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摘自本书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比较研究
本章主要介绍了法国理性主义的历史背景。本章在结构上承前启后,作为西方现代思维的“地利”因素,承接了前面三章的“天时”因素,同时,开启了后三章对法国理性主义和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讨论和比较。本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概括了16—17世纪的法国历史和法国宗教改革的特点;第二部分以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亨利二世、弗朗索瓦二世、查理九世、亨利三世、亨利四世、路易十三为关键人物,讨论了法国崛起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从宗教改革开始,经过三十年宗教战争,直到亨利四世签署“南特赦令”进行休养生息,最终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称霸。
* 文中的宗教改革指广义上的宗教改革。16世纪,欧洲各国先后进行了各自的宗教改革,比较典型的有法国、英国和罗马天主教会。法国可能是最早开始宗教改革的国家。早在1438年,在法国布尔日签订的《国事诏书》即规定法国国王相对法国教会有很大权力;1516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又与教皇签订《波仑亚教务专约》,使法国教会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基本完成了宗教改革。1529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以离婚案为借口,开始英国的宗教改革;153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至尊法案》,英国国王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英国天主教会改组为英国国教。罗马天主教会也进行了宗教改革,称为“天主教改革”(Catholic Reformation),或是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史学家一般把1545—1563年的特兰托宗教会议(Councilof Trent)作为天主教会回应改革派的挑战而发起的大规模的内部调整。
** Protestant的辞源为拉丁文protestatio,意为“抗议”,源于1529年查理五世宣布马丁·路德为异端之后,支持马丁·路德的萨克森选帝侯等六位王公和十四个帝国自由市代表在会中宣读了一篇名为《抗议》的文件,这些要求教会改革的派别被称为Protestant,天主教翻译为“誓反派”,在中文里他们也被称为基督教或新教。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2] 孙秉莹.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西欧史学的发展[J]. 史学史研究, 1989(2): 68-74.
[3] 徐鹤森.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对比研究[J]. 南开史学, 1988(1): 44-60.
[4] 陆锋明. 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之发轫——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37(6): 106-110.
[5] 刘丹忱. 试论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的关系和特点[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7(6): 70-76.
[6] 郭敏.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视域下的欧洲社会转型[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2(4): 62-67.
[7] 姜守明. 从复古意识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本质[J]. 学海, 2007(6): 231-234.
[8] 袁庆和.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比较研究[J]. 汕头大学学报, 1989(4): 1-13.
[9] 赵林. 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文化意义[J]. 求是学刊, 2018, 45(5): 29-36.
作者:韩汉白,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研究生
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合约》
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对教会至高无上的地位产生强烈冲击,伴随而来的是时断时续、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宗教战争。欧洲三十年战争(始于1618年),是欧洲各地新教与天主教派别冲突积攒的爆发点。当时,新教与天主教已形同水火,哈布斯堡帝国和教皇为了维护天主教体制,压制对自己权威产生威胁的新教,双方的冲突由此在中欧展开,并随后蔓延到西欧、北欧乃至南欧。
三十年战争原本是新旧教派的斗争,后期,天主教国家法国加入,但法国没有捍卫天主教会,反而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非家族利益或宗教信仰)支持新教阵营。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占领了阿尔萨斯地区和洛林地区,为日后成为欧洲霸主奠定了基础。这场战争,给控制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会以沉重的打击,使在欧洲恢复天主教统治和建立大一统帝国成为泡影,取而代之的是欧洲新的国家关系的建立。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是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签订于1648年,有10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和约》承认了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许多邦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并确定了国际关系中各邦国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这对近代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开创了当今世界政治体系的基本原则。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欧洲战乱频仍。但如各签订国所认同的,这些战争都是民族国家之间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而战,不再像中世纪时期为了某一所谓的神圣教义而发生的战争。《合约》为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和争端建立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世界秩序,由于各国权利平衡,国家间的侵略战争得到遏制,反对干预别国内政的准则开始得到认可。无论各国从战争中捞到多少好处,至少表面上各国都信誓旦旦地忠于主权和平等的原则。在《和约》签订之后的几百年间,其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尤其是“主权国家”的概念,逐渐成为国际法和世界秩序的中心原则。
作者:邱燕,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中世纪,宗教神学居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人们解决问题总是在基督宗教信仰的框架内,以维护基督宗教的合法性并证明其真理性。宗教立场摇摆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文艺复兴的人文思想,使得人们思考问题的关注点从上帝逐渐转向人自身,于是人们不再仅依赖宗教信仰而开始运用理性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是有理性、会思考的生物。基于此,人类才成为天地间独一无二的高级动物。
课堂上,梁老师也曾讲到科技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史无前例,利益最大化使得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异常发达。“工具理性”一词,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维基百科对“工具理性”的定义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或者手段的有用性,以实现事物的最大功效或为实现人的某种功利目的而服务。人类理性的思考带来了科技进步,城市规划、高效率生活空间的建设、便捷的交通,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新技术也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可以养活更多的人。这些都是人类理性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生动例子。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动力开始丧失,物质和金钱成为人们的直接追求,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1]。近代科学的理论化和实验操作化使得工具理性开始膨胀。现如今,“技术手段使科学世界替代了生活世界,抽空了理性的价值、意义维度”。
韦伯在提出“工具理性”概念的同时,提出了“价值理性”这一相对概念,并认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注定是分裂和矛盾的。事实上,古希腊时期的哲人认为,理性是道德和知识的共同基础,因此,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统一的。这有点像我们中国儒家思想里的“义”和“利”的关系之辩。工具理性似乎更侧重“利”,价值理性更侧重“义”,价值理性注重思想与行为本身的价值意义。显然,价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更为本质。对个人而言,合乎“义”的利,才值得追求,这也与基督宗教对“真”和“善”的追求不谋而合;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尽管国强民富很重要,但仅有工具理性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将正义等价值理性的追求摆在优先次序”。
从经济、科技到社会,很多领域的发展都在工具理性范畴内,现代化的大部分都是工具理性的。就拿我们现在很多本科尤其是理工科专业的课程设置来说,除了基础学科,专业学科也以实用性为目标,对于专业知识的基本原理、历史发展以及职业道德规范的培训都是弱化的。我们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不少高智商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热衷于追求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回避、无视甚至践踏公众利益与社会正义,以没有正确价值底线和原则的心灵去追求学问。
因此,理性发展需要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正义,需确定正确的价值观,以正义的价值理性去指引工具理性。首先,尊重个人的人性,但又不能完全以个人作为考量的标准;其次,以人性价值为出发点,爱人如爱己,关爱社会,即用完整理性去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自存”(个人)与“共存”(社会)互相包容、互相帮助,以实现手段(工具理性)与目标(价值理性)的协调与统一。
第一篇 源头
相关阅读
编辑:顾春雪
排版:张祎娴
——to be continued——