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中世纪的Kalmar城堡)
上文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了全球化对现代社会造成的冲击。接下来将继续讨论这种冲击在城市空间尺度上是如何体现的。这里有必要再次以聚落圈层结构作为空间分析的框架。
我们知道,中心地结构是典型的城市化早期(地方城市化阶段)的城镇空间结构。他包含两方面的内涵:
一是从区域城镇体系的结构来看,中心地体系是按照市场等级体系的逻辑建立起来的。小城市的市场圈范围比较小,功能初级。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市场圈的范围也相应扩大,市场的功能趋于高级化。下级城市接受上级城市的辐射,形成树形结构(图1)。
二是从单个的城市空间结构来看,城市空间包含两个基本圈层:外圈是它的市场辐射圈(腹地),内圈是它的中心服务区(城市建成区)。外圈和内圈具有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决定的关系。
先说城镇体系的变化。在本地城市化阶段,受市场逻辑决定的城镇体系与传统农业社会的自然城镇体系不同。比如,根据中国水科院杜龙江博士的研究,发现历史上京津冀区域城镇聚落格局的演变与河流塑造的地形地貌具有深刻的耦合关系(图2)。另外,从明清时期冀城县域的聚落分布图也可以看出,传统农业社会的聚落空间格局很大程度上受山水自然环境的影响(图3)。
到了全球化阶段,受全球信息网络的影响,区域城镇体系又发生新的改变。首先是出现越级联系的可能性。传统的中心地等级体系被打破。也就是说一个下级的中心地(小城市),它并不一定需要从它临近的上级中心地获得服务,而是可以直接越过临近的中心地,从更远的地方,更高等级的中心获取市场服务(网络经济为这种越级消费提供了可能)。其次,有些城市也未必需要给本地的下级城市提供服务,而是利用网络基础设施,与某些更远处的市场产生联系,导致某些城市与本地关系的脱落(图4)。
尤其是在跨国企业全球投资、管理和贸易网络的影响下,一些城市成为跨国企业的总部、研发机构及区域性管理中心的所在地,吸引为其服务的国际组织,金融街机构及专业性服务部门聚集,形成全球命令和指挥中心(全球城市),其控制力超出国家领土的范围。地方城市也纷纷寻求加入全球经济运作的网络之中,力争获得网络节点地位,大有脱离本地政治、经济和地理条件的趋势,形成所谓的世界城市体系或全球城市网络(图5)。
再说单个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全球化导致原有中心地的圈层结构破裂。首先,中心地外圈(市场圈)不再完整。受网络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影响,很多经济活动挣脱地方空间的束缚,传统的腹地对中心的依赖越来越少,转而向更遥远的地方寻求商品和服务。这样,城市腹地瓦解(市场圈的破裂,外爆)。
其次,中心地的内圈(城市中心区)也出现裂变。由于城市纷纷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中心城市出现了很多与本地毫无关系的专业功能区。比如,服务于全球企业的新型CBD,这些CBD与本地没有多少联系,其选址区别于传统城市CBD的中心区位,转而向城市的门户地区(尤其是航空港)靠近,形成所谓的边缘城市(图6)。
同理,一些城市的制造业基地、仓储基地、研发基地或高科技中心也都纷纷与本地市场失去了联系。这些专属功能区通过信息基础设施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某个环节相联系。它们的选址均不再局限于传统中心区位的约束,而是可以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依据成本优势、交通优势或生态优势的考虑进行空间布局。这样,传统城市中心的完整性被打破(内爆)。原来紧凑的,单中心的中心城市裂变成一系列由交通网络连接起来的岛状专属功能区。这些专属功能区彼此在空间上并不连续,中间被非建成区隔断。形成全新的城市形态:城乡边界消弭、城市区域化和多中心化。
德国学者Thomas Sieverts 把这样一种新的城市形态称为Zwischenstadt(中间城市)。他指出中间城市的典型特点就是非城非乡,亦城亦乡。无独有偶,加拿大学者T. G. McGee在研究中国珠三角的都市区空间转型中,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概念,叫desakota:一种沿着城市核心区之间交通廊道延展的农业和非农业混合功能区(图7)。
全球化时代这种城市的裂变给规划带来了哪些挑战呢?
第一,城乡边界消弭,城市尺度扩大,城市区域化和多中心化使得其空间结构高度复杂化。大都市区的空间治理超出了传统以追求设计秩序为核心的城市规划的驾驭能力;
第二,城市空间的演动因子跨尺度化和复杂化,很多空间的决定因素不在本地,而在外部。加上城市的运转速度极大提高,城市功能瞬息万变。使得城市空间的不确定性大大加强,给传统的基于精确预测的城市规划带来极大挑战;
第三,城市的不同部分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不同环节中,彼此之间的联系削弱。尤为重要的是,城市各部分普遍以追求外部链接为目标,而忽略本地服务,从而也就瓦解了以共同利益维系的城市社会的政治基础。而这种共同利益的瓦解对于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城市规划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而地方共同利益的瓦解正好给资本的全球肆虐创造了条件。这也是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在全球流行的内在原因。
然而,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化,它给世界带来的生态灾难,气候变化,以及时下正在火热上演的政治乱象足以表明它无法继续下去了。因此,作为规划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规划何去何从?我们有必要再次回到人居空间的三个圈层来建构全新的空间治理模式,并寻找与之相适应的规划理论与方法。
新的规划理论需要调和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之间的矛盾;它需要基于不同的空间圈层(场所栖居圈-生命支撑圈-认知空间圈),发展出不同的规划技术与方法;它需要调和地方服务与全球竞争之间的矛盾,需要在城市的持久性(作为实体的城市)与流变性(作为过程的城市)之间找到平衡。而这些目标的实现要求规划在未来的社会中发挥五大功能:
第一,定价值。规划对社会必须有价值输出。迄今为止,大部分的规划理论,均是基于价值的理论。田园城市,生态城镇,可持续城市,公平城市,包容城市,紧凑城市,健康城市等等,无不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城市理论。规划理论离不开价值内核。这也就决定了不要试图让规划理论臣服于科学规律或所谓的经济规律。规划可以利用这些客观规律,但规划不能臣服于它们。
第二,树远景。规划必须要发挥人类的想象力,让人类看到不一样的未来,而不是被现有的路径锁定。
第三,立规则。规划必须要通过相对稳定的规则,让市民在不确定环境下有可参考的行为准则,从而减少不确定性的冲击。
第四,化冲突。规划必须要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重新弥合被全球化肢解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
第五,促行动。规划必须要基于前述四个功能,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被动的无意识行为,转向一种有意识的,主动的创造性行为。用盖迪斯的话,就是从ACTS到DEEDS。
总之,新的规划理论,它必须直面资本的挑战,而不是与资本同流合污;它必须唤醒人类的良知以重新驯服资本。因为,如果不能驯服资本,规划就不会有明天,而如果规划没有明天,那么人类也不会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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