织品、舞台设计一直到工业和民用建筑以及城市规划,样样都涉及,没有严格专业界限,更没有专业壁垒。我并不否认专业化的先进性,但那种相通很重要,它可以为设计的共同基础探索观念和方法,也可以避免把我们的生活世界割裂开来。所以,当时学院开出设计系有基础,一些课很自然地从建筑学中延伸出来,第一届系主任王曾伟老师自己就是个既做建筑又做家具的能手,而当我去梳理西方工业设计史时,其基本问题和历史线索也都有许多共同之处。
李先生对我走进设计史的学习帮助很大,回想起来就是一个点拨,或只言片语,但却深刻而难忘。记得博士论文准备发表时,他送给我一本德国当代设计展专辑,名为《物尽其用》。当时在“后现代”影响下,德国产品仍延续简洁形式,容易仅被解读为极少主义风格,而这个专辑的主题及内容,唤起了对现代设计传统的价值重识。比如经济概念,这其实是一种设计思维,有限之中最大程度发掘物质潜能,它不是贫乏的同义词,而是在发现和巧思中,让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形成新的生活形式和美学,所以是设计智慧。看李先生为数不多的作品,从家中的相框、家具到同济教工俱乐部的设计,看起来简洁平实,但其实你用起来就能看到很多突破惯常思维的手笔,机智、幽默又从不离开使用的舒适性,充满情趣。二战后西方将现代设计的探索进入广泛实践,其设计成果显现在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我们的探索实践在1950年代后期被抑制了,同济教工俱乐部的境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现在我们重新开始发展,要脱离对西方的学习模仿,还要走不少的路。
毕业后跟罗先生在建筑历史教研室工作,投入建筑史教学是我的任务,也是我的乐趣,而设计史是一个关键的起点和积累。多年来我将西方现代建筑史的教学与对近代上海建筑史的研究建立起某种关联,从历史研究入手,从世界范围解读地方遗产,建立一些切实的价值认识,推动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