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传染性疫病传播途径的公园隔离效应选址;
改善城市环境的公园群风廊道初步建构;
促进休闲运动的公园运动设施增设;
促进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的公园交往空间体系建立;
催生健康生活方式的目标人群细化;
促进个体、社会与生态系统健康的公园生境体系构建。
图1 1870年代伦敦市维多利亚公园的“隔离效应”选址
图3 格拉斯哥的鲁奇尔公园(左)和曼彻斯特的普拉特菲尔德公园(右)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4 20世纪中后期帕尔默公园开展集会活动促进社会融合
在规划层面,用城市绿廊连接各区域的开放空间来促进社会融合,公共健康的落脚点不再局限于公园单体,而是开放空间体系(图5)。居民工作及生活压力的加剧促使公共绿地由生理健康逐渐转向心理健康,社区花园通过提供人与自然接触的机会和基于园艺疗法的特殊设计来促进居民心理健康。
图5 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的“绿色网络”构思,试图建立促进社会交往的空间体系
图6 伦敦口袋公园空间分布
图7 布里斯托尔市针对居民可达性设立绿地空间标准以帮助建立健康生活方式
表1 布里斯托尔针对不同尺度城市绿地空间提出有关人口、社会和生态健康战略侧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