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孟买了如指掌的朋友吉里什为我画过一张孟买通勤者的“阵型图”。在(自北向南)从波利瓦里开往教堂门的火车上,要在中央火车站下车的乘客站在最当中,分别要在乔格什瓦里、班德拉以及达达尔下车的乘客则围绕着他们,按照顺时针排列。
如果你第一次坐孟买火车,且打算在达达尔下车,那么你一上车就要大声问:“达达尔!有在达达尔下的吗?”人群会自动自发把你推往车厢的指定地点,好确保你在到站时顺利下车。每一站的站台随机建在不同侧,车厢没有门,只有左右两个巨大的门洞。火车快到站时,你须在列车完全停稳前一跃而下,不然会被涌过来的人潮重新推回车厢深处。
每天上午,等火车再度开回始发站波利瓦里时,乘客的人数总多得超乎想象。“这么多人……为了抢座位吗?”我问。吉里什用“你真缺乏常识”的眼神看着我,说:“不,为了抢上车。”谁让火车厢在两站路前(马拉德站)就陆续填满了回程的乘客。
高峰时段的火车一等厢同样严重超载。吉里什的哥哥达门德拉有一等厢的季票,但火车实在拥挤时,他宁愿去二等厢将就。“那里的人更愿意通融。一等厢有住尼皮恩航海路的混蛋,就是不肯挪一步,哪怕挤得青筋暴突也要钉死在原地。”
我对吉里什说我读到过一组数据,说孟买火车的乘客密度达到了每平方米十个人。吉里什张开手臂,“这样有差不多一米。”然后快速计算了一下。“不止。”他说,“远远不止。如果我在高峰时段的火车上垂下手臂,就再也休想举起来了。”
人们在火车上的行动不由自主、随波逐流。若你足够轻,可能都无需双脚着地,自会有人紧紧将你架住。1990年的一项政府报告显示,一辆有九节车厢的孟买火车的载客量为3408人。到1999年,这一数值上升到了4500人。记者帕特瓦丹在投给《纽约时报》的稿件上如此写道:
可笑!我们巨细靡遗地规定不同型号和尺寸的车辆只能运载为数多少的动物(奶牛、水牛、山羊、驴等等),否则就是违反《防止虐待动物法》,会受交通部出台的纪律条例的处分。可悲!我们生而为人却没有制定任何法律法规,强令车辆一次最多只能运送多少乘客。
我问人们如何能忍受这样恶劣的乘车环境,他们耸一耸肩,说你总会“习惯”的。
通勤者于是习惯了一起出行。吉里什和另外十五人每天乘同一辆火车。他走进车厢时,已先他几站上车的人会拍拍大腿,让吉里什坐过去。他们一块儿吃早饭,每人带一道家常菜:土豆焖饭、香料米饼、炸土豆饼……他们在局促的车厢打开饭盒,与大伙儿共享。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们也很会自得其乐,讲笑话、打牌、唱歌,甚至还有人打起响板,给众人伴奏。
吉里什很清楚每辆火车上的“金嗓子”是哪几个人,譬如每天八点一刻出发的那趟车上就有特别擅长民族主义(同时也是反穆斯林)曲子的歌手。擅长拜赞歌、会斗歌的也大有人在。对抢到座位的乘客来说,歌声令他们的旅途稍稍好受了些;对只能干站着的乘客来说,歌声或多或少替他们解了闷。吉里什换了工作以后,尽管在米拉路上的家中办公即可,他依然每周乘一次去中央车站的火车,就为了和伙伴在车厢共享早餐的那份愉悦。
孟买的火车厢不亚于热闹的集市。小贩在女性专用车厢兜售内衣,高腰且极为宽松的内裤被一只只手传递着、检视着,买内裤的钱又被这一只只手递回给小贩。有的妇人因为一到家就要做饭,已争分夺秒在车厢里切配起了蔬菜。孟买市内火车上的广告和纽约地铁上的并无区别,对治疗难以启齿的疾病也从不避讳,不论是痔疮、阳痿还是脚气。淹没在人堆里的乘客可以放心浏览广告,因知晓紧贴着他的每一个乘客都可能患有相同的隐疾、可能需要服用相同的药剂或进行相同的手术而略感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